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津是高雄港的發源地之一，旗津的名字來自於陡峭的石灰岩山形似旗幟，古人稱之為「旗鼓堂皇，維揚我武；津樑鞏固，克狀其猷」。位於旗津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是一處「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地方。那座巨型的紀念碑，是一朵柔美而堅韌的蓮花，在海風的吹拂下，粉紅的花瓣仿佛正是盛開的季節，翩翩起舞、美不勝收。
然而，就在這海天一色的美景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悲慘的故事。湛藍的大海，對於前來休閑度假的中產階級來說，是良辰美景；對於那些每天都要乘坐渡輪往返的女工來說，則是單調乏味甚至充滿危險的旅途。這個悲慘的故事剛好發生在我出生那一年：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清晨，一艘由旗津中洲開往高雄的渡輪，因為超載加上機械失靈而翻覆沉沒，二十五名任職位於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女性不幸罹難。此次事故死難的人數，雖然比不上泰坦尼克號及太平輪事件，但二十五名如花似玉的少女瞬間遭遇滅頂之災，多少家人朋友為之心碎！而且最年幼者僅十三歲，其中還有姐妹同時喪生者。囿於當年民間的習俗，這二十五名未婚罹難者被合葬於旗津的荒郊野外，稱為「二十五淑女公墓」。
二零零八年，高雄市政府將位於旗津三路「二十五淑女公墓」的現址重新整修，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將這二十五位年輕女性定位為「六○年代為臺灣經濟建設奮鬥的工殤少女英雄」，也藉此希望社會大眾重視兩性平權與勞動安全的議題。國家文化總會並也將這裡標記為臺灣女性文化地標之一，以緬懷臺灣女工對臺灣經濟發展的付出與貢獻。
兩篇碑文，兩個時代的人權觀
從「二十五淑女公墓」到「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不僅是名稱的變化，更是兩個時代人權觀蛻變與發展的例證。
來此之前，我查考了有關「二十五淑女公墓」的資料。從照片上看，其建築模式與台灣鄉下那些醜陋不堪的墓地並無兩樣，二十五個墓碑擠擠挨挨，淩亂破舊，這樣的地方顯然很難成為「旗津居民重要的當代生活史蹟」。而半文半白的紀念碑文如此寫著：「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三日，中洲前鎮間渡輪高中六號於航行途中，舟小人眾，機件失靈，釀成傾覆慘禍，罹難者廿五人多為中洲少女，雲英未嫁，遠痛滅頂，變起瞬間，天人永隔，惡耗傳出遐邇驚悼。本府除數度邀集地方首長商洽撫卹弔亡等善後事宜外，另於中洲專設墓地一所，將罹難同胞共同集葬於斯以使同命芳魂地下仍可不孤，且誌人謀不臧之過，以惕勵從事者之心，謹立此碑，以垂永念，而誌哀思。」此碑文半文半白，陳腐之氣，撲面而來。雖然對罹難女性不無同情與悲憫，卻對罔顧勞動者生命安全的政府機關、輪船公司及工廠企業毫無批評和譴責。一場人禍被扭曲成純粹的天災，於是，事件中只剩下受害者，加害者或責任方消失得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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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淑女墓。（MiNe (sfmine79)／維基百科）
如今，在「勞動女性紀念公園」蓮花紀念碑上鐫刻的是嶄新的碑文及受難者名單。碑文由高雄市市長陳菊撰寫，陳菊本身就是台灣女權運動和民主運動史上的風雲人物，她由美麗島事件的囚徒成為台灣第二大都市的首長，這段經歷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由她來為二十多前不幸罹難女性同胞撰寫碑文，可謂當之無愧。新的碑文是這樣寫的：「在此安眠的，是廿五位在勞動前線上奉獻生命的女性。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她們乘坐高中六號渡輪，由旗津前往加工出口區上班，因渡輪傾覆，而於通勤過程中殉職。高雄市政府將罹難者合葬，名為廿五淑女墓，作為旗津居民重要的當代生活史蹟，及基層勞工為臺灣經濟成長奉獻生命的血淚見證。但淑女之稱，隱含刻板性別意識，而忽略女性勞動者的貢獻，及職場公安的重要。爾後，臺灣工運婦運蓬勃發展，高雄市政府在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等團體建議下，將廿五淑女墓正名改建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以紀念廿五名工殤烈士。國家文化總會亦於二○○六年標誌此處為女性文化地標，以懷念漁村女兒作為家庭支柱、經濟發展尖兵，堅強打拼的可貴情操。祈願我們能共同打造一個屬於勞動者的國家、屬於弱勢的城市，以不負這廿五個美好生命的逝去。」碑文用白話文寫就，事實陳述清晰簡潔，觀點評述一目了然。
這兩篇碑文高下立現：前者語焉不詳，欲語還休，卻特別強調二十五名年輕女性的未婚身份；後者則直接點出這個悲劇的兩大啓示意義，一是勞動女性的堅韌卓絕、默默奉獻；二是當年台灣經濟騰飛的同時，勞動保障制度及職場公共安全的缺陷。誦讀完碑文，我漫步在周圍的花圃和步道之間，祈禱這樣的悲劇從此不再重演。
讓她們的靈魂得自由
我不喜歡「二十五淑女公墓」的命名方式，不僅因為陳菊在紀念碑文中所說的「淑女之稱，隱含刻板性別意識」，更因為這一稱呼背後是儒家文化中最讓我厭惡的男尊女卑的等級觀念，是一種當權者居高臨下的視角，以及由上到下恩賜的「被紀念的權利」，就如同馬英九對原住民說「我把你們當人看」一樣——他已然傲慢到以為自己還很謙卑，把別人當「人」看這一點，足已顯示他是何等偉大。
那麽，究竟誰才配得上「淑女」的稱呼呢？當然是由那些掌握話語權的男人說了算。所謂「二十五淑女公墓」的命名，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文化和男權中心主義文化中的「貞節牌坊」的翻版。貞節牌坊不是平民百姓家想蓋就蓋的，必須由皇帝或地方官員恩准或嘉許，才能破土動工。千百年來，各地各家，為了可以修建一座更大、更高、更華美的貞節牌坊，不惜讓家中失去丈夫的女子立馬殉節而死——她死後才能跟那些金榜題名、出將入相的男子一樣「光宗耀祖」。
「二十五淑女公墓」的出現，更源自當時台灣的一種荒誕不經民間宗教迷信：人們認為單身未嫁女姓不能列入祖先牌位，一般都會采「冥婚」或是「設廟立祠」兩種方式讓其有所依歸。這種可以稱之為邪惡的民間宗教迷信，居然長盛不衰，可見台灣社會的精神現代化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在台灣，許多類似的粗陋不堪的民間宗教迷信，居然被當作優秀的文化傳統鼓吹和宣揚，甚至由文化部塑造成某一種獨一無二的「台灣特色」，耗費巨資組團到世界各國巡迴表演，真是讓人汗顔。
人言可畏，人心叵測。不久之後，「二十五淑女公墓」不幸成為一處常常出現靈異事件的「鬼景點」，甚至入選台灣網友票選的「臺灣十大鬼景點」。由於事件的罹難者均為未婚女性，傳言年輕男子若是於深夜獨自騎機車經過此地，經常會莫名其妙熄火或摔倒，這是死去的少女們不甘寂寞而搞出的惡作劇。也有傳言說，在深夜常可見到身穿白衣的少女行走其間。而旗津海水浴場溺水事件頻傳，據說也與死於船難的少女們有關。在被穿鑿附會了許多靈異事件後，「二十五淑女公墓」甚至變成了一座「姑娘廟」。一時間，此處一到夜晚便人跡罕至。罹難者家屬對這些荒誕不經的傳說相當排斥，認為捕風捉影的傳言對無辜受害的少女造成了「二次傷害」。可是，他們對於「三人成虎」的「惡性輿論場」無能為力，只好任由其謬種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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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現象的背後是「弱者淩辱更弱者」的心理特徵，以及種種醜陋不堪的民間迷信作祟。台灣作家宋澤萊寫過《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等寓言體小說，他認為台灣是一座「靈異之島」，台灣人民需要經歷基督信仰和現代文明的洗禮，才能從那些邪惡矇昧的民間宗教迷信中掙脫出來，真正過上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確實，圍繞「二十五淑女公墓」的種種靈異傳說，遮蓋了該紀念地本身蘊含的人權和民主價值，使之成為「人性惡」之犧牲品。那麽，台灣的進步力量和地方政府，有沒有可能反戈一擊，幫助這一地景擺脫儒家男尊女卑的等級觀念和民間宗教迷信的束縛呢？
女性與勞工：重疊的人權地標
轉機出現了，隨著台灣民主人權意識的深化，「二十五淑女公墓」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名字改了，空間設計也煥然一新，參觀者在新的空間的感官經驗和認知跟著改變。二十五位工殤受難者的骨甕，已移至蓮花雕塑紀念碑內，不再像傳統墓地那樣陰風慘慘；而紀念碑基座上銘刻著她們每個人的名字，又顯示出對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尊重與敬畏。這種公共空間的「點石成金」，正如有評論者所論：「從墓園原有的祭拜意涵轉化到「紀念」女性勞工，從單一船難事件提升到歷史事件，正視其凸顯的重要議題，省思當時社會結構的問題，肯認勞動女性的貢獻。」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這個名字，包含了兩種人權觀念：首先，是「勞動」一詞背後的勞工權益。在此，我們必須回顧罹難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一九六六年高雄加工出口區成立，同時也是台灣社會快速轉型的里程。高雄港的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需要吸收農村低廉勞動力。當時生活困苦的漁村少女，尚未完成基礎教育，就被家人剝奪了繼續學習的機會，奔赴加工出口區的工廠上班掙錢。高雄加工出口區設立後短短十年間，全台灣三座加工區廠商直接僱用的勞動人口數便高達七萬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女性。台灣的經濟起飛，女性功不可沒。
當時，勞工權益缺乏基本保障，在勞工中更加弱勢的女工，用張愛玲的話來說，更是「比塵埃還低」。一九七三年的這場船難，換來此後交通安全意識的覺醒和勞工權利的進步。如今，往返高雄前鎮與旗津的渡輪，已由民營改為由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並為乘客投保每人新臺幣貳百萬元的意外險。而在職場工作條件和福利制度上，更是一步步提高和完善。
其次，是「女性」一詞背後的女權意識。過去，在華人文化圈內，許多空間的地景，如紀念碑、紀念館都以男性為主，女性及其相關的歷史事件，卻幾乎被忽略和遮蔽了，隱沒在地圖和史書中。在此背景下，由高雄市政府、中華文化總會與相關性別、女性、勞工團體共同推動，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成為台灣女性文化地標中唯一由政府公家機關高雄市政府設置及出資建蓋的一處，其意義相當重大。
唐代詩人李白有一首寫閨怨的詩歌，「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無窮的哀怨盡在不言中；而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的出現，則將這兩句詩改寫成——「昔日斷根草，今成芙蓉花」。在職場上，男女平等通過立法深入人心。台灣陸續在二零零二年施行《性別工作平等法》，二零零四年施行《性別教育平等法》，二零零六年施行《性騷擾防治法》，「性平三法」讓在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中倍受壓抑的女性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台灣自二零零零年以來已經有過女性副總統呂秀蓮，二零一六年又迎來女性總統蔡英文，當年罹難的二十五位少女若是知曉這一切，大概會倍感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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