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位於德國中部圖林根州（Thüringen ）的威瑪（Weimar）雖然僅有六萬多人口，卻是一座充滿歷史和文化古城。這裡不僅有各種各樣的博物館和地標建築，如，安娜—阿瑪麗亞—圖書館（Anna—Amalia Bibliothek）、市政廳（Rathaus）、威瑪城市宮殿（Stadtschloss）、包豪斯博物館（Bauhaus—Museum）、德國國家劇院（Deutsches Nationaltheater）、聖彼得和保羅教堂（St. Peter und Paul） 等，還有許多名人故居，如，歌德故居、席勒故居、李斯特故居、尼採檔案館等。
威瑪也是一座「歷史有餘，現實不足」的城市。說它「歷史有餘」，是因為這裡的很多舊房別墅都有自己的故事，譬如，某某在此用過餐，某某在此住宿過，某某在此寫作過……在這裡，名人的名字可以拾一籮筐：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先驅讓·保羅（Jean Paul）、戲劇家奧古斯特·馮·科策波（August von Kotzebue），當然更有歌德、席勒、李斯特、巴赫、尼採、瓦格納等這類如雷貫耳的文化大師在此生活和創作過。
說它「現實不足」，是因為威瑪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對文化如痴如醉，對政治敬而遠之」。的確，它很少因為現實中的重大事件而進入人們的視野。前來威瑪的人，絕大多數也都是出於對其歷史氛圍和文化傳統的敬仰。
或許，在你抬頭之際或轉身之間，就能在某個房屋的牆上發現某句名人名言，如，「不渴而飲，不喜而學，不誠而祈，皆無用功也」 /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Trinken ohne Durst, Studieren ohne Lust, beten ohne Innigkeit sind verlorene Arbeit / Martin Luther）、「家鄉就是那個你無需表白的地方」/ 德國哲學家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Heimat ist da, wo man sich nicht erklären muss – Johann Gottfried Herder）、「假如你認識生活，請告訴我它的地址」 / 法國小說家散文家儒勒·雷納爾（Wenn Sie das Leben kennen, geben Sie mir doch bitte seine Anschrift – Jules Renard）、「面對沈默和咆哮，我發明瞭語言 / 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gegen das Schweigen und das Getöse erfinde ich das Wort – Octavio P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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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座文化古城，威瑪既保持著氣宇軒昂、風姿綽約的不凡氣質；又為古今的遷客騷人們提供著一份與世無爭的恬靜優雅。威瑪之所以成為德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的誕生地，並非因為這裡曾是政治重鎮，而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精英們想遠離明爭暗鬥暴力頻仍的首都柏林、需要一塊寧靜之地來為德意志的未來勾畫藍圖。兩德統一後，埃爾夫特（Erfurt）成為圖林根州的首府，而威瑪則默默地繼續扮演著它早已駕輕就熟的傳統角色——文化首都。
威瑪在德國歷史上留下過三個重重的印記：「古典威瑪」（Klassik Weimar）、「威瑪共和」（Weimarer Republik）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KZ Buchenwald）。這座城市接待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據說，美國人是慕「包豪斯」（Bauhaus）之名而來，吸引法國人的主要是哲學家尼採，日本人多來瞻仰歌德，而以色列人則會說：「威瑪？哦，就是布痕瓦爾德附近的那座小城」。
筆者初夏前來威瑪，首先迷上的卻是那撲鼻而來的椴樹花香；當然，還帶著始終揮之不去的問題：一個享譽世界的文化名城，為何能孕育出令人發指的人間地獄？
「古典威瑪」：歌德席勒如何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象徵
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Aufklärung）強調理性和敢於求知；十八世紀晚期的「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主張個性解放和回歸自然。歌德席勒代表的威瑪古典主義（Weimarer Klassik）則試圖克服這兩場運動的極端因素，關注不同力量之間的和諧與平衡，追求恢復古希臘藝術中提倡的完美以及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推崇人道和寬容。
歷史就是這樣一直在不斷的自我修正中螺旋發展著。那麼，這樣的一個「古典威瑪」最後怎麼會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象徵呢？又怎麼會淪為極端種族主義的工具呢？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瞭解歌德席勒所處的時代：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爆發。代表自由主義的第三等級宣佈法蘭西新民族的誕生，並把貴族和教士等級排除在外。普通市民階層成為推動歷史的動力，並通過民族主義來動員農民、手工業者和產業工人。因此，法國民族意識的形成或重生從一開始便帶有濃重的階級色彩。
而此時的「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剛剛成為歷史，德意志正處在內外交困、前途渺茫的階段；戰亂導致哀鴻遍野，經濟凋敝。資產階級力量還相對薄弱，難以具備民族感召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語言和文化便成為德意志各邦的唯一紐帶，知識精英於是成為民族振興唯一可以指望的力量。
十九世紀初，強大的法國軍隊颶風般橫掃歐洲，也包括散沙一盤的德意志各邦所在的中歐大地。1806年的10月27日，法蘭西帝國的皇帝拿破侖·波拿巴以征服者的身份進入柏林。普魯士國王「胖威廉」（Friedrich Wilhelm II）十五年前為紀念致使對手法國衰落的「七年戰爭」勝利而建造的布蘭登堡門，此刻見證了拿破侖的復仇和雪恥，門上的那尊駕車的勝利女神雕像作為戰利品被拆下運往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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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柏林地標布蘭登堡門的上空會施放美麗的煙火（資料照，AP）
與已成為巍巍帝國的法蘭西和不列顛相比，德意志當時的破落令人絕望。這深深刺激了德意志的精英，興族強國的願望與日俱增。詩人們用詩句探尋民族的未來，音樂家們用音符抒發抗爭的激情，哲學家們則用理念激發至高無上的國家崇拜。因此，德國19世紀歷史的主要課題就是民族的統一和自由。此情此景，讓筆者想起五四時期的中國。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可以說，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其實是民族悲觀主義的產物。
在這樣的背景下，倍受德意志知識精英崇拜的「古典威瑪」代表人物歌德和席勒被民族主義運動推為「偉大的旗手」 。用德國戲劇家海因里希·勞勃（Heinrich Laube）的話說：兩位文豪秉性迥異，反應了德意志民族內在既矛盾又統一的特性；兩人珠聯璧合，體現了德意志最完美的組合。
與法國不同，德國的民族主義並非啓蒙運動的產物，而是浪漫主義的結果，所以它從一開始便帶有濃重的非理性情緒。國土淪喪滋長了人們對法國佔領者的仇恨，民族主義逐漸走上一條極端化和種族化的道路，最後甚至發展為宗教的替代品（Ersatzreligion）。
1807年，德國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回到被法軍佔領的柏林，發表了著名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在歷史學家恩斯特·莫里茲·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和「體操之父」、教育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亞恩（Friedrich Ludwig Jahn）等的作品中，也能找到後來納粹的思想理論根源。
這些帶有極端主義思想的文人都喜歡引用古羅馬執政官塔西佗（Tacitus ）在其著作《日耳曼尼亞志》中對日耳曼人的溢美之詞：「我個人傾向於把日耳曼尼亞的居民視為未曾與異族通婚、因而依然還保持自己純淨血統的種族」。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德意志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種族主義」和「血統主義」（Blutrecht）的基因。納粹開除猶太人國籍以及後來的大屠殺只不過是這些理論的可怕延續和具體落實而已。
筆者發現，關於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運動，人們習慣將其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譬如，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自治或平等的鬥爭屬於前者；而突出本民族的優越、鄙視和壓迫其他民族則屬於後者。放到德國的語境中，前期抗擊拿破侖佔領的民族主義被認為具有積極意義，而後期威廉時代的擴張式民族主義則具有消極意義。但許多研究表明，這樣的區分法難免片面和簡單。
民族主義其實一直象羅馬神話中的雙面門神（Januskopf），積極和消極因素存於一體，很難區分。至於民族主義最終究竟是「神性」還是「魔性」的抬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的政治局勢。縱觀世界歷史和現實，被壓迫者變成壓迫者、受害者變成作俑者的例子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並不複雜，因為引領民族運動的精英本身就在不斷的變化中。
威瑪共和：生於「原罪」，死於民主
對德意志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與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互為因果。隨著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和他的兒子普魯士威廉王子（Prinz Wilhelm on Preußen）的「被」遜位，第二帝國壽終正寢。之所以說「被」遜位，因為此決定非皇帝親自宣佈，而是由當時的宰相馬克西米連·馮·巴登（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出面公佈的。個中的原因非本文重點，在此省略。
1919年2月至9月，德意志制憲國民會議（Verfassunggebende 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在威瑪舉行。與「古典威瑪」時期不同，這座優雅的小城這次偏離了其「文化首都」的傳統定位，在命運的捉弄下被動地成為決定德意志命運的政治中心。
威瑪這次之所以被選作國民會議的會址，除了 「避開政治動亂之柏林，在安靜的環境下從容議政」這個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一戰失敗後，德意志對內對外都亟需一個新的開端和新的象徵。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德意志的政治精英們意欲打造一種代表共和新政的「威瑪精神」，以此來取代此前代表普魯士武力崛起的「波茨坦精神」。
威瑪國民議會最困難的課題，並非在於制定憲法，而在於決定是否在苛刻的《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如果簽，德國將被解除武裝、失去大片國土、支付巨額賠款、放棄海外殖民地，這是朝野官民都很難接受的結果；如若不簽，戰事將繼續，最後德意志或許會從歐洲版圖上消失。面對這兩難抉擇，國民議會最後決定接受《凡爾賽和約》。就這樣，新生的威瑪共和國雖然實現了民主共和，卻從一開始便難以贏得民心。因此，有人將簽署《凡爾賽和約》稱之為威瑪共和的「原罪」。
15年之後，這個民主政體最終孕育出納粹這樣的獨裁政權。當時的德國人對此不以為然，相反，他們普遍認為自己正身處一個偉大的時代，相信希特勒及其納粹理念能使德意志民族再次偉大。這種強大的民意使希特勒能按照威瑪憲法合法順利當選為總理，並很快收攏權力，取締反對黨，建立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領袖」的專制政權。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的「千年帝國」之夢比「威瑪共和」還要短命，在轟轟烈烈存在了12年後便徹底破碎了。這讓筆者想起德國小說家維克多·克萊姆佩勒（Victor Klemperer）的那句話：「一切就如此輕而易舉地崩潰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威瑪共和」可謂生於原罪，死於民主。縱觀當前世界上的選民政治，我們不難看到當年威瑪的影子：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俄羅斯的普京、匈牙利的奧爾班·維克多、菲律賓的杜特爾特、甚至還包括美利堅的川普，他們都是民選出來的領導人，均憑靠選票走入權力中心，可他們身上的專制特色絲毫不弱。我們雖然有理由相信民主體制的堅韌和強大，但「威瑪共和」的歷史告訴我們，民主同樣可以孕育專制。
布痕瓦爾德：橫臥在我們與威瑪之間的一道深溝
埃特斯山（Ettersberg）海拔並不高，還不到五百米，但卻是圖林根盆地和威瑪市的最高點。登高望遠，美麗優雅的威瑪盡收眼底。
1706年，威廉·艾恩斯特（Wilhelm Ernst）公爵委託建築師約翰·米策（Johann Mützel）在原奧古斯丁修道院的殘垣根基上建一座簡約的狩獵行宮（Jagdschloss），工期耗時六年。而具有巴洛克風格的新行宮（Corps de Logis）則完成於17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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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夫人安娜·阿瑪麗亞（Anna Amalia）在其子卡爾·奧古斯特（Carl August）上位後選擇埃特斯山行宮作為自己的夏宮。這裡曾經高朋滿座，名人雲集，如，大文豪歌德、哲學家約翰·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女歌唱家克洛娜·施略特（Corona Schröter）、作家翻譯家克里斯托托夫·馬丁·維蘭特（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匈牙利音樂家李斯特、丹麥童話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s）、德國劇作家兼詩人弗里德里希·黑貝爾（Friedrich Hebbels）等。賓主聚集在此，或演奏、或讀誦、或跳舞、或相愛，或對同行的作品評頭論足，激烈辯論。
埃特斯山的這個藝術家圈子當年被譽為威瑪的「繆斯庭院」（Musenhof Weimars），安娜·阿瑪麗亞還讓人在舊宮的宴會廳里建了劇場。歌德在此指導過《普龍德維勒年市》（Jahrmarktsfest zu Plundersweilern）、《在陶麗思的伊菲革尼亞》（Iphigenie auf Tauris）等劇目。多才多藝的歌德甚至親自擔綱俄瑞斯忒斯（Orest）一角，他的摯友克洛娜·施呂特則出演伊菲革尼亞。
1800年，德國的另外一位大文豪席勒也慕名而來，並在此完成了他的作品《瑪麗·斯圖亞特》（Maria Stuart）。1808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拿破侖來此參加盛大的狩獵活動。
由此向西，距離這個「繆斯庭院」的不遠處，納粹在「古典威瑪」一百多年之後，用囚犯的血淚建起了一座人間地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它一開始叫「埃斯特山集中營」（KL Ettersberg），由於這座山與歌德的名字密切相關（他的作品中多處都到過它），所以，即便威瑪屬於納粹重鎮，但這個名稱最後還是被當時的市府否決掉了，改為世人熟知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KZ Buchenwald）。
遊覽完「古典威瑪」，再沿著那條當年的「血路」（Blutstrasse）來到集中營舊址，筆者真有從文化聖殿墜入人間地獄的感覺。正如著名的猶太流亡者、後來又回到德國的語言文學家理查德·阿爾溫（Richard Alewyn）所說的那樣：在我們們與威瑪之間，橫臥著布痕瓦爾德（Zwischen uns und Weimar liegt Buchenwald.）。
集中營入口處的鐵門上，用鐵血色鑲著三個赫然大字：JEDEM DAS SEINE。翻譯成中文就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或「自作自受」的意思。站在門外，看這三個字是反著的，只有站在門內，它們才是正的。很明顯，這句話是給門內的囚犯們看的，是為了每天提醒他們清楚自己的處境，接受眼下的事實。為了加深犯人的罪感，納粹還在鐵絲網外，用從囚犯們那裡搜刮來的金錢修建了一座小型動物園，一方面供黨衛軍骷髏隊（SS—Totenkopfverband）官兵們及其家屬消遣，一方面也是為了告誡囚犯：你們是一群連動物都不如的渣滓。
德國人喜歡有條不紊井然有序，自律性極強，做任何事情都精益求精。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個方面：優點有時候往往又是缺點，或可能轉變為缺點。譬如，享譽世界的「工匠精神」一方面體現在「德國製造」上，但專制時期也反映在種族滅絕和消滅異己的精心策劃和不打折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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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當年集中營的木板房（Holzbaracken）已不復存在，留下的只是一片發人深思的空曠地帶。一般情況下，參觀整個舊址需要兩個半小時到三個小時的時間，可筆者最後花費了七個小時，而且還沒全部看完。耗時最多的是位於當年集中營「被服倉庫和犯人錢財保管處」（Kammergebäude）內的介紹「布營」歷史的常規展覽。這是筆者到目前為止看到的印象最深的展覽之一。
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相比，今日之世界自然開明進步了許多，以至於我們似乎難以相信歷史的車輪還有可能會倒轉。但文明和進步有時候其實是相當脆弱的，倒退隨時都可能會發生。這也是威瑪和「布營」給我們的重要啓示之一。
筆者結語：
1937年，為建立「布營」，許多樹木都被砍伐掉了，唯有一棵橡樹在營內保留了下來。傳統上，橡樹是力量和自由的象徵。納粹讓保留這棵樹，一是想擇取其中「力量」這部分含義，二是出於對一個傳說的敬畏：這棵蒼天古樹若倒，預示著一個朝代的滅亡。在囚徒們眼中，它卻象徵著自由和希望，也讓他們想到當年歌德在埃斯特山留下的足跡，故被親切地稱為「歌德橡樹」（Geothe Eiche）。1944年8月，它先被盟軍的炸彈擊中，後被砍伐，那個古老的傳說應驗了，納粹政權崩塌了。
威瑪是德國人的驕傲，「布營」卻是他們的心病。如果你對他們說要去威瑪，他們會熱情認真地為你介紹這座文化古城的不同景點；如果你說還要去看布痕瓦爾德，他們的表情瞬間就會凝重起來，有些會在頃刻猶豫之後低聲說：「哦，應該去看看，那是我們歷史上黑暗的一頁」。在那一刻，你能感到他們內心揮之不去的恥感，也會察覺到他們非常不愛提及這個話題。
德國的民族主義相當複雜：一次次的失敗，一次次的崛起，一代代人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也給周邊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痛苦。而多數時間里，它與自卑、壓抑、失望和悲傷相伴，所以是扭曲的。
威瑪和「布營」很形象地詮釋了何謂「善惡集於一身」。從這個意義上說，威瑪是古典的，但更是啓蒙的。它告訴我們，文明和野蠻，有時候只有咫尺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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