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一則名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的視頻一夜爆紅。其刷屏式引起民眾廣泛共鳴，並受到官媒大力推崇。但與之相隨，無論是針對視頻內容，還是官媒評論，均產生民間新一波的質疑及批評。在一周左右的時間里，其從如日中天到降溫式處理（退出網站首頁），經歷了巨大的輿論落差。這場轟轟烈烈的曇花一現，反映出頗為熱烈的社會爭論。
由於主人公二舅本人並未在視頻中發聲，因此，這些爭議首先建立於視頻的敘事文本之上，即作者的記敘畫外音。從此角度而言，該視頻並非獨立紀錄片風格，而似延續到中國八十年代中期的老式紀錄片。基於這種真實性與加工性之間的不確定性，相應的觀察與討論不妨也先從視頻本身的敘事機制出發。
一 中國式存在主義
在「二舅」敘事文本中，單從哲學角度進行觀照，二舅的「活著」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存在主義（Chinesischer Existentialismus）。這種存在主義並未脫離原生態素材，從歷史角度而言，也存在一脈相承的精神脈絡。
視頻之中，本該「受國家栽培」的農家天才二舅，因村醫醫療事故而意外落得終身殘疾。在經歷一段時間的消沉之後，其終以自學的精湛木匠手藝養活自己，並以打傢具、攢房款等幫扶出身貧苦的妹妹及養女等，使她們在人生大事上努力顯得「體面」。雖然其經歷了疼痛的情感挫折並至今孓然一身，但66歲的二舅還是留在鄉間努力掙錢養老，並獨自照顧著曾因「老病」意欲自殺的88歲母親。這種生活態度，據稱迅速治愈了年輕作者身處大都市的「精神內耗」。
整體而言，中國並未脫離千百年來「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哲學底色。（ＡＰ）
在上述敘事機制中，作者所推崇的二舅的樂觀主義生存態度，從整體而言，並未脫離中國民間千百年來「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哲學底色。「好死不如賴活著」是一種底層式生存哲學，其以生命本身的最低層次的存在，即近似於動物本能的「自在」(An-Sich)，無意識地對抗著人生的失敗與虛無。譬如最受作者推崇的是：二舅活成了村裡除傻子之外「第二快樂」的人。但是，以此作為對比參照的傻子，其生命已然失去了人類區別於動物及物體的「自為」(Für-Sich)意義，僅僅是一種最低形式的肉體存在。
除此之外，作者處處調侃式的態度，實則無意識地加深了這種苦澀與無奈的底色：譬如二舅「久病不能成醫」，只能「像一隻大號的青蛙」那樣黯然接受意外的殘疾現實；被二舅領養的女嬰「被拋棄了兩次」，因而「對這個世界還能有什麼禮貌呢？」；而當作者說出：「66歲老漢隨身攜帶88歲老母，這個6688組合簡直是酷得要死」，這反而令人想起近年來微視頻中出現的底層娛樂：底層青年們常以自我醜化與自殘等形式，無意識地強調自身生命的存在，微弱而無奈地抗拒著社會層面的無人過問、或是人生的破碎與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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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之相比，該視頻之所以仍令一些普通民眾感受到某種共情與「勵志」，正因在這種苦澀的底色之上，二舅終以自身的堅韌與毅力，竭力對抗著命運的荒謬與底層小人物的無力，從而盡可能地活出了一些個體生命的尊嚴。關於這種生存哲學，作者總結為二舅筆記本上抄錄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把這句來自於四十年代、在建國初期風靡一時的革命語錄作為二舅的形而上學，不免令人感到荒謬或錯愕。但其也並未脫離二舅所受的教育及所處的實際：二舅及千萬個二舅一樣的時代小人物們，當他們在尋求信仰以堅定自我的存在之時，因種種原因，其能找到的，往往只是中小學時代耳熟目詳的毛主席語錄以及對社會體制的確信。
二 官媒的推崇與民眾的質疑
在中國式存在主義中，未莊的農民阿Q善用消極的精神勝利法「兒子打老子」、「我的兒子會闊多了」等支撐自己稀里糊塗的人生；而在反映八十年代艾滋病村莊的電影《最愛》中，被驅逐被遺棄的艾滋病村民則絕望地傳唱著瞎眼藝人的河南梆子：「孔老二他給我管過賬，張天師他給我看菜園，老婆子我有八萬六，好兒孫我有十萬三。我本是老天爺的他乾爹，你看我體面不體面？」
這種自欺欺人的自我補償心理，以及絕望式的存在，均屬於存在主義哲學鼻祖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所認為的缺乏自我意識、無法也無從追求永恆意識的悲哀。電影《活著》中的主人公富貴與視頻中的二舅似乎更加「積極」，較為類似於加繆（Albert Camus）所推崇的接受荒謬性、勇於自我賦予生活意義的人：經歷過種種命運打擊的富貴仍精心撫育失去母親的小外孫女饅頭，編制著未來的夢想，即「以後一切都會好的，饅頭還要坐飛機呢」；二舅則通過忙碌而充實的生活堅定自身的存在，通過作者之口堅持「生活不能往回看」，不能讓遺憾成為生活里「讓人沉淪的毒藥」。
然而，當富貴、二舅等卑微個體以最大限度的隱忍與千方百計的努力所追求的生存，被作者上升為「我們這個民族身上所有的平凡、美好與強悍」，官媒們自然也順理成章地利用這股「正能量」，盛贊「二舅活出了我們嚮往的飽滿人生」、 「二舅沒有躺倒」，「選擇了豐潤豁亮的生活」等等。當二舅的命運以「個人的即是政治的」由此進一步深入公共空間，並在聚光燈下片面地得到發掘頌揚而完全掩蓋了其所受的苦難，這場關註則迅速發酵為民眾對公權力的質疑，以及對社會制度與結構性的討論：譬如殘疾人的社會幫扶問題，農村的老齡化、醫療保險與養老制度問題，鄉村空心化以及老弱病殘的進一步邊緣化、以及其中缺失的政府職責等等。
三 「正能量的翻車」與時代課題
面對質疑熱潮，官媒採取降溫式呼籲「二舅終將隱入塵煙」，視頻主頁也下架該作品。《隱入塵煙》是今年入圍柏林電影節主單元、反映中國西北農民邊緣化生活苦難的故事片。有趣的是：當筆者在柏林參加一場以視頻形式向中國直播的電影座談會，與會的中國電影評論者們一致批評《隱入塵煙》「刻意向西方觀眾展現荒謬性」；但短視頻中的二舅，在短短十一分鐘的「政治正確」里，何嘗不是將命運的種種荒謬性不經意地呈現在大眾眼前？這如同揭露「鐵鏈女事件」的短視頻一樣，屬於「正能量」意想不到的「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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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民眾的質疑聲中，除卻上述提到的種種追問，二舅視頻還引發了年輕世代的「小鎮做題家」的反彈：三十齣頭的年輕作者聲稱二舅治愈了自己身處大都市的「精神內耗」，並聲稱自己「四肢健全，上過大學，又生在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理應度過一個比二舅更為飽滿的人生」；但觀察「小鎮做題家」們的反駁，卻不難發現：階層固化已使社會資源難以流動，無法進入體制的普通年輕人難以感受出路；新生代的二舅草根階層，即使有幸受過良好教育，面對命運的不公或意外，似乎同樣也只能「認命」，即獨自默默承受生活的荒謬性。
而面對公權力的刁難，視頻中的二舅在殘疾人證件辦不下來時，反而去了趟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紀念館，因為堅信「他公平」。但現實之中，僵化與特權的官僚體制，不僅使得實際生活中的二舅們很難實現在澡池裡「偶遇」首長的機會，也難以在困難之中製造或想象出一個理想化的存在：爛尾樓的困窘，銀行儲蓄危機的風險，無一不是由普通民眾承擔代價；二舅竭盡全力「在掙扎與困難中表現出來的莊敬自強」，雖然的確「令人心生敬意」，但卻並不一定如作者所言：「這條人生路最後通向的一定是勝利。」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藉助全球化的東風，無數個二舅拿出勤勞堅韌的忍耐與吃苦精神，努力在經濟自立方面為自己掙得一份基本的微薄的尊嚴。但在思想層面，正如二舅的思維信仰，其並未改革升級；而在現實之中面對各種權力關系的盤根錯節、以及個人維權的舉步維艱，也難以稱得上有多麼「美好與強悍」。二舅視頻雖以「正能量」的心靈雞湯形式進行勵志，但依然客觀體現出大量社會現存問題；在爭辯與質疑之中，官媒從大力推崇到降溫式處理，體現的則是對存在主義哲學之中「荒謬性」的推諉。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藉全球化的東風，無數個二舅拿出勤勞堅韌的忍耐與吃苦精神。（ＡＰ）
而此種推諉，某種程度上亦體現著政府的兩難：以信仰填補精神真空，卻無可避免地藉助於陳舊的革命性口號或毛澤東思想；以「共同富裕」解決鄉村難題，卻不可避免地遭到某些既得利益階層或缺乏安全感的中產階層反彈；而面對鐵鏈女等令人觸目驚心的歷史遺留問題，又難以徹底清除撼動地方裙帶或連鎖關系。
而二舅視頻作者所言的「精神內耗」，於存在主義者看來也正是感性與理性相沖突時發生的焦慮。基於個人的理性與年輕時代的「信仰」，二舅努力承受住了生命的荒謬與虛無；但倘若此種「信仰」，對新時代的二舅而言已經全然陌生，或毫無吸引力地失效，那麼，於萬千主動或被動的存在主義者而言，唯有意識到自己對身處環境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影響與效力，或許才是一條創造生命意義，剋服「躺平主義」，達成自我救贖的動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