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百年以來，嘉峪關（Jiayuguan）標示著中國人所熟知的世界的終點──它是長城在甘肅省的最後一個哨所，以西之外的遙遠事物既非中國人所能理解，也不為其掌控。野蠻部族以及從傳說中沙漠的邪靈惡魔都等著要折磨那些越過嘉峪關高牆而來的商旅。那些旅者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踏上的土地與中亞地區不論是在種族、文化與地理等等一切都有共通之處，卻與他們剛剛離開的中國毫無相同之點。
駐防在中國最遠邊界得要忍受極大的孤寥感，這就等同於英國在十八世紀初期，派駐到澳洲新南威爾斯省植物灣（Botany Bay）看管罪犯的部隊，一個遠到無法想像的地方。即便到了現在，當你從牆垛間往外凝視，很輕易地就能理解到當時軍士們的恐懼感。長年席捲甘肅的大風颳起塵土，總給人聯想起不祥之兆，也使得暴露其間的人們對這片了無生機的景色感到憂傷。
甘肅的這片沙漠依然與過去一樣無情，只有緩緩起伏的沙丘與岩塊。這片沙漠從西元四世紀起被從中開闢出一條道路，現今則有條直達鄰省新疆的鐵路，也是目前中華帝國的最西疆域。不過從碉堡望出的景致依然亙古不變：往北望去，是分隔了中國、蒙古還有戈壁沙漠（Gobi Desert）的北山山脈（Beishan Mountains），它在細膩而不同的棕黃色色調間不斷變換；南方則是有著祁連山（Qilian）在守護的西藏高原（Tibetan Plateau）。
在帝制時期的中國，甘肅省是中國的邊疆省分，其三方都被過去以及未來的敵國所環繞。嘉峪關依然是非正式的內部邊界，因而成為我進行中國邊陲之旅的理想起點。
漢人占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二的人口數，外面的世界認為他們是「中國人」。此處也是中國漢人從中心往西部地區進行殖民征服的起點，越過此點之後，漢人就不再是主要的人口族裔，他們也必須和那些不願意成為中國公民的少數民族一起生活。
中國境內占不到百分之八的非漢族人口數大約是一億，他們分屬於五十五個官方承認的少數民族，主要散布在邊界地區，幅員之廣幾乎涵蓋了中國三分之二的領土，其中大部分還是到了近代才被納入版圖。此外，大概還有四百個左右的少數民族，他們需要被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正式承認。
自從漢人將生活圈推進到藏人以及新疆維族人的家園起，藏人、維族人就與漢人爭鬥不已。一九二二年甫草創的中共即不滿國民黨的統治，當時中共承諾在掌權之後，少數民族將擁有民族自決的權力，甚至還能夠選擇脫離中國。不過當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接手政權之後，就把這項誓言給拋在腦後，也導致當時所留下的緊張與懷疑持續迄今。
對中國人來說，少數民族簡直就是個謎。他們活在遠離漢族核心區域幾千公里之外，居住在地形極端之處：如西部和北部荒遠的沙漠、西南的熱帶叢林，以及像是西伯利亞針葉林覆蓋的中國東北。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信奉一些被中共視為迷信的宗教。其中大多數在族裔上和文化上，與鄰近它國境內其他民族的關聯，遠比與漢人更為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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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連結肯定造成中國偏遠的邊疆對於國籍觀念混淆不清──個人所持護照的重要性，遠不如他原本的民族特性。這也使得「邊界地區歸屬於誰」註定反覆無常。這些地區也正是中國俗諺中「天高皇帝遠」之地，意味著北京無力能掌握當地人，而且他們也不歡迎北京的影響力。
當我在一九八八年首度造訪中國時，有股念力驅策著我探索這些偏遠地區，以及去認識世居於此的當地人。打從我看到一張「中土之國」（Middle Kingdom）地圖的那一刻起，我就決心要前往喀什（Kashgar）。那裡是昔日絲路（Silk Road）傳說中的補給站，位於新疆西部的亞洲核心點上。我從香港出發，一路搭著火車和巴士朝西前進，花了六個星期之久才好不容易才到了那裡；一路上受困於我不會說普通話，還有遇到這輩子從來沒見過一名活生生西方人的人們，他們都瞪著大眼緊盯著我。
在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國開始對外國觀光客開放。從我留著連鬢鬍鬚與鬍渣、到太陽眼鏡與牛仔褲來看，在在顯示出我是要前往新疆，因此一路上要避免側目是不可能的事。連走在這些無名小鎮的街上，後面都會跟著當地居民，不然就是默默地圍在你四周，或是在吃飯時，一直盯著你。這時我開始渴望成為無名小卒。
一直到我抵達新疆東部，保有中國境內最高溫記錄的的沙漠城鎮吐魯番（Turfan）時，我才發現自己並非是此地唯一可辨識的外國人，這裡的住民外貌大異於漢人，主要族裔是維吾爾族（Uighur）：他們是新疆土生土長的穆斯林族裔，祖先來自高加索和中亞地區。
我跟維吾爾人相處比跟漢人更為自在。這也是我抵達中國之後，首次見到一群需要天天都刮鬍子的民族；更因為我的皮膚已經曬成了棕褐色，入夜後我甚至能夠扮成維吾爾人。
某天晚上，我遇到一名來自比利時的背包客，他告訴我關於喀什誘惑人心的故事。他談到的是古老的綠洲，裡面到處都是駱駝、清真寺和走私客，整個就像是從沙漠中冒出來的幻覺。我已經完全著迷於喀什本身所承襲的傳奇，不過或許在那裡能夠取得大麻這回事，更強化我前往一探究竟的渴望──前往東南亞的旅客走在街上時，不可能不被兜售毒品；不過在一九八○年代末期的中國，大麻菸就跟我這樣的外國人一樣罕見。
前往喀什並不容易，它位於中國最偏遠的西部地區，離巴基斯坦（Pakistan）、阿富汗（Afghanistan）與塔吉克（Tajikistan）只有一天的路程，往北就是吉爾吉斯（Kyrgyzstan）。當時中國還沒有鐵路通往喀什。以「總是墜機」而為外國旅客所熟知的「中國民用航空局」（CAAC）每周有兩班飛機往返該城，那是非常昂貴的選擇。除非你夠有錢，或者是政府高官，否則你就得搭車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Taklamakan Desert）──那是片位於新疆中部，面積達到三十三萬平方公里，延展開來全是黃沙與礫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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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搭了三天像是在條郊區道路上行駛的巴士之後，我終於抵達了喀什。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新疆因為鄰近英屬印度，而成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戰場。英國和俄羅斯（Russia）之間為了控制印度與中亞，在此你爭我奪。留著鬍子和皮膚曬得黝黑的英國軍官假扮成當地人，簡直就是小說家約翰．布肯（John Buchan）筆下人物活生生的翻版；而俄羅斯密探往南穿過了沙皇領地的最南端，就是為了反制英國人的影響力。
一九八八年時冷戰尚未終了，已然消逝或是瀕死掙扎的帝國回音依然在喀什繚繞。旅人在昔日英國領事館其尼瓦克（Chini Bagh）內還能找到一張床做為落腳之處，如果想找個更舒服一點的地方，可以前往昔日俄羅斯領事館希曼（Seman）。我選擇對女王效忠，因此穿過位於老城區邊緣的好幾道門，進到由泥磚牆與破落的低樓層木造建築物組合而成的其尼瓦克。
彼得．佛萊明（Peter Fleming）於一九三五年時，在從北京出發前往印度的途中，曾經駐足過這棟英國領事館。在他的著作《韃靼通訊》（News from Tartary）中記述著此次長達七個月的旅程。在當時，這幾道門都還是由從印度陸軍借調而來的吉爾吉特偵搜兵（Gilgit Scout）在負責防衛，佛萊明與他們在上午會一起打馬球，而入夜之後，佛萊明就會和領事、領事的太太、以及整趟旅程都陪他的國際滑雪好手兼探險家，一面聊天一面打橋牌，或是喝著威士忌邊聊天。
時代已經不同了，吉爾吉特偵搜兵被巴基斯坦的商人給取代了。他們在骯髒的公共浴室內殺雞，去除內臟，露天烤著羊肉串，並且會搭配著饢（naan）──新疆的扁平軟麵糰──一起吃。不太聰明的旅客會去品嘗這些食物，而隔天總無可避免在其尼瓦克的蹲式廁所中歪歪倒地。
在我抵達喀什的前兩年，連結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喀喇崑崙公路（Karakoram Highway）已經開通。夏季時，商販會越過五千公尺高的高山隘口，前來此地販售當時難以取得、像是西方肥皂和洗髮精等等的奢侈品，再盡可能裝滿中國的廉價貨品回國銷售。我偶然在地下室發現其尼瓦克這座老舊領事館的圖書館，住在隔壁房的旅客搜刮走其中的殘餘遺物。他們拿走封面上印有「喀什英國領事館」印章的褪色書籍，卻沒有留給我一本當做紀念品。
巴基斯坦人和維吾爾人因為共同的伊斯蘭信仰而有所連結，他們都討厭中國人。在喀什，漢人就和我一樣都是「外人」。不過，漢人更為孤立。因為維吾爾人對西方人的態度要比對征服他們的民族好得多。漢人住在遠離首都約四千三百公里外，身邊圍繞著帶有敵意的當地人，他們說的是自己無法理解的突厥語，市內少數的漢人平民只能低調過日，在太陽下山之後更是如此。
待在喀什愈久，我就愈能開始理解到新疆是國中之國，它跟中國的關聯性遠不如它與中亞鄰國之間來得更為緊密。星期天的市集混合當地各種口音和少數民族令人振奮的活動，是當地一周裡的社會大事。從周遭鄉間地區駕著驢車而來的吉爾吉斯人和塔吉克人，不是車上堆滿了西瓜，就是車後跟著成排的羊群，他們會加入販售器皿的維族人和巴基斯坦人的行列。市集裡彼此爭先恐後操持不同語言叫賣的畫面，那壓倒性的效果之強，讓我根本不覺得自己仍在中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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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是我要引介這龐大、笨拙又不穩的的帝國──也就是中國──的開門之處。中國以外的世界傾向於把這個國家當成一個在文化上與民族上同質的實體。不過在中共奪權之後，中國的領導人們公開承認了他們扮演著「帝國」的角色。清朝從一六四四年建立到一九一二年覆滅，建立過一個官僚機構「理蕃院」，來管理他們所征服的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理蕃院的功能更像是英國昔日管理大英帝國的殖民部（Colonial Office）。
要擺脫「中國完全就等同於漢人中國」的觀點是相當困難的。漢人主導的中共毫不鬆懈地鼓勵一種國家觀點，要把其他族裔放逐到邊疆地區。正因為少數民族本來就在中國的邊區生活，他們占滿了社會邊緣地帶的不安空間。中國人喜歡認定自己是個龐大家族，把不論過去是帝王、還是今日中共等這些未經選舉產生的國家首腦當成是家長，而中國的少數民族至少也會是遠親。不過連結是靠強迫結合，而非自然的血緣。
因此，在重要的「家庭事件」中，少數民族出席的人數都不會多。在慶祝中共建政的紀念日時，他們在天安門廣場（Tiananmen Square）前遊行。每年三月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年度會期時，在國家所控制的報紙頭版，總會刊上占滿整頁戴著五顏六色頭飾、穿上傳統服飾的少數民族代表的照片。
有個藏族老笑話是這麼說的，他們的正式代表只有三樣責任：進場時要揮手，演說時要雙掌合十，還有投票時舉手同意。
一九八八年之後，我偶爾會重回中國。不過，直到我二○○五年初以記者身分在中國工作時，才決定要重返新疆。這激起了我雄心更大的計劃：前往最受爭議的邊界地區，同時檢視這些不同的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我試圖要理出許多人把中國視為殖民強權的理由。前往世界上最不為人知的角落，要讓不同的族裔都能發出聲音──這是他們在中國境內所遭受到的最大限制──也是我寫作此書的主要動機。中國是個把外國影響力給隔絕在外的國家，挑戰這樣的觀念則是我自認得去中國邊境的另一項理由。
「中土之國」註定得和鄰國連接在一起，中國邊界長達二萬一千一百七十公里，也是地球上擁有國界最長的國家。中國與俄羅斯在好幾個世紀以來都是鄰國，也擁有十四個鄰國、並列世上最多。中國東北、西南與西部與外國相接，被中亞的那些「斯坦」國、東南亞最為孤立的國家、阿富汗、不丹（Bhutan）、印度、巴基斯坦、蒙古（Mongolia）、尼泊爾（Nepal）、北韓（North Korea）和俄羅斯等給包圍住。那些鄰國有些是地球上最難以揣度的國家，與它們爆發激烈的衝突也不可免地會擴及邊界地區。
要探索這些邊境區域，得進入一個與北京、上海這樣華光閃爍的大都會有著差距極大的中國，那兒通常目無法紀又充滿暴力。反恐與反毒的戰爭，私梟和盜採環境資源──中國得直接面對邊疆這些緊迫逼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同時有著中國獨特的面貌。
中共曲解歷史，完全忽略先前帝王是如何以武力奪取這些地區，也忘卻他們自己在六十多年前的手段亦是如此。縱使中共必須依賴大量的駐軍才能緊抓西藏與新疆這些桀驁不馴的地區，依然極盡全力主張這些邊界地區都屬於中國治下，宣揚少數民族的生活比以往更優渥，並樂於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在嘉峪關只剩下大幅重建的關隘以及部分頹圮的長城，提醒著人們過去這裡曾經是邊界城鎮。嘉峪關建於一三七二年（明太祖洪武五年），長城乃是帝王承認其影響力所止之地。嘉峪關的建築構造是用來強加某種統一性──無論有意或無心、要縮小少數民族在其歷史中的角色地位──這點跟中國大多數城市都相同，中國境內到處可見成排平淡無奇的白色辦公大樓與公寓大廈，街道名稱都是依照遠方東邊的省分或是城市而命名，那也是對於中國境內權力歸屬所在的一種不甚精細的宣示。
不過，在這些街道上大多數的人們可不是漢人，嘉峪關主要的人口還是回民，他們是在十三個世紀前，經由絲路東來的阿拉伯或波斯商人後裔。他們或許是中國境內最奇特的少數民族，在經過幾百年與漢族人通婚之後，從外表上是幾乎無法分辨出來的；他們甚至也沒有自己的語言，跟大多數都還是群聚在傳統家園地區的少數民族不同，他們散布在整個中國境內。
他們的特徵就是伊斯蘭信仰，擁有一千萬人口的回民因為宗教信仰而被歸類為少數民族。然而儘管他們外表與漢人相當神似──清朝官員在他們中間又區分出比較棘手的少數民族，稱他們為「漢回」，這名稱的存在是過往歷史的難堪證明。這些回民正是嘉峪關結合了絲路和中國最西之境的最具體證據，連馬可．波羅（Marco Polo）都宣稱曾旅經該地。
一直到了十八世紀前，中國人滿足於留在嘉峪關以內的地區。直到滿洲人從中國東北揮軍直下奪取北京、推翻明朝而建立了清朝之後，中國才將其注意力轉到嘉峪關以外的地區。在乾隆時期，清廷決定往外擴展更大的生存空間，此時中亞的部落皆害怕清朝會入侵其領土。滿洲八旗兵聲勢浩蕩，開始向西開拔。到了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清兵已經屠戮約有百萬之眾，不過，清朝對中國人口中的「新疆」的控制從來就不曾真正落實過。十九世紀時，新疆爆發出一連串的暴亂，起義活動持續至今，尚未停歇。
嘉峪關依然是中國擴張領域的起點所在。附近的酒泉（Jiuquan）是中國的太空中心，有愈來愈多帶著衛星和太空人的火箭在此地發射升空。
在嘉峪關，你可以看到長征（Long March）火箭畫過晴朗無雲的沙漠天際，飛向群星，這樣的奇景對於當地人而言，就跟過去看到駱駝商隊載著不知名寶物穿過絲路年代必經之途相同。
某天傍晚，我搭上緩緩開往中國最西省分新疆的首府──烏魯木齊（Urumqi）的火車，順著穿過河西走廊（Hexi Corridor）的絲路而行。一度被稱為中國「咽喉之地」的河西走廊是個滿布沙漠與礫石的千里平原，當地人稱為「荒涼」。只有少數幾座城鎮點綴其中，它們都是過去絲路上的綠洲，可是幾乎沒有任何村莊。絕大多數的地方都過於貧瘠，無法耕種；到處都是破洞與裂縫，好像被激怒的巨人揮動怪物般的鋤頭給攻擊過。
在絲路的全盛時期，河西走廊是駱駝商隊的必經途徑，他們載著像是紙張與火藥等新穎發明，路過新疆，前往遙遠的印度和中東。從反方向而來的是香料商人、還有宣揚佛教與伊斯蘭教新信仰的僧侶與穆斯林，他們知道在前往嘉峪關這個安全避風港之前，河西走廊是最後的一道障礙。
幾個世紀之後，乾隆皇的軍隊通過此地，宣示新疆從屬於中國。現在，一般中國尋常人都可以穿越這道走廊。我所搭乘的火車發自中國東邊的山東省，從那而來要花上三十一小時的車程。車上只有少數的新疆原住民維吾爾人，反倒是袒胸露背的漢族男性、還有穿著睡衣的婦女占滿了鋪位，他們坐在通道可以摺疊的座位上，或是站著直盯窗外，小孩則是四處跑鬧嬉笑。
大衛．艾默（David Eimer）與他的新著《被聽隱藏的中國》。
＊作者於2007到2010年之間，擔任《週日電報》派駐北京的特派員，同時也是香港《南華早報》的專欄與特約作家；2012到二2014年間擔任《每日電報》的東南亞特派。他在1988年首度踏上中國，自此足跡幾乎踏遍中國的所有省份，在2005至2012年間常住於北京。目前定居曼谷，在二○一二到二○一四年間則擔任《每日電報》的東南亞特派員。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被隱藏的中國：從新疆、西藏、雲南到滿洲的奇異旅程》（八旗文化）之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