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阿伯找房找得很挫折，到處都被房東拒絕說他年紀大……記得那天社工帶他去外面找房，大街小巷走啊走、碰到下大雨一起躲在屋簷下，阿伯說，他這輩子從年輕風光走到現在，怎麼會想到老了會是這樣？到哪都被人排擠、到哪都租不到房子，怎麼這麼困難？」
只是想有個自己的「家」，到底有多難？「一輩子不吃不喝也買不起房」或許已是當代年輕人的共通無奈，但在陪伴租屋者長達30年的崔媽媽基金會看著一個又一個艱辛人生，更深刻感悟到的是在台北不只買房難，連租房都難。
10坪獨立套房、有床有書桌有衣櫃、有電梯冷氣、能煮飯，這樣的空間行情可能已到2萬元；租金4000的選項不是沒有，但社工看到的是用布簾拉成10間、房東連搭隔間都懶、宛如病院床位的「雅房」──更糟糕的或許不只是有錢沒錢、房子好或不好，而是找上崔媽媽的租屋弱勢大多年紀40–60歲，光是長相跟聲音就被房東打槍，一名年輕經商、晚年陷入困頓的阿伯，就在頻頻失敗的尋屋過程對社工沮喪說：「人老了，連房子都有權利挑我。」
所謂「居住正義」究竟是怎樣的正義？或許對大多數人來說就算房價砍半也還是不吃不喝買不起，於是崔媽媽早於30年前就開始努力的目標，是至少人人有房住、租屋沒問題──如今崔媽媽推出「友善二房東」計畫，就是要接住房東不敢接的弱勢者，也讓政府看清楚，該怎麼做才會人人有房住。
套房1萬6已是「佛心價」 他們30年看遍租屋市場變遷：租金4000元只有一個布簾…
問起崔媽媽基金會是什麼，或許有些人可以秒答：租房子的吧？確實，崔媽媽在台灣早於591推出租屋資訊平台服務、以找房子聞名，但崔媽媽也不只是個租屋網，不只在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有他們的身影，30多年來他們也持續讓社工陪伴社會弱勢解決租屋、搬家、法律糾紛，他們也深刻地清楚，即便「居住正義」喊這麼久，台灣的租客還是那樣弱勢。
月租要價1萬6、佔去一個剛出社會的年輕人薪水過半，但這條件已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資料照，謝孟穎攝）
造訪崔媽媽辦公室這天、採訪開始前，「友善二房東」計畫發起人張偉瑜興奮地向執行長呂秉怡報告：「有很棒的房源來了！」是指中永和地區主動表示願意提供房源給崔媽媽出租的房東，空間大約10坪、電梯大樓、獨立套房、有天然瓦斯可炊煮，房東主動說可以讓房客設戶籍加申請租屋補助、即便是獨居老人或身障者入住也沒關係，也同意可以鑿牆壁加裝身障者所需扶手。
這樣月租要價1萬6、佔去一個剛出社會的年輕人薪水過半，但張偉瑜深知，這條件已是好不容易才找到──雙北現在，只會更貴。
那雙北月租5000元以下的房子長怎樣？馮麗芳自認看過最糟的出租物件是用布簾隔起一個客廳大小、一拉10間，就像醫院病房床位一樣，「房東連隔間都懶得隔，還滿租喔！一個床位大概3、4000，但這樣環境我們都覺得貴。」張偉瑜則說，最近碰到很多屋源沒有水龍頭、沒有廁所、連多人共用都沒有，大多前身是倉庫，一個方方正正的空間租金差不多5000元，租客必須走到外頭用公廁，「雖然不是很髒，但這生活模式真的……」這些雖是極端案例，但也確實，大多數物件光是通風、對外窗、洗曬衣物都是奢求。
「家」的感覺雖然重要，呂秉怡說價格仍是關鍵，條件差但價格便宜還是有人會考慮，也有人不得不提高預算──馮麗芳曾碰過一名弱勢個案住在漏水屋、到處漏、房東不願維修只願折2000元房租，「他還是選擇住就是因為預算限制，他也是想搬。」也有身障者無法工作每月只靠3000元補助過活，即便媒合到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的租金也要2000元、生活費只剩1000元，馮麗芳說那家裡連電風扇都不能開，她連去訪視都瀑布式爆汗、何況是每一天都生活在裡頭的人，但也只能這樣想辦法活下去了。
有身障者無法工作每月只靠3000元補助過活，即便媒合到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的租金也要2000元、生活費只剩1000元（資料照，非當事人/謝孟穎攝）
條件與價格都可以折衷妥協，但最糟糕是連妥協的空間都沒有，大多數房東連租都不願意租、步步被驅趕至最惡劣環境的狀況──例如2020年爆發之「南港貨櫃屋」事件，年長者與身心障礙者蝸居於月租3300的滲水鐵皮違建小空間裡、有人一住20年，崔媽媽基金會臉書也揭露住客林先生、李大哥的故事。
貨櫃屋環境到底多差，林先生說空間極小、放一張床一張電視就滿了，「我睡覺前坐在床上就可以把電視關掉，那裡老鼠啦蟑螂啦什麼都有，到處跑，夏天又熱死人。」另一位室友李大哥一住10多年，他說若不是因為生病也想繼續工作、以前可以扛個幾百斤混凝土到處跑，但當時狀況就是，李大哥生病、林先生半邊中風又有一腿痛風行動不便要撐拐杖，幾乎沒有房東要租房子給他們，最後只能棲身於那樣的貨櫃屋。
隨著「南港貨櫃屋」事件躍上媒體、首長震怒、下令拆除，林先生跟李大哥連這樣的棲身之所都失去了，幸好後來有一群社工持續追蹤弱勢租客、聯繫崔媽媽基金會，替兩人找到包租代管的北投公寓，甚至還在民眾熱心下媒合到一台冰箱，開冰箱拿飲料出來喝的瞬間，就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光──即便如此，社工訪視被樓下店家問到「你們樓上是不是住一群老人」時也會擔心被投訴、被驅趕，雖然最後結果是店家拿了台輪椅出來，「這個給你們，老人可以用」，原本沒有輪椅的林先生行動上也可以稍微順利一點了。
中老年單身男性成「弱勢」大宗：年輕人要找到房子都還要滿認真去處理，何況是他們？
「南港貨櫃屋」背後故事並非個案。30年來看著租屋族的呂秉怡說，雖然解決「住」的難題就幾乎解決一半的弱勢者困境，但要替弱勢者找到經濟可負擔、可穩定居住的房子，真的很難，「年輕人要找到房子都還要滿認真去處理，何況是弱勢者？」
誰會是租屋弱勢者，社工馮麗芳如今已經可以透過短短通話區分出來──年輕、工作穩定、找屋能力強、年紀50歲以下的，他們很清楚怎麼找房子、要找怎樣的房子，就不會是社工的服務對象。單親媽媽雖然也會碰到找房困難，房東一聽到有孩子就怕吵、聽到單親就怕租金付不出來，只要解決這兩項疑慮就沒問題，馮麗芳也在新住民單親婦女身上看到強大的生存能力與韌性，在同鄉支持陪伴下，往往社工還沒出手個案就順利找到房子了。
（相關報導：
明明有孩子要養，為何不找份好工作？社工15年看遍台北貧困家庭，道出壓垮單親最沉重關鍵
｜
更多文章
）
租屋市場如同社會的一面鏡子，真正讓社工擔憂的，是被社會認定不符合標準、追不上人生進度、被遠遠拋出主流的人。馮麗芳說，崔媽媽基金會服務的最大宗弱勢個案就是「中老年單身男性」，多半獨居、沒有家庭資源、資訊能力也往往追不上社會變遷，也可能有病痛、身障、慢性病與重大傷病──這些人找房子就是靠街頭紅紙、身邊的人口耳相傳、不懂上網找房子更不懂不同的租屋網平台，他們年輕時或許也有一份值得驕傲的收入，但到晚年，卑微得一通電話就讓房東退卻。
真正讓社工擔憂的，是被社會認定不符合標準、追不上人生進度、被遠遠拋出主流的人（資料照，顏麟宇攝）
為何這些阿伯約看屋會一通電話就被房東拒絕，馮麗芳說，主因可能都在講話聲音聽來蒼老，更慘的是「講太多」──急切找到房子的單身伯往往會急切地說自己多悲苦、說自己需要設戶籍跟租屋補助，他們以為房東會同情、會有愛心，但一般房東往往聽到老年單身加上身障者就嚇跑了。
碰到這樣的個案，社工的支援就包括提醒他們該如何跟房東應對，也會幫忙在事前跟房東聯繫。馮麗芳說，如果服務的是年紀大的身障者，她會先探探房東口氣，要租或不租、先看看在談往往當下分明；租屋補貼雖是租客權益，馮麗芳說聯繫上主要還是看個案預算與收入狀況，如果房子月租是個案可負擔的，社工也就不會再多問房東。
最為艱難的一塊，或許就是精神障礙者。精神障礙者並不是隨時都在發病，但一住進去房間、服藥不穩定就會造成病情起起伏伏，馮麗芳就碰過一個阿媽發病時會從樓上丟東西下去、熱水到處潑、也有租客發病時會吼叫，這些狀況鄰居當然會反應給房東、房東的決定往往是趕人走，這些精神障礙的租客就被趕到下個地方，但問題依然無法解決，只是換個地方出事，甚至可能在被迫搬走、社工追蹤不到的狀況下出事。
多年經驗裡，馮麗芳深知多數房東只要碰到弱勢房客出一次狀況就不願意再租了、只要一次經驗就足夠磨損房東的耐心，張偉瑜補充，多數房東會把弱勢者想像成問題很多、動不動就欠租的，但事實上一般住客的欠租糾紛才是大宗，如果是有社工追蹤、領有社福補助的弱勢者，反而是一進帳就趕快給房東租金──儘管如此，崔媽媽基金會也不覺得不願租弱勢的房東是「壞人」，大部份的人還是想做好事，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呂秉怡說，房東出租房子的初衷很簡單，就是房客不要欠租不要有空窗期、房子維持得好好的、不要被鄰居投訴、租約結束可以順利把房子收回來，但房東也是一般人，碰到弱勢者總會有各種擔憂。「如果我是房東，結果房客阿嬤常潑我鄰居熱水，我想到就頭痛、電話一直被打，我該找誰？」張偉瑜說，大部份房東能知道的解決管道有限，最後結果也就是我不懂、我不會、我不要碰。
大部份房東能知道的解決管道有限，最後結果也就是我不懂、我不會、我不要碰。（資料照，謝孟穎攝）
這正是崔媽媽基金會為何會想以社工之姿來擔任「二房東」的原因──無論是經濟弱勢、單親家庭、身障者、精神障礙者，社工能了解的資源往往遠高於一般房東，雖然社工無法全靠自己解決，至少有更多的資訊可以連接政府或是相關民間團體，房東只要安心出租、不必煩惱各種事，自然也就更有意願租給弱勢者。
「只要有得住，生命就能往前走，走著走著總有機會來到不錯的地方…」
張偉瑜舉例崔媽媽基金會處理的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之一，一個中低收入戶家庭有年輕女孩帶著中度身心障礙的媽媽，當媽媽吼叫擾鄰、女孩也因各種原因付不出租金，物業管理者就算有心想幫忙也幫不了，最後只能求助於崔媽媽基金會──在社工介入後，病情不穩定的媽媽得到安置資源、欠租的租金也透過各種管道補好，整個家庭往穩定的方向走、不必像大部份的結局一樣被趕出來，這就是社福結合住宅政策的效果。
又例如弱勢住進政府蓋的社會住宅可能有各種狀況，例如有阿嬤連電子門鎖都不會用、不知道垃圾該丟哪，馮麗芳說，如果社會住宅裡頭也有類似社工的角色，這些人入住可以更順利的。
公家機關的權責壁壘分明、讓社福與住宅政策脫鉤，但仍有許多民間可以做的，崔媽媽之「友善二房東」計畫就是想營造友善的租屋環境。呂秉怡說，即便有房東想租給弱勢、也往往要擔心各種突發狀況，「我們這計畫就是試著讓房東知道，如果你有這愛心願意協助弱勢家庭、願意當愛心房東，崔媽媽跟社福團體會一起做你的後盾──如果你願意把房子租出來，崔媽媽會做整合性的橋粱，把里長、社福單位拉在一起，房客有需要協助的話大家都會拉他一把，我們一起做房東的後盾。」
這些關心也不會在弱勢者好不容易租到房子以後就結案，呂秉怡說，崔媽媽基金會將與送入弱勢個案的社福團體協定持續陪伴、追蹤3年，在社工持續關心下，各種突發狀況也可以及早發現、及早解決。
至於何謂「弱勢」，馮麗芳坦言這確實是許多社工的困擾之一，許多「邊緣戶」明明窮困、明明沒有家庭支援卻因家人財產、或因為年紀不到65歲而無法成為「法定弱勢」，如果能陪伴這些人到可以申請社會福利的階段，許多社會問題也將被解決。
也因此，張偉瑜說，「友善二房東」計畫項目之一還包括「租金補貼」，陪伴沒有資源的弱勢者度過難關。「這個租屋補助政策跟國家不一樣 ，我們不是一直幫他、可能幫10個月，過度到讓他可以連結上社福資源。」張偉瑜說。此外，計畫也包括崔媽媽基金會長期做的「搬家補助」，畢竟弱勢搬家一趟就要花8千元到上萬、還要付押金租金買生活用品，如果能以上限5千元的補助來陪伴他們，日子也會更順利地走下去。
「只要有得住，生命就能往前走，走著走著總有機會來到不錯的地方。」這是崔媽媽基金會臉書對「南港貨櫃屋」事件的感言之一。30多年來，崔媽媽基金會始終看見「住」的重要性，有房子住就有地方休息儲備體力賺錢、有地方養育孩子、有廚房更可以更順利地解決三餐問題、身障者如果住進有電梯有扶手的地方會更行動順利，一切就如呂秉怡所言，解決住的問題，弱勢處境幾乎算是解決一半了。
「房子買不起是我們沒得選擇的問題，但，沒得選擇還是要有地方住。」（資料照，謝孟穎攝）
30多年來崔媽媽基金會服務的弱勢，有隔著電話求房東同情卻得不到回應的獨居老人、有刻意把頭髮染黑只為了讓自己不要看起來那麼老的租客、有膝蓋退化卻好不容易才找到4樓頂加的年長者、或是一再被驅趕的精神障礙者，這些人不只是弱勢者，也可能是這社會每一個人無法預期會不會撞上的未來。若社會除了買房以外也可以實現「人人有房住」的理想，一切安居，也會帶來更安穩的人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