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美國人之間存在種種分歧，卻因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執念而團結在一起：我們怎樣才能過上更好的生活？經濟學家稱之為經濟流動性，也就是沿收入階梯向上攀爬，比父母一輩更上一層樓的能力。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柴蒂（Raj Chetty）花了十多年的時間來開展研究，試圖了解哪些因素讓向上流動成為可能，以及同樣是貧困家庭出身，為什麼一些地方的窮孩子比其他地方的窮孩子更有能力向上流動。
柴蒂與其他研究人員合作，利用經匿名化處理的人口普查和稅收數據，對數百萬美國人從兒童期到成年的生活狀況進行了追蹤調查。數據顯示，即使在彼此毗鄰的社區，貧困兒童長大成人後的結局也會有很大差別。
這個問題的答案很重要，它不僅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經濟流動的成因，而且能夠讓我們找到方法來為貧困兒童創造更多機會。柴蒂與哈佛大學的威爾・多比（Will Dobbie）、本傑明・戈德曼（Benjamin Goldman）和Crystal Yang以及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索尼婭・波特（Sonya Porter）於7月25日共同發表的研究讓我們離答案更近了一步。
研究人員分析了1978年至1992年期間出生的幾乎所有美國人的數據，他們發現，當貧困兒童所在社區父母一輩的就業情況改善，這些兒童成年後的經濟狀況會更好。一些研究人員曾猜測存在這種動態，但從未系統地證實。值得注意的是，孩子日後的人生境遇並不取決於孩子自己的父母是否就業：只要孩子成長在一個父母一輩就業增加的社區，結局就會得到改善。換句話說，他們自己的父母可能失業，但如果同學的父母有工作，他們就會有更好的結局。
這種動態反向亦成立：在父母一輩就業狀況惡化的地方，會發生相反的情況——兒童成年後的境遇會更差。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柴蒂研究了哪些因素會影響窮孩子沿經濟階梯向上攀爬的能力。（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如果在孩子成長的社區，你所屬種族和階層的人就業率比較高——如果這些就業率比較高，在這些社區中成長的孩子長遠來看表現會更好，」柴蒂說。柴蒂主持設在哈佛的非營利政策研究機構Opportunity Insights，研究如何改善向上的流動性。
這項研究還記錄了美國貧困兒童命運的改變，這種改變發生的速度快得驚人。從消極的一面來看，向上流動的機會可能會迅速減少。
1992年出生在低收入（收入處於後25%）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孩子達到27歲時，進入較高收入水準的可能性低於1978年出生在低收入白人家庭的孩子。1992年出生的貧困白人兒童比1978年出生的貧困白人兒童結局要差一些。（雖然有些人日後會沿收入階梯上下移動，但到27歲時，大多數人已經接近他們這輩子將繼續保持的收入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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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該研究還得出了一項比較樂觀的結論，認為貧困不一定是無期徒刑，貧困兒童的前景有望得到改善。雖然貧困白人家庭子女的流動性有所下降，但對於出生在貧困黑人家庭的孩子，1992年出生的孩子比1978年出生的孩子有更大可能在經濟階梯上更上一層樓。
扭轉命運
對於1978年出生的貧困白人兒童來說，美國大地上充滿機遇。除了阿帕拉契以及密西根州和俄亥俄州的「鐵鏽帶」等一些地區以外，總體而言，這些孩子有很大希望在收入階梯上比父母一輩更上一層樓。
以老牌製造業城市密爾瓦基所在的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縣為例。在該縣長大的1978年出生、父母收入處於第25百分位的白人孩子到2005年，即27歲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為34,255美元（經通貨膨脹調整，使用2023年時的美元幣值）。 這一收入處於第48百分位，遠高於他們的父母。
對於1992年出生的貧困白人兒童，機會的版圖則較為局限。雖然美國的一些地區，如上中西部地區仍有很多機會，但美國大部分地區的情況有所惡化。在密爾瓦基長大、父母收入處於第25百分位的孩子到2019年年滿27歲時，收入比1978年出生的一批人要低，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為30,619美元。
這種動態出現在全國各地，導致貧困白人兒童與富裕白人兒童成年後的收入差距顯著擴大。1978年出生、父母收入處於第25百分位的白人兒童到27歲時，經通貨膨脹調整的平均收入比父母收入處於第75百分位的同齡人低10,383美元。但對1992年出生的孩子來說，收入差距比前者擴大了27%，為13,202美元。
就1978年出生的兒童而言，雖然貧困白人兒童擁有較好的環境，但美國幾乎沒有什麼地方能為貧困黑人兒童提供改善處境的機會。
在密西根州的肯特縣，貧困黑人兒童的經濟流動性顯著提高。（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密西根州的肯特縣位於密爾瓦基正東方向，距密爾瓦基100多英里，另一個老牌製造業城市——大急流城就坐落在該縣。在肯特縣長大的1978年出生、父母收入處於第25百分位的黑人兒童到27歲時，平均家庭收入為17,029美元。這使他們的收入處於第28百分位，與父母一輩基本在同一檔。
不過，在肯特縣長大的1992年出生的貧困黑人兒童表現較好。平均而言，1992年出生群組中父母收入處於第25百分位的黑人兒童到27歲時，經通貨膨脹調整的家庭收入為23,547美元，比1978年出生的群組高38%。
在肯特縣長大的貧困黑人兒童成年後的收入還是低於貧困白人兒童，但差距顯著縮小。這種差距的縮小是全國性現象：1978年出生、父母收入處於第25百分位的黑人兒童到27歲時的收入比父母收入處於第25百分位的白人兒童低12,994美元。但對於1992年出生、父母收入處於第25百分位的黑人兒童來說，這種收入差距縮小了27%，僅為9,521美元。
貧困白人兒童相較於貧困黑人兒童的另一個變化是父母的相對就業比例。
以密爾瓦基縣為例，低收入白人兒童父母的就業比例從1978年生兒童的69.1%降至1992年生兒童的55.6%——下降了13.5個百分點。就業率下降的原因可能是，該縣在這些年中失去了逾三分之一的製造業崗位。生於1992年、父母收入處於第25百分位的兒童日後收入平均達到了第44百分位，比1978年出生的兒童低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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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許多地區都出現了這種父母就業率下降、孩子結局惡化的態勢。在貧困白人父母的就業率急劇下降的縣，如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縣，貧困白人兒童成年後的收入水準也有所下降。而對於在田納西州薩姆納縣等父母就業狀況較好的縣長大的貧困白人兒童，流動性的惡化程度往往沒有那麼大。
與此同時，在肯特縣，1992年生貧困黑人兒童父母的就業率與1978年生兒童父母的就業率基本持平。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為肯特的就業趨勢有所改善，當地的就業成長幅度遠遠超過密爾瓦基等地。但肯特縣的情況與全國各地的總體態勢相似，即貧困黑人兒童父母的就業率降幅比貧困白人的就業率降幅低，或者就業率有所成長。新的研究發現，與貧困白人的情況一樣，社區中父母一輩就業率的變化與兒童結局的變化之間存在緊密關聯。
在一些地方，如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縣，貧困黑人兒童結局的改善與白人兒童結局的惡化同時發生。這反映了機會的變化如何在社區層面發生，白人兒童受到同齡白人群體的影響，黑人兒童則受到同齡黑人群體的影響。儘管如此，研究人員強調，這並不是零和遊戲，不是說貧困黑人群體的流動性改善，單純是因為貧困白人群體的流動性下降：事實上，黑人兒童的機會改善得最多的地方，也正是白人兒童表現最好的地方。
「這項研究的深遠意義在於，我們開始意識到，人所成長的地方會如何改變經濟流動性，」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社會學家斯蒂芬妮・德盧卡（Stefanie DeLuca）說。德盧卡是這項研究的評審，她正在開展一項田野調查，目的是探索該研究所揭示的模式。
這項新研究與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先前的工作相呼應，威爾遜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撰寫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書籍和論文，重點關注芝加哥內城區貧困黑人居民的經歷。威爾遜提出了一個假設：在貧困的家庭中成長，會影響一個人的經濟前景，在人人都貧困的環境中成長，也會影響一個人的經濟前景。他還將此與就業聯繫起來，「居民貧困但有工作的社區與居民貧困但沒有工作的社區是不同的，」威爾遜寫道。
許多人現在認為，威爾遜對於窮人的洞見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范斯（JD Vance）在他關於美國小鎮的回憶錄《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一書中談到少年時期閱讀威爾遜著作時的感受：「我想給他寫封信，告訴他，他完美地描述了我家的情況。」
新的研究表明，威爾遜的洞見適用於全國各地，不分種族，也不分城市、郊區和農村。
「就業帶來的回報意義重大，」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社會學家戴維・格魯斯基（David Grusky）說。「顯而易見的是，就業為社區帶來收入，但就業還會影響人們對生活前景的看法。就業會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柴蒂發現了一個令人振奮的現象：黑人兒童的流動性在短短15年間大幅提高。（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我們可以說，就業是讓齒輪開始轉動的原動力：其他經濟學家援用威爾遜的理論，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就業會影響結婚率和死亡率，不過，這並不表明普遍情況都是如此。此外，一些較難衡量的統計數據，如犯罪（全國各地對犯罪的報告、調查和起訴方式不一致），可能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這些作用難以理清。
柴蒂認為，父母就業率的重要意義在於，它能夠反映社區是否蓬勃發展。這可能是因為，有工作的成年人發揮著積極的榜樣作用，也可能是因為，在有更多人工作的地方，人與人的聯繫更緊密，亦或是因為，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發揮了某種作用。無論如何，在父母就業率更高的地方，貧困兒童的表現就是更好。
柴蒂還發現了一個令人振奮的現象，也就是黑人兒童的流動性在短短15年間大幅提高。因此，雖然如今的流動性似乎仍然受到歷史因素的強烈影響（比如在奴隸制一度盛行的南方地區），但改變完全有可能發生。
「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對這些由種族、階層和地區造成的機會差異感到擔憂——你可能以為，這種差異永遠無法改變，因為它是由長期因素造成的，」他說。「事實並非如此。」
因此，我們有可能制定社區層面的干預措施，幫助流動性受限地區的貧困兒童。無論就業率是否是影響機會的決定性因素，它都具有易衡量和及時的優勢，能夠提供早期預警信號，讓我們關注哪些地方的兒童可能面臨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