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中國「兩會」均於三月初召開，因此3月8日的國際婦女節總與人大和政協會議這些最受本土和國際媒體關注的中國政治事件重疊。 出現在政治事件和場合中的女記者群體，在報導政治新聞的同時，其自身也成了聚焦中國轉型社會關涉性別、審美、平等諸多公共話題討論和衝突的被關注對象。
她們手持話筒和相機的形象，每年都如儀式般出現在報章上、鏡頭前。中國國內報導定期策劃「兩會上的女記者」 、「兩會美女記者」等話題也成了慣例議程設置。這個話題常備選項如何在中國的媒體生態中成型，「女記者」何時成了一個專有社會身份定義? 如何衍生和激發了怎樣的話題討論？ 女記者們自己怎麼看？
「紅衣記者」與「美女記者」
1998年，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在例行的閉幕新聞記者會上，面對台下幾百名中外記者，伸手點名身著紅衣的鳳凰衛視女記者吳小莉，開口便稱「你們照顧一下鳳凰衛視台的吳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歡她的節目」。
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個性化表達，令習慣了不苟言笑的中國官員形象和嚴肅冷漠的社會主義政治風格的全球媒體甚是驚喜。朱總理原來也有好惡，也會「追星」！ 此事一時成為媒體話題，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女記者」在兩會上如何與政治領導人微妙互動，如何引導媒體討論，成了互聯網尚不發達的中國社會熱議的話題。
採訪風格被中國媒體形容為大氣淡定的原籍台灣的主持人吳小莉，身著紅衣的形象被中央電視台鏡頭一遍遍重播，瞬間在中國圈粉無數。眾多傳媒學研究刊物和新聞學課程上，曾專門以吳小莉為例，分析如何更有效地在政治場合中爭取提問機會，抓眼球。新聞傳播專業的年輕學生們被告知，「穿紅衣服容易在視覺上第一時間獲得注意，是很重要的提問與採訪技巧！」因此，心照不宣地，每屆兩會上，上會報導的女記者尤其是電視記者們，不少會精心穿戴紅色服裝與絲巾。「紅衣記者」成為一種現象，也成為讓後輩可借鑒的新聞前輩的「制勝秘笈」。
Image caption不只是女記者，兩會上女翻譯、女司儀等群體通常也會吸引不少目光和報導。某省級電視台記者張小小（化名）今年是第一次報導兩會，便選擇穿紅衣「上會」。她對BBC中文表示紅色「在人群中比較顯眼」，在記者會上可以提高被叫到的機率，且「襯自己的膚色」，也符合兩會主題。
這種方法可能確實有效。有中國媒體統計過，2009年兩會政協首場記者會上，主持人在三十分鐘內連續點名三次戴絲巾的女記者提問。
除去服裝，「美女記者」也向來是熱點。2010年前後，各網絡平台的兩會專題中開始出現"美女記者"圖集，2014年更曾有媒體評比出「兩會現場百位美女記者」。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王海燕認為，女性記者常常會被媒體用作兩會的一種競爭策略。「很多媒體會刻意安排女記者採訪，女記者著裝也會比較鮮艷以贏得提問機會」。
她還表示，將女記者作為「招牌」，拿她們的相貌、身材、年齡、服飾等評頭論足，顯示出社會還沒有真正反省對女性的消費和歧視現象。
「怎麼沒看見誰報導一下兩會上的小鮮肉?」
每到婦女節這一天，許多媒體的兩會報導會出現"兩會上的女記者" 、"兩會美女記者"等話題。張小小在學校時便經常見到"美女記者"的報導，當時覺得她們"都好漂亮"，但入行後發現，真正的工作不止這些，作為兩會記者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第三次報導兩會的記者肖瀟（化名）覺得"女記者"這種視角"莫名其妙"。她認為"女記者也是來工作的，而不是通過這個場合來確認我們女性身份的"，"怎麼沒看見誰報導一下兩會上的小鮮肉?"
肖瀟對BBC中文表示，這個話題本身就來自父權社會一種自上而下的俯瞰視角。現在傳媒行業女多男少，女記者報導兩會"本身不是新聞"。而"美女記者"這種表述就更赤裸了，"沒人會因為被人叫做美女記者而高興的，我覺得這是對女性記者的不尊重" 。
肖瀟介紹稱，工作中男性同行與自己的工作內容和強度都很平均，並不會區分性別。像這次兩會她每天最多會跑兩、三個地方，最多一天工作16個小時。
兩會男記者：性別歧視的問題，在中國還未被深刻討論過
每年兩會遇上三八婦女節，領導人們會問候參會的女代表和女委員，媒體也用自己的方式問候自己的女記者，那就是編發美女記者圖集。這種行為背後的思考大概是，記者是「顛沛流離」的行當，兩會期間尤其辛苦，我們的女記者們工作努力顏值高，所以要「展現她們的風采」。「展現XX風采」是社會主義中國特有的話語。所以很多人在消費這些內容時，不會想到「物化女性」「性別歧視」等詞語。
性別歧視的問題，在中國還未被全民拿出來深刻討論過，所以與其談論有或者沒有，不如說被大眾忽略。另一個在中文互聯網上廣泛流傳的評論是「中國的歧視多了，還輪不上種族和性別」。
恰恰相反的是，在中國媒體圈，有人可能會反駁，認為女性記者更佔優勢。原因是媒體採訪的對象——中國的當權者和企業家們往往以男性為主。這些人的觀點是，女記者與他們交流時更容易被友善的對待。實際情況是，在嚴肅話題或者重要採訪時，女記者有時會被採訪者有意無意地認為「不夠格」，反而一個男性記者會被同為男性的當權者們「平等對待」。或許，這是女記者要面對的另一個「天花板」。
此外，編發兩會美女記者圖集也被認為是「過於娛樂化」而在最近幾年越來越少。最近幾年國內的記者們在赴北京參加兩會前宣傳部門都會提醒，報導不要「娛樂化」。「美女圖集」自然在此之列。因為國內政治口徑限制，嚴肅報導不易出彩，再加上最近幾年媒體互聯網化，都推出了自己的網上新聞產品，到了拼點擊量的時候，輕質化、吸引目光成為風潮。那麼政治口徑緊，媒體們就開始「追星」——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不乏娛樂明星、體育明星、明星企業家。這種報導多了，犧牲了兩會作為政治場合的嚴肅性。宣傳部門就出面「管束」記者，一同減少甚至消失的也包括各類「美女圖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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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女記者是否對她們有利？
國際婦女節中外婦女招待會在京舉行（圖為演員在招待會上表演集體舞）。王海燕指出，對女記者的關注可以是一把雙刃劍。她認為，不只是女記者，兩會上女翻譯、女司儀等群體通常也會吸引不少目光和報導，這從一定程度顯示出，「女性的勞動變得越來越可見」。中國一直在強調「女性能頂半邊天」，這是國家希望公眾看到的一部分，通過兩會展示出來，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積極的信號」。
但她同時表示，捕捉女記者、女代表的外貌、著裝，實際上社會出自男性視角的觀察，女性還是放在「被看」的角度，這對社會是有負面影響的。
最近兩年，兩會上「美女記者」的提法已不多見，取而代之的是她們辛勤、吃苦、敢拼的形象。「女記者發揮『洪荒之力』」、「個個都是女漢子」……這類報導比比皆是。
馮媛表示，報導女性在工作上的追求和成就當然是好事，但關鍵在於反應她們的多樣性，比如不同年齡層、不同風格的都要有體現，而不能模式化一、兩種類型。既不能一味強調她們的美麗，也不應一味強調她們的辛苦。
由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主導的《中國新聞業年度觀察報告2014》顯示，女記者佔從業人員51.5%。馮媛認為，雖然目前中國女記者比例已經超越男記者，但代表性上女記者地位仍不如男性，對女記者的報導應與其在行業內的貢獻相符。「當人們一般提及記者時，如果不加『女』字，人們想到的還是男性的形象」，「這就是為什麼需要提女記者，但又不能把女記者形象單一化刻板化」，馮媛說。
她表示，這種不友善來自社會文化對女性根深蒂固的觀念，覺得女性一方面要是「賢良淑德的聖母」，一方面又是「賞心悅目的花瓶」。所以工作中，如果女性清高一點就會被評價為「高不可攀」，如果跟別人打成一片，又會被別人當成隨意開玩笑、佔便宜的對象，「沒有把女性作為平常人來親近與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