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官二話不說，巴掌直接賞下去、巴一下我直接眼冒金星，那一巴下去，從那邊開始我對政治有興趣……大二那個事件開始，我覺得全世界唯一能信任的就爸爸跟媽媽，連兄弟姊妹都不能信任，更不用說朋友，其他人都可能會出賣你……」
連市長親戚炒地皮都不能批評的時代，是一個怎樣的大牢？如今台灣團結聯盟主席劉一德出生於1960年，大學時期曾召集各校學生至彭孟緝舊宅噴漆「二二八元兇、血債血還」抗議，一夕成名──在此之前，劉一德原本也是敬愛「蔣總統」的少年，高中教官的一巴掌卻徹底巴出他一輩子的反抗路，他成為政府監控首要對象，後續也在大學二年級得知當年就是好友向教官告發他批評權貴的言行，因此深感「全世界唯一能信任的就爸爸媽媽」。
近40年前的台灣幾乎人人知曉所謂「抓耙仔」存在，但線民如何被吸收、是誰、寫了什麼，是直到2018年調查局檔案移轉才漸被揭開。昔日也曾遭監控的台大學生、今日台大社會系教授林國明主持之「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便透過檔案與當事人訪談完整解析蔣經國時代大半台灣青年經歷過的、最荒謬的歷史一頁，那個撕裂人與人之間信任的時代。
大一震撼教育是「學長當場揪出spy」！歷時16年調查局「安苑專案」成一代陰影、至1999年仍運行
1980年代或許是台灣民主運動百花齊放的時代，卻也是人們被迫互相猜疑、身邊誰都有可能是「抓耙仔」的年代，蔓延至解嚴後──據研究受訪者之一、曾為1990年「野百合學運」核心成員的范雲所言，早期大家都對校園監控這件事情心知肚明、也曾懷疑過身邊哪些人是Spy，但野百合那時氛圍已變了、時任總統李登輝還承諾說要「保護學生」、大家都以為不會再有校園監控了，沒想到時隔30年去促轉會看檔案，她才發現自己直到1994年都還有被人寫報告，很震驚。
林國明研究選用檔案包括對各校常態性監控的的「春風計畫」（1971年6月23日至1990年1月8日）、「校園安定小組（1973年4月2日至1993研10月5日）、監控大學異議性社團及主要成員之「安苑專案」（1983年6月1日至1999年6月3日）、監控長老教會團契之「長老教會案」（1979年至1992年）、清查道館寺廟與武術團體之「二二二專案」（1984年1992年），每一個都是超過10年，有些專案甚至在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後、看似好像已經民主的時刻，還在運作。
據論文，其中「安苑專案」起於1983年2月劉一德等大學生至彭孟緝於金華街宅邸潑漆「二二八元兇、血債血還」事件，雖然本案理應算在6月份「破案」，調查局長官卻認為學生不可能自主犯案、必有所謂「海外陰謀集團」（海外台獨）主導，因此1984年1月12日調查局長阮成章仍在會議中指示「加強偵破佈建，打入陰謀分子核心，瞭解幕後真相」──安苑專案就此延續10多年，一切學生運動都被指示調查是否與海外集團或黨外勢力有無關聯。
（相關報導：
「國家對不起我！」月領調查局3000密告同學一舉一動 「抓耙仔」時隔40年遭揭真實身份吐心聲
｜
更多文章
）
林國明受訪時回憶，他其實在高中時就知道有「監控」一事了──那時他在校刊社，曾有兩個社員去採訪長老教會，第二天上學就被教官找去，「你昨天是不是去了哪？」也曾有社員討論1979年美麗島事件、說這是國民黨設下的陰謀，也一樣被教官拉去，甚至畢業時有同學向他懺悔求原諒，才知道後來教官找那同學去紀錄他言行。
上了大學也一樣有監控，林國明記得他剛進台大大新社時學長就找了幾個新生去一間公寓開會，那時大概4、5個學長圍著一個人問話，一開始是閒話家常、慢慢套問、猛然一記直球：「你是不是Spy？」那人起初支吾其詞不願承認，學長們便各扮白臉黑臉步步進逼，被圍著的人最後躲不掉，承認了。
「我想學長把我們找去有個用意，就是震撼教育──他們讓我們大一的在場，就是要我們對線民有所警覺。」林國明說。
早早就知道監控存在者並非個案，林國明研究的受訪者之一劉一德，也是從高中就知道有監控。劉一德高中二年級時曾在體育課批評時任嘉義市長阮志聰岳父炒地皮事件，沒想到第二堂國文課上到一半教官就來了：「那個劉一德，你出來一下。」教官要他承認「惡意攻擊政府」與「想要組織反政府團體」兩罪狀簽名蓋手印，那時劉一德承認有批評政府、但絕無組織反政府團體之意，沒想到教官當場就來一巴掌，「巴一下我直接眼冒金星，那一巴下去，從那邊開始我對政治有興趣……」
儘管劉一德早就知道有監控，大學二年級某天，高中以來的好朋友哭著道歉、哭著說就是他告密害劉一德被教官賞巴掌，劉一德再次受到重重一擊，就此，他深覺這世上唯一能信任的只有爸爸媽媽：「我從那天開始對我父母親變得很孝順，我其實以前是很叛逆的年輕人，根本不甩我爸媽……」
「國家對不起我！」調查局聲稱保密到底 當年線民卻在30年後遭揭真實身份
劉一德所受監控直到當兵都還有，奇妙的是3個線民直接跑來說自己就是線民、不懂為何被指派寫劉一德的報告，「他覺得我人不錯，不知道要寫什麼」，一群人竟就此協議事先講好這周可以寫什麼──被監控者自然會好奇是誰監控他、出賣他，但現實是，如果不是當年就有人坦承、當年就抓包，多數人過了30年依然不會知道誰是「Spy」。
雖然光是1983年全國各大專院校的佈建人數就有5041人，現存檔案之中的線民都是失去真實名字的，例如林國明研究見到的「台新」、「季禾」、「宋威」皆以代號呈現，極少數例外狀況就是調查局人員用鉛筆把線民真實姓名寫旁邊忘了擦掉、或特殊籍貫搭配社團可辨識出是誰，只有調查局自身的「偵破布建名冊」檔案才會清楚記載線民真實姓名。
調查局吸收線民分「打入」（找人潛進學運圈子）、「拉出」（吸收活躍人士為線民）兩招，林國明研究訪談之24位當事人幾乎都被調查局試圖吸收過，但這之中只有「台新」成功被收編為線民──就某台大受訪者回憶，當年有自稱調查局幹員的年輕人跑去宿舍門口堵他、邀他「幫忙匯報資料給調查局，協助校園安定」，開價每月2萬、配一台摩托車。2萬在當年對學生並不是小數目、甚至就後來檔案可知遠超過一般線民行情的3000–5000元，他仍拒絕了。
或許很多人會將線民定義為「拿錢出賣同學」的所謂「加害者」、當年線民如今大多也不敢現身坦承自己做過的事，就林國明訪談到的2位，實際狀況確實更為複雜。
線民「台新」曾是大新社核心幹部，他覺得社團狀況沒什麼不能跟調查局講的、「與其讓你猜不如告訴你，沒什麼不可告人的地方」，儘管如此，「台新」依然陷入背叛同志的焦慮感，深夜時常嚇醒、怕身份曝光，終於在畢業前夕跟社員坦承──林國明回憶，「自由之愛」學運期間一群學生發現開會的同學租屋處好像有被監聽，那時「台新」就提議去他家、把音響開大聲點談，後來得知「台新」坦承線民身份那刻，他覺得好諷刺：「我們為了躲避情治人員監控，躲到一個線民家裡去！」
之後「台新」就離開大學朋友圈、近30年刻意不來往，但當林國明為研究找上他訪談，台新選擇坦然面對：「他覺得他做的事是不對的，雖然沒傷害到朋友，提供調查局情報就違反了朋友的信賴。」如今能說出當年想法，「台新」也覺得心裡比較好受，即便可能更多人知道他身份曝光，他願意面對。
至於代號「宋威」的線民在社團較邊緣，能呈報的僅限較公開的內容，例如「自由之愛」地下刊物、肥皂箱演講的內容、新成立的異議性社團、轉述社辦訊息等。然而，30年後林國明仍從蛛絲馬跡猜中「宋威」真實身份、很訝異這人竟是線民，後來被找上訪談的「宋威」也很驚恐、忙著否認，「剛開始他說不知道我在講什麼、沒這回事……」
就「宋威」說法，當年他參加社團不斷被教官、系上國民黨學生找麻煩，才會答應調查局邀約；雖然配合做線民，「宋威」說自己只會記公開資訊、不會傷害朋友也不會捏造不實，林國明也看見「台新」與「宋威」呈給調查局的內容確實沒有造假──儘管如此，「宋威」還是相當擔心自己身份可能曝光、面臨異樣眼光，「他覺得國家對不起他，當初調查局找他，還跟他說資料不會公開……」
不願看檔案的「受害者」內心煎熬：當事人能從檔案辨識出的線民，必定是他當年相當信任的人
線民不只有一種面貌，被監控者當然也不會只有一種情緒。就林國明訪談，被監控者有些人覺得線民不可原諒、比校內國民黨學生還可惡，也有同情線民者──學運人士劉一德記得高中好友在大二坦承自己是線民時，好友情緒崩潰、哭得像整個人被摧毀了，劉一德現在仍想，對方曾經出賣朋友這事，或許是更長遠的陰影：「我只是難過那幾天，他可能難過一輩子。」
對於1980年代的學生來說，參加學運或社運會被監控，在那時代算是一種「常識」，1990年「野百合學運七人決策小組」成員之一便說：「我們辦什麼活動都有人去看啦，然後也會有照相啦，教官啊什麼的都很公開嘛，但是社團內部的會議，其實老實說我沒有特別的去想說誰可能會是所謂的spy……」甚至，有學運重要幹部可以指認出調查局、警總、國安局、軍情局、憲調處等5大情治系統。
至於什麼是會被調查局視為「有用」的情報，林國明說，「安苑專案」一開始就是調查局咬定學生行動必定跟所謂「海外陰謀集團」有關、後來又猜是黨外力量、工運農運也要操控學生，因此特別關注學生對外串聯狀況。例如林國明大一時社團曾邀請黨外《新潮流》雜誌編輯吳乃德來演講、這些發言就被線民高度警戒連記了好幾頁，林國明大二因台北市長選舉去志願監票也被記，跨校聯繫也是關注焦點、國民黨對所謂「學潮」陰影極大。
這些監控雖然大多不會針對個人、主要以某社團為關注對象，在當年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自己被怎麼寫──林國明舉例，有位女性受訪者就相當擔心自己會被寫入過度隱私，是2018年以後去促轉會看檔案才發現沒有。
雖然如此，有些受訪者也會介意調查局人員隨意加上的評論，例如「此人心胸狹窄、充滿政治野心、性格偏激」等，容易引起後人誤解。甚至，林國明也被線民亂寫過某年某月某日跟學長受黨外人士之邀到福和橋下「吃香肉」，他根本不吃，但檔案裡就是亂寫了。
以結果來說，調查局的監控行為大多沒有對學生造成實質破壞，例如台大「自由之愛」立法院請願活動，即便當時內部會議、分工、路線都有重要幹部洩露情報給調查局，這些活動最後也沒有被破壞或阻止。林國明也認為1980年代監控行為多數沒有讓當事人付出多大代價，但他強調，那是「結果」，監控氛圍也未隨解嚴或民主化而改變或淡化──直到1988年他從大學畢業，監控氛圍仍在，學運與社運參與者只是把這事「平常化」，但廣大學生仍會怕自己被留「黑紀錄」影響工作、無法進學術圈，當時也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台灣後來真的會走向民主化。
甚至，連1990年黨外人士吳乃德都會被指責論文有「反政府思想問題」未獲中研院聘任。即便一生順遂未受太多影響，監控也確實造成社會撕裂，誠如前述劉一德得知多年好友竟是線民的心情，「全世界唯一能信任的就爸爸跟媽媽。」
歷史沒有唯一真相：如果社會氣氛認為「抓耙仔」就十惡不赦，他們就更難願意出來講
這些監控紀錄是否要公開，林國明其實也沒有標準答案，但他認為這確實是個開啟社會對話的機會，2020年2月份他也曾經全台巡迴做公民座談會、協助蒐集大眾的想法──開放檔案在公益性上對於民主法治教育、理解歷史真相當然有相當程度的幫助，但一方面造假、亂寫、涉及隱私的內容也可能會被公開、可能造成對當事人傷害，該如何權衡，就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最有爭議的，就是「線民」身份要不要曝光的問題，這點連當事人都沒有共識，林國明訪談的24個1980年代學運參與者都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認為線民就是做不對的事、「不要以為他們只是小奸小惡」，主張線民為過去行為負責、社會才能學到歷史經驗教訓，但也有些人想法不同，覺得以結果來說自己並未因監控受到太大傷害，甚至試圖理解、或替線民說話。
「有些人認為這些人當初這樣做是有些多樣的原因，有人說他人很好、有些人會為線民求情希望不要曝光，也有些人會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是體制帶來的壓迫。」林國明說。
確實，要把檔案上記載的線民都視為「惡」，有一定難度──林國明曾見過一位跟學務長為學生權益激烈衝突的教務長也被記在「運用人員」清單、畢竟當時整個學校行政體系當然是受國民黨控制，一個人會成為「運用人員」也有各種複雜成因，有些甚至是被威脅的，「好人」、「壞人」並不是那麼黑白分明，更不用說檔案還會有錯誤資訊，很多人在不知情狀況下跟調查局人員講過幾次話就被寫成「運用人員」。
對線民的觀感，也會有時代之分──1950年代被告密者可能遭處死刑、家破人亡，1980年代社運參與者卻通常不會走到這地步，這些結果也自然影響到當事人對線民觀感，「態度不一樣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承受後果是不一樣的。」
林國明舉例，有位1980學運參與者得知監控他的人也包括自己指導教授時，所受打擊自然相當大，那教授待他如父兄、卻長期監控他到1990年以後，「我們問他，你碰到教授會不會問他『為什麼要做這種事』，他說不會，但他心裡當然覺得很受傷……」這位當事人或許不願嚴厲問責當年監控他的恩師，但若是父親因被告密參加過1947年二二八事件被逮捕的狀況，態度就不同了──問起他怎麼看待當年告密爸爸的人，當事人秒回：「當然不一樣，我不會原諒害爸爸的人。」
就連當事人看待不同時代的告密行為都會有不同態度，更不用說社會大眾也包括認同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作為者、前情治人員，那些看法會更不一樣──無論立場如何，公民座談參與者的共識之一也包括讓線民「現身說法」，讓當年線民出來說自己為何那樣做，由此更了解威權統治時期國家監控人民的狀況、拼湊出更多歷史真相。
「能夠進行對話跟理解、願意傾聽的社會氛圍，可能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更多的威權統治的歷史。」林國明最後如此說。確實，雖「歷史」常被連結到「真相」，真實的歷史不會有唯一真相，拼湊一塊塊歷史的線索，仍待無分立場的更多人可以安心出來說、離真相更近一步。而那從來不是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