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死議題長久存在極大爭議，重大刑案發生時被社會重新爭論幾乎成為例行公事，但往往流於無交集的爭言，始終懸而未決。主流民意長久以來是站在保留死刑這邊，據法務部的研究，近8成民眾反對廢死(但若死刑改為終身監禁不假釋，則56%民眾贊成廢死)，廢死意見並不受多數人認同。而從民調結果也可得出，廢除死刑的概念，本非順應人的本性，至少筆者就是如此體會，假若自身親友遭殺害，要求兇手償命也是滿自然、直覺的想法。
另從歷史脈絡來看，歐洲國家廢除死刑也是歷經一段過程，最後才為了國家濫用死刑，作為壓迫人民的工具，才痛定思痛廢除死刑，絕非自然而然進入廢死狀態。
至於我國的狀況，正如台北市長柯文哲近日所言，也許大家受歷史教育影響，自漢高祖口中的「殺人者死」一出，社會對死刑的觀念便持續根深蒂固。因此要認同廢死的觀點，需要獲得大量理由的支持，經過多重的思辨才可能建立。律師羅秉成所說的一段話或許能為此作個註解：「廢死不是時尚品，我們不是追逐潮流，或畏懼所謂普世價值而盲目跟從，反對死刑必然得通過自我頑固意識的戰爭，才有覺醒的可能。」所以必須先強調的是，廢死論絕非慈善家心腸，也不是為獲得歐洲免簽才誕生，而是個人內心意識的論戰對壘，充分考量死刑本質意義、其續存對社會的價值，等眾多意見交詰所做出的評斷。
死刑為社會帶來什麼？
關於死刑廢止與否，其實有相當多面向可以討論。而既然我們是要探討一個制度的存廢，自然必須先瞭解，該制度存在為社會帶來的意義與效果。主張死刑施行的目的主要基於兩點，首先是期待以死刑嚇阻犯罪再次發生，這裡有兩個層面，一是對犯罪行為人執行死刑，使其不再危害社會。尤其針對無法矯正的受刑人，能一勞永逸確保其不再傷害社會。而這部分的作用，廢死論者主張以終身監禁替代，一樣能達到隔離的效果。不過是否所有人都能接受自己的稅金要支付這些人的生活，哪怕對政府財政而言僅是極小一部分，又是見仁見智，雖然民調已顯示有56%支持此替代方案，但反對者對這部分態度依然甚為強烈。
另一層面是發揮殺雞儆猴之效，避免社會上再有類似事件發生。但事實上，犯罪動機萌生過程非常複雜，是由許多因素促成最終結果。單以死刑想杜絕這些重大刑案發生，基本上作用有限。非但反社會人格的犯罪者不懼死刑威嚇，受迫於諸多因素而犯罪的個案，同樣證明了死刑無法遏止犯罪者當下的行為。相關實證研究亦礙於技術上的困難，無法印證死刑威嚇犯罪的作用，正反面調查結果均有，始終難以透過科學根據做出評判，廢死與反廢死者各取所需，再度淪為價值對立。
對死刑存置論者來說，除了預防犯罪外，死刑的目的還包含了正義的實現，這是基於「應報」思想所做的論述，但現今的「應報」思想已非單純「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復仇意涵，更細膩來說，律師李兆環認為，刑罰本身是一種溝通行動，溝通對象主要是犯罪者，社會大眾則是次要對象，是透過刑罰將社會價值及犯罪的嚴重性，傳遞給被溝通者，其核心在於「譴責」犯罪行為，而死刑的存在則是為了有足夠嚴厲的手段，使極端邪惡之罪獲得相對應的譴責。從此觀點來看，即便難以直接證明死刑的功效，在這樣的意涵下死刑也不再流於非理性的報復，而賦予其較深層的意義。
死刑真的是社會最需要的嗎？
我們總是只看到動作片裡的主角英勇地制止了邪惡的犯罪，但那個城市之後變更好了嗎？
從「應報論」的觀點，也許能看見死刑為社會帶來的功效，但一個制度有其效用，並不代表它就是社會最需要的，面對重大刑案的一再發生，我們設立制度所追求的，無非是希望能避免類似案件再度發生，並在社會遭遇此類傷痛時能給予撫慰。
先前的討論已說明，現今沒有明確證據確認死刑可以預防犯罪，犯罪預防的關鍵也仍須依賴犯罪成因的根除，例如城市中收入較低或工作機會缺乏的區域，易滋生犯罪，若要降低此區犯罪率，根本的方法自然是改善居民的經濟條件，這顯然並非刑罰能夠協助的。至於死刑在安定社會的角色中，雖從「應報」的論述來看，能產生一些作用，但嚴格說來這種作用只是暫時的，而且是虛幻非實質的安定。社會憂慮情緒的平復，需要的是確保未來同樣的惡行不再發生，但重大犯罪的成因繁複，寄望「殺雞儆猴」之效只是等待果陀的行為。即便一定時日過去，時間沖淡社會的擔憂，也只是假性的平復，一旦類似事件再起，情緒仍然會升起，並且堆上過去被暫時掩蓋的憂慮，形成更難消解的大眾焦慮。
當然，絕對不能被遺忘的是犯罪受害者的家屬，在經歷如此悲痛的慘劇後，無論精神上、經濟上的慰藉都是刻不容緩。也許有些人或家屬本身會認為，死刑即是家屬最需要的，但死刑的判決和執行是一條漫漫長路，不能忽略在結果尚未實現前，該如何讓親屬維持正常生活；甚或，即使兇手已伏法，也未必保證家屬能真正走出傷痛。很少有人能自憑己力走出巨大心靈創傷，且不留下陰霾，適時提供專業心理治療會是更迫切的。有些家庭甚至需要面對更具體、急切的經濟需求，顯而易見的這絕不是死刑能彌補的。
同樣身為被害者家屬，律師李宣毅和一般人的看法有些不同。高中時陪伴他長大的奶奶，因為遭遇搶匪最後頭部受撞擊送醫不治，當時的他一心也抱持復仇的念頭。然而在學習法律的歷程中，他慢慢了解犯罪形成的過程、原因及脈絡。若檢視每個被告過往的生命歷程，他們都可能是某種程度或其他事件的被害人。一般犯罪的成因，或近或遠都會跟加害人過往的壓抑、受挫、不被接受、排擠、歧視甚至是受害有所關聯。這樣的認知改變了他原先的信念，他認為：死刑只是殺掉墮落的天使，卻放過誘惑的撒旦。找出社會本身病態之處，不論是結構性、制度性等潛在成因，及早根除才能真正預防犯罪發生。
虐童案被害人王昊的姑姑王薇君雖然是支持死刑，但在她投入兒童保護、協助被害者家屬後，卻發現被害家屬長期受政府忽視，未獲國家足夠的關懷。即便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執行者專業度良莠不齊、欠缺同理心、導致二度傷害。
的確這兩者是有可能同時兼顧的，但現實狀況看來，這樣的企盼其實過於理想，從許多公共議題我們都能看見，政府在公共政策的選擇是有優先順序的，畢竟資源有限、政府對所有議題的重視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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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而言，用死刑向社會宣示消滅犯罪，比真正建立完善社福輔導制度、改善社會失業問題來得容易多了；以死刑作為被害家屬的交代，比完善的受害者保護、補償制度也同樣簡單許多。
痛失至親的律師李宣毅的體會是，「因為死刑存在，國家反倒忽略對被害人應有的疼惜，單純地幫被害人殺死加害人，絕對不是適當支持被害者家屬的方式。從經濟上及心理上給予全面性的援助才是正道。」而真正令人擔憂的是，死刑不但成為政府省事的擋箭牌，更可能變作媒體非理性操作的工具，導致社會大眾混淆焦點，而失去監督政府改進的良機和動能。
死刑背後更需要關切的議題
但當然，也不代表基於上述的理由，我們就該廢除死刑，畢竟現階段保存死刑仍是主流意見，也難以說服眾人，面對反社會人格難再教化的犯罪者，單就表面來看有比一顆子彈更省成本的解決方式。但撇開這種極端案例，面對其他的討論，死刑的存置是否還能繼續不受質疑？以往我們針對廢死議題廣泛討論，都是重大刑案發生時，在社會仍處震驚、憤慨、恐懼的情境下，並受到主流媒體有違新聞專業的灑狗血式推波助瀾，民眾根本無法在這樣的氛圍進行理性溝通，更遑論去瞭解死刑犯在訴訟過程遭遇的不正當程序、避免法律誤判的困難、政府有天走回威權利用死刑迫害人民自由的隱憂，等等這些無法用三言兩語解釋的議題。
目前台灣仍維持死刑制度，支持死刑也佔多數意見，如果換作其他議題，在這樣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反對方的意見早已被埋沒，不會一再地掀起爭議。但政府對實際問題的怠惰、忽視，讓事件一再重演，才是引起爭論的導火線。所以廢死議題其實遠比我們認知的複雜多了，背後延伸的問題才更需要我們去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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