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雷根總統上任時，美中針對蘇聯展開軍事情報合作的程度對他來說是一個啟示。雷根公開反共，在競選期間承諾要恢復與臺北的官方關係，並促進對親美的中華民國政權，在軍售方面不受限制。然而，一旦他了解到美國與中國建交後所獲得的戰略籌碼及具體利益，他改變了心意。
對臺暫停軍售
美中建交協議的一部分是華府承諾縮限對臺軍售，有限地對臺僅僅銷售特定的防禦武器，這項承諾是讓北京得以化解與華府持續對臺軍售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之重要因素，但雷根仍然決心取消軍售限制。
卡特總統，即雷根上一任的美國總統，在任期內批准美國公司開發專供出口而非供美國空軍使用的飛機，留給新總統一個難解的政治問題。諾斯洛普．格魯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簡稱諾格）推出F-20戰機，作為諾格F-5E戰機的替代，也是臺灣空軍的主力機型。若不對臺軍售，諾格則無法盈利，其競爭者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F-16戰機之製造商，跟美國空軍一樣，不滿意僅供出口戰機的規劃，希望將其已在美國空軍服役過的F-16戰機出售給外國客戶。通用動力假惺惺地提供F-16戰機的弱化版本（F-16/79）作為實驗戰鬥機計畫（F-X）的入門，因為以後可將其升級為全功能的F-16，他們確信外國買家會更喜歡這項產品而非F-20。通用動力預想潛在買家會偏好自家產品可升級之特點，從而扼殺F-20的市場。
這兩款競爭機種都尚未開始製造。其中一款將在南加州創造許多工作機會，另一家則是在德州。考慮到任何決定都會對這兩州的選民產生政治影響，卡特不願在一九八○年大選前作出選擇。出於同樣的政治因素，雷根也拒絕選擇僅供出口飛機。反之，他宣布將對臺提供實驗戰鬥機計畫所選的任何機型。中國明確表示無法接受，並警告這將對美中關係造成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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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根的國務卿亞歷山大．梅格斯．海格上將（Alexander M. Haig Jr., 1924-2010）認為，美國願意對中國軍售，可能可以克服中國對臺軍售的反對。一九八一年六月，海格在訪問北京期間宣布，美國正鬆綁對向中國出售致命武器之限制。與此同時，中國西部一個聯合電子情報收集設施的存在也被披露，這突顯了這一政策變革的戰略背景。但中國明確表示，除非美國不再對臺軍售，否則他們沒興趣跟美國購買武器。到十月的時候，中國表示意欲就此問題降低與美國的關係，暫停了與美國的外交合作。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根據參謀長聯席會的研究，認為像F-X這樣更先進的攔截機，對臺灣防禦當時剛起步的解放軍空軍來說並不重要，因此雷根政府宣布不對臺出售比現有庫存F-5E更先進的戰機。同時，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開始與中國外交部就對臺軍售問題進行談判。在五月份，時任美國副總統的老布希前往北京，向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直接傳達雷根總統想解決此問題的決心。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雙方發表第三次聯合公報（即《八一七公報》），記錄暫訂協議（modus vivendi）。
在這份公報中，中國重申了要以最大努力及和平方式實現統一的決心，美國同時承諾限制對臺軍售的品質及數量，並逐步降低，以期最終解決與中國的分歧。事實上，雙方回到在建交談判期間能夠接受彼此意見的本質，但增加了一個條件，即只要中國堅持強調和平解決與臺灣當局的分歧，美國將減少對臺軍售。
對北京而言，維持美國對臺軍售的逐步下降是必要的，也因此，北京有澄清自身意圖的壓力，亦即，若可能，它不打算對臺灣使用武力。隨著時間推移，可以預期臺灣的武力──相較於中國而言──將會下降，臺灣海峽兩岸的軍事將逐步失衡、對臺灣不利。而臺灣面臨美國減少軍售所造成的壓力，必須探索與傳統軍事對抗政策不同的選擇。美國向臺北澄清與保證，表示將不會接受中國針對美國對臺軍售的進一步限制，也同時拒絕提供臺灣對中政策的建議，強調這並非美國事務。
華府與北京雙方對於修復關係所做的讓步都感到不滿，但兩者也為有機會恢復先前關係感到欣慰。漸漸地，美中關係回復到先前正面積極的軌道上。
戰略合作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聯合公報的最後定稿完成之前，繼任海格成為國務卿的資深官員喬治．舒茲（George Shultz, 1920-2021），於一九八三年二月出訪北京，討論技術轉移、軍事合作，以及全球與區域地緣政治問題。隨後，商務部長馬爾科姆．鮑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 1922-1987）於五月訪華，告知中國美國已將中國指定為友好的非同盟國家，並有資格購買禁止銷售給蘇聯的先進美國科技（此前，這兩個共產主義巨頭已正式受到名義上同等的出口管制）。
九月底，國防部長卡斯珀．溫伯格（Caspar Willard Weinberger, 1917-2006）出訪北京，他強調美國希望在對抗蘇聯方面繼續與中國進行戰略合作，並告知解放軍，美國準備向他們出售防禦性武器系統，如反裝甲武器及防空飛彈，但也強調此類軍售將受美國法律限制，尤其是涉及武器或技術轉售給第三國之可能性的情境。中國再次表達對美國持續對臺軍售的不滿。雙方宣布趙紫陽總理與雷根總統將於一九八四年初進行互訪，他們分別於一月和四月完成此事。
當時，中國正在與英國談判有關一九九七年香港新界租借期滿後回歸的問題。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鄧小平會見一組香港商人代表，並提出英國殖民地回歸中國應該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進行。考慮到中國可以隨時使用武力奪取香港及澳門，鄧小平的宣示對當地居民以及英國人都具有保障。這推動了中英雙方的談判。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雙方簽署香港回歸中國主權的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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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美國開放中國購買美國軍武。隨後不久，中國國防部長張愛萍（1919-2003）抵達華府。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雷根政府通知國會，擬出售二十四架S-70C2直升機──黑鷹直升機的民用衍生機型。經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縮寫為CoCom，亦稱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批准後，於十月初開始交貨。同樣在八月時，約翰．雷曼（John Lehman, 1942-）為首位出訪中國的美國海軍部長，討論中國海軍反潛作戰的現代化。
其他軍售與援助計畫緊隨其後，通用電氣出售燃氣渦輪為中國驅逐艦提供動力。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間，美國批准對外軍售案，升級解放軍火炮彈藥生產，並對瀋陽殲―8戰鬥機（Shenyang J-8II fighters）的火力系統進行現代化改造。美國也向中國出售了AN/TPQ-37火炮定位雷達及Mk-46反潛魚雷。
雙邊軍事貿易並不是單向的，除了美國在旋風行動中為阿富汗聖戰者購買武器外，中國也向美國出售大量蘇聯設計、中國製造的飛機及其他設備，供美國評估並用於訓練美國飛行員的侵略者中隊，以對抗蘇聯軍隊及其武器裝備。諷刺的是，華府對美中軍事關係的爭論完全聚焦在美國對解放軍的武器轉移，而美國卻暗中從解放軍購買及進口大量軍備，並在與中國的軍事貿易中出現巨額逆差。〔當時，中國經常抱怨民用貿易餘額（civilian trade balance）對美國有利。〕
一九八六年十月，溫伯格二次出訪中國，參觀位於四川的中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並確認了首艘美國海軍艦艇停靠中國港口的安排，該艦艇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一日在山東青島的中國海軍北海艦隊司令部，進行訪問。兩年後（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至十一日），溫伯格的繼任者弗蘭克．卡魯奇（Frank Carlucci, 1930-2018）成為首位訪問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海軍位於上海吳淞的海事訓練基地的美國國防部長。
卡盧奇轉達了雷根的決定，即經國會批准，美國將允許美國公司使用中國的長征火箭向太空發射通訊衛星，其首次發射在一九九○年四月七日舉行。然而，到了一九八九年，一系列事件，包括天安門大屠殺、柏林圍牆倒塌以及臺灣民主的出現，重塑了全球與區域地緣政治，結束了美中友好關係，也結束了五年前開始的公開軍事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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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 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高階研究員，本文選自《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五十年》( 石文安Anne F. Thurston編，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