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教改會源起
台灣教育問題的嚴重性，在我回國之前，很多人早就提起。我還記得在我回國的前幾年，有一次坐飛機遇到東帝士董事長陳由豪，他談起台灣教育，認為真的很糟糕很嚴重。具體問題在什麼地方？就是小孩子為了升學，他們用心學的，跟真正必須學的有很大的差距。就是升學主義。其實目前問題還是一樣，一直都沒有改過來。
我記得我在一九九四年春天回國，那時恰逢民間教改聯盟成立，有一群人，其中帶頭的是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1943-），他舉辦一個大遊行，口號是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
有一次遇到教育部長郭為藩（1937-）。郭為藩跟我說，「遠哲，我們教育問題非常嚴重，應該要做一個檢討和改革。」他建議，也許我可以帶頭做教育改革有關的事，我也覺得這事可以考慮。
在一九九四年全國教育會議，郭為藩就向行政院院長連戰建議，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把台灣的教育做一個檢討。連戰也接受了，後來要我做教改會的召集人。那時候很多人不贊成我蹚這渾水，他們都說這樣的努力沒用，教育的問題不是分析了就可以改革的。但是
我覺得，好好檢討台灣教育目前的情況，然後提供給政府做參考，還是有意義的，所以我就答應了。
所以民間教改團體以及「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等主張，與後來成立教改會不是直接的關係，這是後來很多人不了解的。
教改會成員以及師範體系
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時候，有很多人提供建議，哪些人可以當委員，其中有很多是對科學教育關心的人，或者是對教育深度關心的人。
委員會裡面第一位被邀請的是曾憲政（1946-），他算是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執行長。那一陣子他對推動科學教育很認真。我還記得，有一次為了科學教育的會議，我在美國跟他聯絡，常常是半夜送傳真。我很晚睡，都是兩三點鐘才睡。曾憲政非常驚訝，他傳真過來，我應該是在睡覺，但是我都會立即回他的信。他非常熱心，對改革這件事很有看法跟心得，因此請他做執行長。
然後我跟很多人討論教改會的成員。為什麼教育界的人這麼少？這是因為教改會剛成立時，他們都說台灣師範體系的人比較保守。
台灣都是經過師範學校畢業才能當老師，所以學校的老師都是師範學校畢業的人。那時候師範學校是公費生，到師範學校的，有些對學問滿有理想的，不過也有很多人是不得已。我父親在新竹師範教書，很多人說這些學生是「吃飯睡覺」（按：師範學校的諧音），不是很熱心嚮往從事教育工作。對於改革這件事，保守的力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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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園。（取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臉書）
台灣的師範學校是設立來培養國小和中學老師。師範學校的學生有兩類，一類是家境比較困難，父母親不能夠支付他們高中大學的生活，師範體系是公費的，就選擇師範學校。有些人到後來做得非常不錯，像李文華院士（1950-）就都是師範體系出來的。不過也有很多人是另一類，他們的想法是，反正在這裡念書，畢業以後就是終生職當老師，所以理想性並不高，一天一天得過且過的人很多。我父親曾帶我參加新竹師範學校的年終晚會，不是吃飯的那種晚會，而是有一些藝文活動。學生演話劇，自己在嘲諷自己，說他們是「吃飯睡覺」，我印象特別深刻。
師範體系的人，擔心教育改革會改到他們頭上，說師範體系以前走得不理想的地方，會被批判說要改，他們好像受到很大的威脅。所以師範體系的人是有些反彈，說教改叫誰改，是改老師、改體系，或者是學生？
我們剛組織教改會的時候，除了有大學、高中、國中的老師、校長之外，還有地方政府的首長，就是縣市長，以及一些對科學很熱心的人，還有幾位院士，就這樣組成了。教育界的人確實不是那麼多，沒有占一半以上。
其實我們不是不尊重專業，後來我們也邀請了林清江（1940-1999）、黃炳煌（1935-2021），都是跟師範體系有關係的。我們是決定第二年才引進一些師範體系的人。這是有原因的，我們不是忽略也不是排斥他們，因為我們要改革傳統累積下來的很多問題，師範體系的人常常是跟這些問題有關係的。我父親在師範學校當美術老師，我知道他們裡面有很多問題。
教改會開會與下鄉
委員會在做些什麼事呢？委員會分為好幾組，有理念組、道德教育組，還有跟社會互動的幾組，詳細的我已經不記得了。然後每個禮拜兩個晚上在清華大學的月涵堂開會，一次是全體委員會議，一次是分組做個別的討論。周末我們就到各個地方訪談。幾乎每個周末，我經常跟幾個委員在一起，到全省各個鄉鎮去訪談，主要談對教育面臨的問題與看法。教改會在這兩年之內，每一季春夏秋冬都有一份報告書，裡面的資料還滿豐富的，很多討論滿有意義。全體委員會議每個禮拜都會召開，然後委員都要下鄉跟大家討論，有的是跟家長，有的是跟老師討論，有些是跟社會人士討論。有一個項目叫做「教育大家談」，大家談很多有關教育的東西。
參加「教育大家談」的人是怎麼來的？怎麼代表？很多是地方人士。如果我們要跟老師們討論，或者要跟家長討論，就由當地的學校或是地方政府推薦。
那時候討論還滿有趣的，很多很多教育的問題，都在那四本報告裡面。沈君山開會時常常對我說，「遠哲，我回來台灣那麼多年，從來沒有這麼努力工作過。」當時他已經回來將近二十年了。他指著我說，「你回來之後可以當菩薩，為什麼要當住持？」菩薩是坐在那裡被人家供奉的，住持就要去做很多事。沈君山被稱為四大公子之一，他是很瀟灑的，只是做事不那麼投入。
到各地去訪談，收集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當時台灣教育面對比較嚴重的問題還是為了升學。學校老師教得好不好，就看班上學生有幾位考上中學。校長做得好不好，就看學校有多少人考上好的高中。升學的問題小學也有。那時候已經有九年義務教育了，紓解了國小的升學壓力，但是家長都知道，從國中到高中還是要經過升學考試的廝殺，所以還是有很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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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升學的問題，另一個是城鄉差距。經濟力量的差距，造成很多老師不願到鄉下教書。當然有的老師也說，如果有額外的薪水，每個周末或每個月都能到台北聽音樂會，還有些人願意去。但是普遍上老師到鄉下工作的意願不高，因此有些小孩子就被送到城市學校念書。除了老師，城鄉的教育資源也有差別。像城市學校的家長會，常常投入比較多的資源。
課程方面也討論了很多。我們的理念是，既然社會多元化了，我們的教育也要適應整個多元化社會的需求與環境。因此後來提到一綱多本這些理念。那時候你到台大問學生，臭氧層的破壞到底怎麼樣，學生知道的都一樣，都是課本裡面讀到的標準答案，有些是一知半解，他們都是用同樣的課本念同樣的書。國中教的有關大氣化學臭氧層破壞，跟高中講的臭氧層破壞，都差不多，很有限。在台灣的大學裡，你如果跟學生問臭氧層破壞，他們知道的都差不多，你在師範學校問老師們，他們知道的都是一樣的。在美國我的研究所，有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日本人，各個國家的人，以及來自美國不同學校的學生。任何一個議題，我們討論的時候，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觀點，他們成長的背景不一樣，他們受的教育也不一樣。有些學生進來，他們對臭氧層破壞的問題，讀了很多很多，尤其是紫外光對生物的影響。反觀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大家都學一樣的東西，考試要有範圍，不能超過這個範圍，把大家侷限在一個小的圈圈裡面。
花蓮有個國際石雕藝術季。黃勝雄（1939-）在門諾醫院時開始舉辦第一屆，從世界各地邀請一些雕塑大師，來花蓮兩個禮拜做石雕。給他們大石頭，他們拿自己的工具雕刻，刻成藝術品。還滿有趣的，看這些石雕藝術家，在一兩個禮拜裡，就把一塊石頭變成非常精美的藝術品。雕刻時有很多碎石，有一個區域就用碎石拼成圖案，小學區的碎石排列非常豐富，他們想像力很豐富很漂亮，國中區的就不是那麼好看，到高中區真的是不能看，沒有創造力。可見我們的教育是把很多想像力、創造力抹殺掉，都變成一樣的，這是很糟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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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遠哲，1986年與達德利·赫施巴赫、約翰·查爾斯·波拉尼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前中研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返鄉記：李遠哲口述傳記》（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