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前看香港無線電視TVB一部電視劇，準確名字不記得了，大概是1999年播出的《創世紀》。電視劇裡面有香港人在台灣受審判，台灣律師向香港人解釋道：台灣的司法制度和香港不同：香港行「無罪推定」，起訴方要證明被告有罪，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必須「毫無疑點」下，才能讓被告定罪；但台灣剛好相反，行「有罪推定」，被告需要證明自己無罪。
當然這部電視劇比較久了，後來情況有改變。在2003年，台灣進行大幅司法改革，和聯合國人權標準接軌。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寫入了無罪推定原則（154 條）。即「第 154 條：1）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2）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這樣，台灣終於在司法制度上跟上了國際標準。
司法改革二十年，不斷有很多台灣的法律評論都提到，「無罪推定」並沒有落實得足夠。比如，2015年司改會曾表示，「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無罪推定，但實務界向來是有罪推定，通常法官會認為案子就是被告做的，除非被告能不斷證明自己沒犯案。」。2019年的洪鈞培文教基金會一講座提到「司法改革要走的路或許還很漫長，有識之士皆知，無論法條如何修改，法官、檢察官的素養，才是司法改革的關鍵，法官、檢察官的心態若不能符合現代刑事訴訟法的精神，再多的法條文字修改也是徒然！」
台灣最近兩宗非常矚目的政界案件，高虹安誣告案，柯文哲羈押案，讓「無罪推定」再次考驗台灣社會。
兩件案件同樣是北院處理，但不同法官判出來，對「無罪推定」的理解和使用卻一個天，一個地。
高虹安誣告案。誣告案的定罪關鍵，是必須證明被告（即被控誣告者）明知是虛假的還要去告。如何去證明「主觀上明知是假的」，成為定罪困難的主要原因。這也是為何誣告案很難成立之故。
然而，在高虹安誣告案中，為了論證「高虹安明知自己抄襲還去告」，法官使用大量自由心證，主觀去揣測高虹安的心理，以論證「高虹安明知抄襲」。而每遇到「疑點」，都疑點利益歸於原告。
比如，判決書中論述：高虹安雖然收到校方電郵說她沒有抄襲，但電郵「僅是內部討論（這點法官認定有誤，筆者註），為被告所知，被告既非毫無智識程度且無社會工作經驗之人，且如本院前所認定，因本案博士論文抄襲情事明顯（（這點法官認定也有誤，筆者註），被告更是刻意不將本案期刊論文列入參考文獻，在此主觀認知下，其認知是否會因此轉而認定其本案博士論文並無抄襲之問題，已非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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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這裡，第一，「本案博士論文抄襲情事明顯」，完全是法官自說自話。事實上，高虹安自己肯定就不認為此事是抄襲，談何「情事明顯」。在「翁達瑞」最初指控高虹安抄襲之際，大堆輿論指出，高虹安並非抄襲（筆者也是這些輿論之一）。第二，既然高虹安獲得的電郵是學校主管學術倫理的最高領導發出的，裡面又明確說她沒有抄襲，還有後繼電郵說這些電郵都可以公開，那麼高虹安為什麼不可能相信，校方已經認定自己沒有抄襲呢？
退一步說，既然只是「已非無疑」，當然就是有疑問，難以確定了。但既然是有疑問，又怎麼就可跳到「高虹安明知論文是抄襲」呢？難道只要有疑點去懷疑「高紅安認定自己是抄襲」，就可以確認高紅安「明知自己抄襲」？
換言之，這三個法官認爲，除非被告能完全證明自己「毫無疑點」，否則疑點利益歸於原告，被告就是有罪的。
這類「有罪推定」，在整篇裁決中比比皆是。光是明確出現「已非無疑」或「亦非無疑」就出現了四次。這裡就無需一一分析了。
台北地院依誣告罪判高虹安10月有期徒刑，高虹安表示深感遺憾，並將提出上訴。（資料圖／新竹市政府網頁）
北檢主控要求涉嫌京華城案的時任台北市長柯文哲羈押禁見，控方強調柯文哲很有嫌疑重大，被定罪機會高，如果不羈押，很可能串供滅證。
然而，經過一輪控辯，法官指出：柯文哲嫌疑是否重大，取決於他是否「明知」都委會將以違法決議圖利京華城，或是否明知容積獎勵違法。然而，柯文哲並不是都委會的會議人員，沒有辦法直接知道開會情形，自己也沒有相關專業。因此柯文哲方面，主張信賴具有專業、多數決的都委會決議跟具有相關專業彭振聲的意見，並不是沒有根據。
基於此，法官強調控方現階段提出的材料，「北檢所提事證尚有其他合理解釋空間，未達有犯罪之高度可能性」，不能認定柯主觀上有「明知違法情形」。所以將其當庭釋放，「無保請回」。
儘管很多人看來，柯文哲「容積率核准公文，他蓋章、他負責，然後他居然不知情？」，「屬下貪污，老闆不可能不知情」？然而，在現階段，至少在控方列舉的證據中，確實存在合理解釋，柯文哲可能不知情。而只要有這樣的合理解釋，就無法肯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這就是柯文哲羈押案中的法官所堅持「無罪推定」。
同一個法院的法官，在兩個案件中表現出來的法律信仰，是如此不一致，已經非常令人驚奇，但輿論事後的反應，更加令人感嘆。
高虹安誣告案，法官採用大量自由心證，疑點利益歸於原告，明顯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但只因被判刑的是輿論不喜歡的高虹安，於是輿論和大V不但群起叫好，還紛紛自行腦補，幫法官梳理在判決書中根本不存在的邏輯，企圖為法官令人震驚的錯誤而圓場。
比如大V「黃智賢世界」等，就發明出「高虹安誣告被定罪的關鍵，是她使用AB版論文，『偽造變造證據』」。儘管在判決書上，根本沒有提到「偽造、變造證據」的字眼，法官更明文：「或被告有無引註，均不影響本案博士論文就是抄襲本案期刊論文之結果」。
柯文哲羈押案，明明法官判決完全符合「無罪推定」的原則，然而因為不喜歡柯文哲，輿論和大V群起討伐法官。
比如大V「黃智賢世界」說「法官是白癡？還是被嚇尿了？」、「法官說市長不知情可以回家，法官說他不知道大便不能吃」。大V周玉蔻，指名道姓指責法官「活在象牙塔、無菌室的媽寶法官朱家毅」，「像個情埸上碰上愛情渣男騙子的小白少女一樣」。這些都是聲名在外，有頭有臉的媒體界大V了，尚且如此。其他輿論和「小V」就更不用說了。
台灣輿論對這一正一反的例子的反應，令人感覺confusing。雖然台灣司法改革進行了二十年有餘，也一直把推動司法改革放在嘴上，但是不是台灣人其實「並不那麼真心喜歡無罪推定」？
否則，何以對「有罪推定」的高虹安案如此興高采烈，對「無罪推定」的柯文哲案，又如此火冒三丈？
這說明如何落實「無罪推定」，光是司法界還不夠，台灣輿論是否「真心信仰無罪推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台灣輿論一直保著這樣的心態，台灣的司法改革要落實，要跟上國際人權標準，肯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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