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疫情爆發，專制國家社會裡各種光怪陸離現象大量湧現。在上海，除了物資窘迫長期居隔引發了民怨與衝突，近期更實施「一人陽性，全樓轉運」的政策。這當中出現的有趣又可悲對話，是防疫人員跟居民説：「（一切）得按照規定來，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除非你是美國，可是這是中國，按照國家規定來，不要問我為什麼……。」悲哀下的有趣是，似乎連中國的防疫人員也知道美國講究自由人權，不能隨便侵害人民人身自由，但是在中國就可以。那在台灣呢？
依據報載，今年一月底高雄小港，也發生一人染疫，整棟公寓20人全數送防疫旅館隔離的狀況。三月底在新北中和，也是數人染疫，就強制清空整棟公寓，12戶29人全部送進防疫旅館。這種一人或數人確診（甚至只是密切接觸），就引發連鎖效應，造成許多人遭到強制居隔、轉送、電子圍籬監控等的對待，似乎更有中國特色，而與歐美做法相當不同。確實也曾有個人聲請提審，也有團體針對此等「行政拘禁」發起「提審運動」，但是卻屢遭法院打臉。直到今年一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才翻轉見解，肯定了這些自由拘束都屬於提審法上的拘禁，法院也必須進行行政處分的合法性實質審查。還好，台灣終究是民主法治國家。然而，真的就這麼清楚嗎？
除了地方法院一開始相當保守的見解值得擔心外，面對「指揮中心」兩年多來許多牴觸法治國原則的政策措施，並沒太多輿論檢討。幾位卸任官員的批評馬上被說成是政治鬥爭。連廣受敬重的院士寫文章也都要先大大肯定指揮中心，再小心翼翼建言（大多也是石沈大海）。要不是最近一位資深媒體人大聲量地提出質疑，大多數人可能根本沒想到，原來連「確診」的判斷都是可以挑戰的。
面對「指揮中心」兩年多來許多牴觸法治國原則的政策措施，幾位卸任官員的批評馬上被說成是政治鬥爭。（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公衛臨時條款是民主政治警訊
對政府公權力作為，經常抱持著「懷疑」的態度、挑戰的精神，是任何自由民主社會裡最重要的「文化」基礎。這種懷疑的精神，甚至可以追溯到哲學家笛卡爾方法論的懷疑主義。笛卡爾理性主義哲學開啟的最重要歷史成果，就是韋伯（Max Weber）講的「除魅化」(disenchantment)。
通常談到除魅化想到的是社會的世俗化與知識的科學化，卻往往忽略了「政治的除魅化」也是一個重要歷程。這不僅是東方專制主義裡天子天皇的除魅化，即使是歐洲也曾經歷「政治之奧古斯丁主義」(Political Augustinism)危機，亦即政治領袖神聖化的思想與實踐。如果要比較的話，政治的無法除魅，卡里斯馬(Charismatic)權力透過民粹衝擊民主體制，恐怕比找找復活節雞蛋或媽祖出巡，對自由法治社會的危害風險更大。
這種質疑當局的權利一定有成立法律權利的空間。可惜這兩年多來一干公法原則，如比例原則、授權明確性、法院保留等，集體大當機，讓筆者恍如回到憲法、行政法大多紙上談兵的大學/戒嚴時代。這幾天保單理賠爆量，還要靠指揮中心用公權力改變居隔要件來救，就不知道民商法碰到防疫，是否也變成是當局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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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衛威權主義足以讓大家想起艾克頓爵士的名言：「權力易生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取自維基百科）
幾部法律、幾個條文就創造了猶如公衛臨時條款的廣泛授權，實在是民主法治的警訊。「廣泛授權」的特色就是，授與的權限相當廣大，授權的要件卻非常空泛。即使還談不上完全不受限，但是現在這種公衛威權主義狀態，已經足以讓大家想起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易生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美國體制最重要優點之一是對抗民主
透過殷海光、林毓生等學者的引用傳述，艾克頓爵士此語早已在中文世界耳熟能詳，但是艾克頓爵士本人及其思想的其他特色，仍有可著墨之處。艾克頓繼承而來的爵位當然是英國貴族頭銜，但是他在血統上卻有著德法等國的淵源，這在歐洲貴族階層並不特殊，特殊的是，他是一個天主教徒，而非英國國教信仰者。當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殷海光等人引用艾克頓爵士時，他們以及讀者所認知的當然是自由主義者艾克頓爵士。比較少人問的是，他肯定支持的是哪一種自由主義哩。
沒錯，艾克頓爵士最重視的政治價值就是自由，他也是當年倡議改革的自由派天主教徒。他對美國歷史有著高度的興趣，因為他認為美國的體制最能夠保障自由；然而他對民主卻抱持著相當高的懷疑，認為美國體制最重要的優點之一就是對抗民主（當時所講的民主僅是多數統治，因此傾向壓迫少數）。尤其是美國的聯邦主義體制，最能夠保障自由，因此他也高度肯定各州的州權，反對聯邦政府擴權。在這一套思想理路下，艾克頓爵士面對美國南北戰爭問題時毫不保留地支持了南方。艾克頓爵士甚至寫信給南軍將領李將軍（Robert Lee）稱讚他「是在為我們的自由，我們的進步與我們的文明而戰」。
那天主教信仰扮演什麼角色？艾克頓爵士那句名言，來自於他寫給克雷頓主教(Ma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之所以會通信的重要背景之一，是艾克頓爵士要針對克雷頓的五冊巨著《宗教改革期間之教皇史》寫書評，他在信裡表達了對克雷頓假設教皇與君主不會犯錯，因此想用較低道德標準來評價其作為之不滿。這個不滿也牽涉到艾克頓爵士多年來，對於教廷想推動的教宗「絕對無誤」(Infallibility)信條的反對態度。
艾克頓爵士面對美國南北戰爭問題時毫不保留地支持了南方。他寫信稱許南軍將領李將軍，稱讚他「是在為我們的自由，我們的進步與我們的文明而戰」。（美國國會圖書館）
此處當然不會無聊到要討論天主教信條爭議史，但是有一點是重要的：權力的高度集中或絕對化，一定伴隨著掌權者主張自己的信念判斷與決策都絕對「無誤」。政治的權威往往也要搶當知識的權威。對種族壓迫缺少反省的「古典自由主義」者艾克頓爵士也許在美國內戰問題上判斷錯誤，但是針對政治濫權則持續敏銳地指出：毫無節制的權力不但腐蝕良心，也會混亂了理智。
疫情指揮中心自以為是防疫的梵蒂岡
指揮中心雖然不擁有無限權力，不過也許因為涉及公衛醫療專業，兩年多來指揮中心卻一直擺出一副自己「絕對無誤」的姿態，以為自己是防疫的梵蒂岡。萬幸的是，具有民主精神的台灣人理智並沒有全然「被混亂」。除了排隊、居隔等被迫事項外，多數台灣人是用自己生活經驗與正常合理判斷來綜合衡量指揮中心的「指令」要不要接受服從。
很多台灣人的防疫行為是基於自愛與不要害別人的同理心，例如戴口罩、打疫苗。一旦發現無用且不會害到人，例如簡訊實聯制，就會自動開始虛晃一招。近來也有人網路上以自身確診經驗為例主張，自篩陽性只要症狀不嚴重就不要去做PCR，「以避免增加醫療負擔」。至於針對這種有團結精神的利他行為，陳時中仍威脅要依法開罰，就只能先簡評：法治終究不能是「依罰壓制」啊。
很多台灣人的防疫行為是基於自愛與不要害別人的同理心，例如戴口罩、打疫苗。(柯承惠攝)
也許「兩岸」政府心態與措施高度類似，但是具有「選擇不服從」因子的台灣政治文化，搭配起嘗試錯誤與自發成長的民主法治，終究讓台灣的防疫現場與「選擇服從」的中國產生重大差異。在此提醒已經與民主運動傳統漸行漸遠的民進黨政府，可不要以為台灣人的自律與同理心表現，足以證明政府的決策「絕對無誤」。如果竟然這樣相信，就是個天大的錯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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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台大法學院特聘教授，專長法理學與憲政理論，尤其德語世界的理論思想。讀書寫作時，喜歡先聽一下Jess Gillam演奏Dappled L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