今年是美軍向延安派遣觀察組的第80個年頭，筆者早已撰文討論這個在許多人看起來已經老掉牙的問題，為什麼還要在此持續討論呢？大家對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早已不陌生，他從1979年中美斷交以來就被台灣方面形容為導致大陸失守的頭號戰犯，至少在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使華以前是阻礙國軍反共的元凶。
然後是駐延安觀察組的首任組長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他因為是首任的延安觀察組組長，且曾大力主張援助中共的原因，長期被台灣方面認為是親共人物。可其實在閱讀胡佛研究所的檔案後，不難發現他與中共的關係在政府遷台前已經決裂，甚至還被莫名其妙捲入了刺殺毛澤東的砲擊天安門事件當中，成為中共拒絕往來的反共人物。
馬歇爾晚年同樣後悔了自己在內戰期間偏袒中共的調停政策，轉而全面支持美國政府軍援台灣，協助俞大維採購武器。史迪威沒有活著看到大陸被赤化，但是他戰時主張軍援共軍的前提仍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將共軍指揮權轉移給他，目標仍是逼中共抗日。所以整體來看，中共在美國軍界裡沒有真正的朋友存在。
倒是合稱「戴謝集團」的謝偉思（John S. Services）與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兩位外交官，始終主張美國應該承認延安為不同於重慶中央政府的不同政治實體。他們認為美國自1898年以來實施的「門戶開放」政策到了1944年已經過時，美國不該繼續堅守以蔣中正為首的重慶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
相反的是，美國應該承認以延安為代表的另外一個中國政權，承認有「兩個中國」並存的事實。儘管重慶在協助對日抗戰方面確實對美國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他們已判定戰後的中國不會是蔣中正的天下。藉由對河南大饑荒以及敵後戰場上共軍對群眾動員能力的觀察，他們認為統治國民政府的中國精英階級與中國絕大多數草根群眾距離太過遙遠，終將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拋棄。
由留美精英打造的海洋中國
自從1898年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來，美國便奉行以維護中國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的「一個中國政策」，只與一個美國政府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打交道。受到在華傳教士的影響，這個中國政府不只要有能力統治一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中國，而且最好還必須要是一個推行民主制度的中國，顯然滿清皇朝不符合這樣的標準。
武昌起義後，試圖復辟皇權的袁世凱自然也無法得到美國支持，繼承他的北洋政府則連維繫一個統一的中國都無法維繫，自然更不可能扮演美國所期待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孫中山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則不僅無法統一全國，還推行親近蘇聯的「聯俄容共」政策，進而鼓吹中日合作反對西方的「大亞洲主義」，都讓美國難以正眼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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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到信奉基督教又反共的蔣中正，在1928年完成北伐，成立國民政府以後，美國的影響力才開始全面席捲中國。國民政府以華盛頓特區為藍圖建設首都南京，同時又引進美國資金發展航空工業，一個親美的中國政府快速形成。「門戶開放政策」的目標，更伴隨著美國傳教士大規模介入蔣中正推動的新生活運動而實現。
隨著對日抗戰爆發，主張將「門戶開放政策」貫徹到底的國務院遠東事務處處長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成為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的特別顧問。在亨培克的推動下，華府更是將蔣中正投射為在亞洲抵抗日本軍國主義以及蘇聯共產主義的自由先鋒。他在美國的宣傳中不只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更是美國價值在東亞的捍衛者。
扶植親美又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建立一個統一又民主的中國，確實是清末以來無數在華美國傳教士所積極努力的目標，只是他們所能真正尋求合作的對象多為來自沿海一帶，尤其是受過美國教育的精英。國民政府的成立，確實實踐了這個目標，讓大量來自社會階層頂多的留美精英進入服務，逐漸轉型為一個擁抱西方價值的海洋中國。
延安觀察組在對中共根據地有所瞭解後，認知到世界上還有一個不屬於西方陣營的「內陸中國」存在。（翻攝自胡佛研究所魏德邁文件）
被美國所忽視的內陸中國
謝偉思與戴維斯同樣來自美國的傳教士家庭，他們兩人也都很巧的是在四川出身，由於自幼就在中國成長，也都能講流利的中國方言，因而對中國的問題能看得比本身沒有什麼中國經驗的亨培克更透徹。他們甚至比絕大多數只在沿海以及長江流域活動的傳教士更早發現，除了海洋中國之外還有一個絕大多數西方人被隔絕在外的內陸中國存在。
中國9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並非在沿海或者長江流域活動的資本家或者洋人買辦。國民政府所謂的統一，卻從來沒有把民國時代以來一系列的西化改革投射到這個內陸中國，而是繼續靠軍閥以及地主士紳等昔日封建反動勢力統治內陸的農民。所以對於國民政府是否能扮演好美國政府所期待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角色，謝偉思和戴維斯從一開始就是質疑的。
抗戰爆發後，日軍進攻到了昔日由軍閥以及地主仕紳統治的內陸中國，迫使這些封建勢力不是撤退到大後方就是轉而投效親日政權。他們對內陸中國的統治全面潰敗，取而代之的是開始在華北敵後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共產黨透過高調的抗日口號，還有一些看似開明的土地改革政策收割了廣大內陸群眾的支持，逐漸形成了一股有別於重慶國民政府的政治清流。
再加上延安並沒有受到《日蘇中立條約》的影響，跟著蘇聯一起採取親日政策，同時又沒有接受來自莫斯科的命令，在華北敵後對日軍發起全面進攻以緩解蘇聯面對納粹德國的軍事壓力，謝偉思與戴維斯慢慢瞭解到共軍固然在對日作戰方面十分消極，可中共卻絕對不是對蘇聯唯命是從的傀儡，而是一股真正反應廣大內陸中國人民需求的民族主義力量。
延安所處的黃土高原，被廣大中國人民視為自己祖先的發源地，黃河更被視為所謂的「母親河」。他們認為國民政府所能代表的，始終只是接受了西方教育以及宗教影響的買辦階級，在多數中國人眼中與親日的汪精衛政權沒有差異。美國如果想真正得到中國人民接納，就必須要擁抱中國的民族主義，而不是只想著力用中國的買辦打造一個「美國希望看到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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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中國」理念的提出
所以在隨延安觀察組訪問了延安，對中共統治區進行了考察之後，謝偉思與戴維斯都主張美國應該承認中共。甚至受到英國在南斯拉夫戰場上放棄保王派游擊隊「切特尼克」（Chetniks），轉而扶持共黨游擊隊的鼓舞，他們一度希望美國政府效法之。因為國軍在「一號作戰」中的失敗，讓他們深信重慶已不具備繼續代表中華民族主義的資格。
1944年7月22日在延安與毛澤東首次會談後，謝偉思就表示：「共產黨在中國會一直存在，中國的命運亦是他們的，不是蔣介石的。」因為提出過這樣的言論，還不必等到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時代的來臨，甚至日本都還沒有投降，謝偉思就遭到聯邦調查局以向蘇聯出賣國軍軍事情報的罪名逮捕，被視為美國的賣國賊看待。
晚年謝偉思坦承了此事的真實性，強調：「那時候我上了當，很傻很天真。」我們是否能以此為證，做出謝偉思為地下共產黨員的結論？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謝偉思強調了自己暗助中共的動機：「我希望他們獲勝，因為我覺得他們比國民黨好，要是我們一直跟他們對著幹，那麼政權交替之後我們就會被拒之門外。」
為什麼用「拒之門外」四個字？原來謝偉思斷定中共將建立的政權會是一個以中華民族主義，尤其是草根中華民族主義為動力的政權，因此絕對不可能淪為蘇聯的傀儡。美國應該在中共尚未取得勝利前扶中共一把，方能在中共奪權後爭取中共在美蘇冷戰時代保持中立，甚至成為美國圍堵蘇聯好夥伴的可能性。
然而就連謝偉思也發現，要美國政府徹底放棄重慶並不現實，於是又提出同時與「兩個中國」打交道的建議。他認為重慶與延安兩個中國政權可藉由政治談判，成立一個容納中國各黨派精英又有廣大農民群眾擁護的聯合政府。雖然謝偉思與戴維斯在史迪威被召回後就逐漸失去了影響力，但是鼓勵國共成立聯合政府的政策卻在戰後初期為美國政府延續了下來。
破產的聯合政府
謝偉思之所以著迷於在中國推動聯合政府，來自於他對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錯誤解讀。他在延安時曾親眼目睹整個城鎮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飛舞，卻沒有見到一面鐮刀斧頭黨旗的情況，使他相信中共的民族主義信仰高於共產主義，絕對不可能成為蘇聯附庸。戰後的美國政府並未完全相信謝偉思對中共的觀察，卻仍從避免與蘇聯全面開戰的角度出發反對國府剿共。
於是在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的出面調停下，蔣中正不情願的與中共就成立聯合政府方面展開談判，可中共的真實目標並不是建立多黨制的聯合政府，而是要以武力推翻蔣中正後成立更加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中共是否有不願接受蘇聯擺布的民族主義情緒？或許有，而且還十分強烈，但是這個走向民族主義的中共決不意味著在意識形態上更靠攏美國。
可美國政府還是十分天真，在全力支持希臘政府圍剿共黨的同時，對國府實施了軍火禁運，導致後勤被砍斷的國軍陷入巨大的危機。等到蔣中正失去一切勝利的機會時，又轉手認為無法與共產黨對話的只有蔣中正而已，還可以透過民主同盟以及其他第三勢力的民族主義力量與中共合作建立聯合政府，讓中國延續親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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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中共一得到政權，就出乎謝偉思的意料改了蘇聯東歐衛星國使用的國號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宣佈向莫斯科「一面倒」。原本眾多親共的美國駐華軍人與外交官，包括延安觀察組首任組長包瑞德都成為了毛澤東欽點的公敵。這讓包括戴維斯在內的親共外交官都改變了立場，主張美國應該防範中共勢力在亞洲擴張，並防止台灣落入中共手中。
林彪向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發表論點，在他身旁戴著墨鏡抄寫紀錄者正是謝偉思。（胡佛檔案館包瑞德文件提供）
可是主張防止中共佔領台灣，不代表就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控制台灣。包瑞德等美國軍人比較單純，在對中共失望後就回頭支持蔣中正，可戴維斯等外交官已經受夠了蔣中正，認為中華民國的腐敗與無能已經沒有挽救的可能，且《開羅宣言》的成果將賦予中共繼承中華民國對台主權的法理基礎，因此他轉而主張美國應該託管台灣或者協助台灣人建立本土政權。
美國政府中的「台獨」之聲
恰巧在馬歇爾擔任國務卿時受到重用，曾發表《長電報》（Long Telegram）主張圍堵蘇聯的國務院政策規畫局長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正是戴維斯的好朋友。他聽取了戴維斯的建議，主張美國應該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強行收回台灣，出兵將已經撤退到台灣的外省軍民通通驅逐出境，看是要讓他們回中國大陸或者隨蔣中正流亡海外都可以。
幸運的是，當時擔任國務卿的艾奇遜（Dean Acheson）沒有接受肯楠的建議，認為他在面對蘇聯還有歐洲議題的時候如此理性全面，對亞洲問題卻一無所知。而且美國如果如同1895年的日軍那樣出兵並佔領台灣，勢必會將所有的中國人，無論親共還是反共的都推向自己的對立面，反而成為中華民族主義的敵人，這與謝偉思還有戴維斯在延安時的建議無非是自相矛盾。
就連已經承認了中共，主張美國應該適時把台灣還給中共的英國，都認為肯楠提出的建議過度外行，而且將使美軍與二戰時曾並肩作戰的盟友國軍相互為敵，師出無名的仗肯定是無法打下去的。最終艾奇遜雖然接受了肯楠的建議沒有繼續支援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同時還一度將南韓畫出美國的東亞防線，可是沒有如戴維斯所願出兵將外省軍民從台灣趕走。
戴維斯為何要如此誤導不懂也不關心亞洲事務的肯楠？筆者認為有相當程度上是因為他痛恨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想要藉機報仇。但同時可能也有相當程度是為了中華民國在台灣建立了長達四年，脆弱但是卻日趨穩定的統治基礎，讓台灣無法真正發展出一套有別於中共的統治模式。因為二二八事件後幾位到台灣考察的美國外交官，都不認為台灣人有獨立建國的能力。
可見戴維斯推動一中一台政策以及託管台灣主張的原因，長期來看還是想把台灣當成一個鼓勵中共回心轉意的籌碼。只要中共脫離蘇聯控制，重新回歸戴維斯與謝偉思所期望的民族主義路線，那麼台灣還是可以做為一個獎勵品送給中共的。所以很多時候，主張台灣獨立者內心所期望達成的目標未必是台灣不受中共統治，而只是想消滅中華民國政府，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回歸亨培克主義
事實上不只戴維斯這麼想，就連後來轉向成為反共鬥士，在韓戰期間擔任美國對日和約談判代表的杜勒斯（John F. Dulles）都一度這麼想過。希望以台灣主權還有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換取中共放棄親蘇政策，沒想到中共出兵韓戰打破了美國政府的幻想，才讓杜魯門（Harry S. Truman）當局徹底相信中共不過是蘇聯扶持的第二個滿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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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美國政府全面轉向，回歸了1944年以前的亨培克主義，重新擁抱一個中國即中華民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以及對台灣的主權還有治權才被保了下來。縱然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等後續上台的美國執政者都試圖重建與中共溝通的管道，但是他們都深怕來自國會「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的親共指控，只能作罷。
在這樣的氛圍下，蔣中正得以持續向台灣人、海外華僑以及親美反共的國家推廣他所謂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甚至於他本人就足以代表整個中國的天方夜譚。謝偉思也好，戴維斯也罷，則在美國進入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時代以後再度遭受一連串審問及迫害。謝偉思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他替蘇聯服務的情況下，於1951年遭到艾奇遜開除。
戴維斯同樣也在1954年被轉向反共的杜勒斯解職，兩位延安時代就主張承認中共的美國外交官徹底脫離了美國外交體系。戴維斯一氣之下，帶著全家人移民海外，直到10年後才回到美國。謝偉思雖然在1957年回歸國務院，卻因為過去親共的立場過於強烈，只能被委任閒職。失去了對美國外交決策的影響力，謝偉思在1962年退休後決定轉戰學術界。
他取得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文學碩士，然後擔任起該校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館長，並開始運用越戰爆發後美國學術圈內重新崛起的左翼狂潮號召美國年輕學者重新「認識中國」，檢討美國只承認中華民國的外交政策。而被謝偉思影響的不只有美國的學者，同時還包括了領取中華民國政府中山獎學金留學美國的台灣學人。
改變國民黨二代精英的中國觀
謝偉思進入柏克萊任職後，隨著中共與蘇聯如他20年前所預料般的在1969年翻臉，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總統訪問了大陸，他主張美國同時與兩個中國打交道的觀點又再度成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亨培克主義這次徹底走入了歷史。右派反共人士出身的尼克森公開肯定了謝偉思，讓他終於徹底翻了身。
對蔣家威權體制的厭惡，讓主張承認中共的謝偉思同時支持起了台灣的民主運動，而且還一度擔任過彭明敏與周恩來之間的傳話人。但是真正讓謝偉思感到驕傲的，應該是他徹底改變了國民黨留美二代政治精英的中國觀，讓他們慢慢走出了蔣家父子打造的政治神話。蔣中正絕對沒有料想到，他所鼓吹的「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氣會徹底葬送他在黨內的威望。
美國支持蔣中正的人不少，然而這些人多數身處軍方要職，或著擔任保守派議員，對美國教育界，尤其是那個左派開始興起的美國教育圈難以產生影響力。反倒是謝偉思這種早年因為主張承認中共而遭受白色恐怖的前外交官，非常受到當時美國知識圈歡迎，人們普遍相信若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或者杜魯門聽取他的建議，就能避免美國陷入韓戰或越戰的泥沼。
而謝偉思來自台灣的頭號愛徒，就是與李前總統登輝先生關係一度「情同父子」，擔任過首任台灣民選省長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原來他在柏克萊留學的時候獲得謝偉思重用，協助翻譯美國駐香港領事官蒐集而來，集結了朱德、林彪、陳毅、劉伯承以及陳賡等共軍元老口述訪談的作品《紅旗飄飄》，奠定了宋楚瑜在美國中國近代史學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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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出馬參選總統的宋楚瑜，回憶起這段歷史時還十分驕傲：：「當年我在加州大學時，曾經協助編撰研究中國紅軍系列書《紅旗飄飄》的中英文對照索引，幫忙替該書英文摘要內容與中文原書做「核對」，我第一個老闆就是謝偉思（時任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他是當年周恩來第一個對美國的交涉對象。」
謝偉思在1944年10月10日發給國務院的備忘錄，強調美國不應該再把蔣中正當成中國的唯一看待，這個觀念影響了今日台灣多數外省二代領袖，讓他們在堅持中華民國的同時，認知還有另一個中國存在。（翻攝自胡佛研究所魏德邁文件）
承認中共也是中國的一部份
宋楚瑜對《紅旗飄飄》的翻譯，得到了另外一位贊同中共為「農民民族主義」（Peasant Nationalism）者的詹鶽（Chalmer Johnson）肯定。在謝偉思與詹鶽兩位大師的雙重影響下，宋楚瑜對國共兩黨肯定產生了有別於過去他在台灣教科書上所學到的認識。在蔣中正時代的教科書，是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共的民族性，將之視為蘇聯在華代理人看待。
而謝偉思與詹鶽的教誨，則讓宋楚瑜認知到中共政權固然並非美國還有台灣定義下的民主政府，在迫害人權上劣跡斑斑，這是謝偉思哪怕是到了晚年都無法否定的，但是以蘇聯傀儡看待對岸的紅色中國，顯然是逃避現實的態度。在那個戒嚴的時代，想要公開肯定中共的民族性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相信宋楚瑜在翻譯《紅旗飄飄》的過程中，對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是有反思的。
他們這些黨國或者軍政大老的子弟，從小學習到的歷史就是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是因為有史迪威、戴維斯、謝偉思以及馬歇爾這些「親共」的美國人從中作梗，導致美國不願意援助中華民國剿共，或者援助的不夠多。但是光這樣將所有失敗責任都推卸給美國不援助的論點，其實就足以質疑國民黨是否有資格指控中共為蘇聯的傀儡。
中共確實依靠了日本侵略壯大，也得到蘇聯暗中援助，可是在1969年爆發珍寶島衝突的當下，台灣方面關於北京是莫斯科附庸的論點已毫無說服力。蔣中正為了保住聯合國席位，在釣魚台列嶼主權上表現消極，已激怒了一大票留學美國的外省二代精英。與此同時還有關於蔣中正試圖聯手蘇聯反攻大陸的小道消息傳出，更讓國民黨二代開始思考起真正的賣國賊究竟是誰。
宋楚瑜身為國民黨保送美國的留學生，且父親又是官拜陸軍中將的宋達將軍，自然不可能公然否定蔣中正的地位。但是從他在學術期刊中發表的論文中開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文正式國號，即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稱呼中共，代表他內心中已承認了中共政權有代表中國的正當性，至少正當性不會輸給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失控的民族主義
不只是宋楚瑜，那個年代留學美國的黨國二代精英，都或多或少直接或者間接受到謝偉思「兩個中國」理念影響。他們的表達未必永遠都是直接以「兩個中國」呈現，有些是一個中華民族下的兩個國家，也有一些是一個中華國家下的兩個政權，但整體而言都不再維持蔣中正傳統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主張兩岸兩個中國政權共同併立．
受到謝偉思「聯合政府」理論的影響，他們都認為兩岸要統一必須建立在公平的談判之上，縱然兩岸的憲法都否定對方存在，但仍可以透過「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方式接觸，為日後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理念打下基礎。這些二代國民黨人之間的爭議，還是在於到底哪一個中國政權更有資格引領中國統一。
當時大陸才剛經歷過文革衝擊，改革開放之初的大陸也還一窮二白，因此多數國民黨外省二代精英雖然對蔣中正已經十分厭倦，卻仍肯定蔣經國帶來的經濟奇蹟。對於台灣穩定發展的民主制度，他們也還很有信心，所以支持台灣的仍是大多數。而謝偉思在累積了多年參與中國事務的經驗後，對中共政權想必也有更多的瞭解，不會再認為台灣應該過早與大陸進行統一談判。
謝偉思終究是美國外交官，追求美國長久利益才是他的終極目標。能親眼見證中共放棄共產主義，成為美國對抗蘇聯的戰略夥伴，又親手讓國民黨的二代精英轉向接受自己的價值，實為謝偉思最大的成功。然而認為中共走上民族主義的道路後，會永遠與美國友好卻也證明了謝偉思的天真，近年來隨著中共經濟以及軍事發展日益強盛，越來越多深藍精英開始轉向擁抱起北京。
宋楚瑜在2021年給中共建黨百年的賀詞中，已充分表達了自己認可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奮鬥不懈，重振華夏，以人民福祉為先，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念，深令世人刮目相看。」這樣的言論，展示的是相當數量接受謝偉思影響的外省二代精英已認定中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唯一代表，中華民國與國民黨只剩下慢慢走入歷史的價值，不要成為障礙就不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