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走到這裡也不是我想的……我哥曾經打電話過來問我：妳幹嘛這麼苦？小孩為什麼不留給他顧？妳接下來生什麼病的話怎麼辦？我說沒辦法，我再苦，也要把小孩照顧好……」
行在台北街頭，或許與你我擦肩而過的人就處在工作與顧孩子只能二選一、每月收支掐得緊緊、天天忙碌卻存不到錢的處境，他們與貧窮對戰的日常往往不為人所知，而10月底「貧窮人的台北」特展「團結之夜」活動，便邀請一般民眾走入各社福團體、實地採訪了解個案的生命故事，其中一站是位於中正區的「臺北市西區新移民社區關懷據點」。
與台灣人結婚而離鄉背井，這些新移民以女性為主、中國籍居多，她們為愛來台卻不見得順利，據點的單親媽媽阿月（化名）就曾經歷被婆家與鄰居排擠歧視、丈夫收入被家族控制而難以養育孩子、最後只能離婚的困境。離婚後的阿月帶著兩個孩子找工作困難，狀況好時收入2萬、差的時候低到5000都有，靠社工申請相關補助。儘管辛苦，她不後悔離婚，她說再苦也想把孩子照顧好──或許在人們眼中她貧困，但同時，她也堅強萬分。
「你把存摺都給姐姐管，那你老婆、小孩吃什麼？」小姑不信任中國來的她、一手把持家中金源 她備受歧視只能黯然離婚
「臺北市西區新移民社區關懷據點」督導戴宜芳介紹，此地在2014年成立、由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承攬政府標案，在東區、西區都有據點，西區服務的就是中正、萬華、大同3個行政區。只要是新移民就符合據點服務對象，雖然不一定都是生活困苦，但在萬華區的經濟弱勢族群確實比較多，因此社工會協助新移民申請租屋補助、低收補助，也有一些是高齡、喪偶、獨居的個案，據點因此再成立給年長者的小團體。
只要是跟台灣人結婚的外國籍都符合據點服務對象，中國、東南亞、歐美、日本都有，不過戴宜芳說據點服務的最多是中國籍，高達90%：「他的語言跟我們很像、文化很像，可能很融入，久了你們就可能感覺不到中國籍很多……」這些外籍女性早期碰上社福申請、認識同鄉等需求時往往只能自己去找解決管道，有時候夫家不一定支持她、辦文件也不知該找誰，據點成立後就會主動訪視協助，每年規畫許多活動讓姐妹們參與。
「他的語言跟我們很像、文化很像，可能很融入，久了你們就可能感覺不到中國籍很多……」（示意圖，謝孟穎攝）
阿月就是被同鄉帶來據點的中國籍姐妹之一，目前獨力養育二子，一個12歲、一個6歲，最大困難就是帶著孩子無法找正職工作，曾經每月靠5000–2萬的不穩定收入加上社福補助來撫養孩子。阿月曾打電話跟哥哥訴苦，談到兩人都哭了起來、哥哥不懂她為何不把孩子交給前夫養就好，但對阿月來說，這條艱辛路，她無悔。
每個新移民姐妹走到「離婚」這步都有各自的原因，阿月過去在家也不是無人支持，外省籍的公公知道遠離家鄉有諸多痛苦、處處替阿月說話，但在公公過世後一切就變了──前夫姐姐害怕自己弟弟被「騙」、一手掌握家中經濟，最後演變成前夫把所有上班的錢都給姐姐保管，這事就變成離婚導火線：「你把存摺都給姐姐管，那你老婆、小孩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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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採訪之一的大學生珮如，她的媽媽就是中國籍，對於阿月的處境，珮如也實在是很有感：「爸爸家的親戚都覺得媽媽是來騙錢的，會有一種，從國外嫁過來會對他們歧視、防備的狀況……」而社工戴宜芳看過各種新移民故事，也歸納出這般結論：「我們觀察下來，是夫家對她態度，通常會滿影響她在這邊生活適應的部份。」
或許是台灣早期開放外籍配偶傳出一些假結婚案例，儘管現在這狀況已杜絕，都市傳說卻始終沒停過、人們看外配就是「騙錢」、「虐待老人」、「愛勾引人」，因此阿月的壓力不只來自夫家也來自鄰居──面對一個中國來的女子，鄰居總是以有色眼光看待、閒言閒語，阿月跟公公感情好就被謠傳成是「小三」、「常看到他們抱在一起」，鄰居也始終深信阿月虐待婆婆、不給婆婆吃飯，阿月只能被迫強硬反擊，在鄰居都在的場合問婆婆：「我『都』沒給妳吃飯嗎？」這時所有鄰居就乖乖閉嘴。
「我現在覺得我快樂的時段就是我上班的時段！」各路社福來相助 讓單親媽媽得以安心「打仗」
鄰居的歧視、小姑與婆婆的不信任、無法成為後援的丈夫、唯一支持的公公過世，各種壓力下，阿月也只能提出離婚了，婆家一開始主張孩子撫養權一人一個，後來要阿月兩個都帶走。
阿月當然是願意帶著孩子的，儘管這路是艱辛無比。大學生珮如說自己母親在鄉下常被不懷好意地叫「阿六」，難以融入台灣社會的狀況阿月也碰過，去菜市場買個菜都會被質疑：「妳大陸來的？到現在都還不會講台語？」阿月也只能說服自己說對方也是辛苦人，聽聽就好、不要往心裡去。
阿月在戴宜芳的陪伴下去找房子，好不容易介紹一處便宜的舊榮眷住宅，空間大約8坪，沒想到住兩年以後房子開始漏水、屋子滿是臭氣，阿月也覺得自己那陣子特別倒楣、騎車動不動被警察開罰單，又要開始找房子，而一個單親媽媽帶兩個孩子、預算不高，找房真的特別困難。
一個單親媽媽帶兩個孩子、預算不高，找房真的特別困難（示意圖，謝孟穎攝）
一開始阿月因為要照顧小孩，只能選時間彈性的送餐工作、替獨居老人送飯，薪資算法是3個起跳、酬勞110元，之後往上疊加到10個220元。這工作不是天天都有、老人家如果住院就要停餐、收入要養兩個孩子不太夠，阿月打算再找新工作，但她不會用台灣的輸入法打字、不會台語、不會英文，一開始也不斷碰壁，直到有好心的某公部門科長介紹她工作，才穩定下來。
阿月自認是幸運的，但仍會碰上全世界都預料不到的衝擊：「希望武漢（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快點過去！」因為疫情，阿月失去褓姆臨時托育的工作、機構辦的姐妹聚會被迫一再取消，甚至在2月份回中國娘家探視一趟回來在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必須居家檢疫14天，那時阿月完全沒準備、沒東西吃，在社工請她聯繫里長以後才幸運受到傳說中的「地表最強里長」方荷生服務，有人幫忙送餐、幫忙倒垃圾、孩子疑似感冒也被安全送到醫院去，雖然現在阿月已不住在方荷生服務的忠勤里，她仍非常感謝里長當初給予的協助。
難解的問題只有孩子，阿月在疫情嚴重期間最擔心孩子必須放假在家、她要照顧孩子就不能有收入，問起何時會感到開心，她一方面說是老大替她倒垃圾、老二整天撒嬌「媽媽愛不愛我」的時刻，一方面又說：「我現在覺得我快樂的時段就是我上班的時段，小孩就是一個，整天晚上回到家裡、轟──但上班很安靜，坐那裡是放鬆的階段，回到家就是『戰場』！」
兩個孩子還小，這位單親媽媽的「戰場」恐怕還要延續好幾年，目前的阿月就是一邊崩潰小孩好吵、一邊覺得有孩子真好，在社工與各路人士幫忙下，一起慢慢守護兩個孩子長大，繼續一場身為媽媽的戰役。
大學生看採訪：這不是片段擷取、不是一個完全悲慘的故事，也是可以讓你看到人心溫暖的地方…
問起大學生珮如對今天採訪有何感想，珮如最意外的是：「一開始沒想到她會講這麼多！」原先她擔心阿月對陌生人不敢說太多，沒想到是這樣掏心掏肺。這也是珮如第一次跟貧窮處境的人們深聊，也會擔憂阿月的處境：「她單親帶兩個小孩，她就無法找一個正職，只能找小兼差、時間短，我會有點擔憂──我們有問到她收入不高、現在幾乎仰賴社會福利、存的錢很少，如果發生一個比較大的意外，她可能會承受不住、會掉出社會安全網……」
雖然擔憂，珮如也在深聊中聽見阿月與已逝公公的相處、對孩子的愛，這也讓她感動：「這不是片段擷取、不是一個完全悲慘的故事，也是可以讓你看到人心溫暖的地方。」另一名參與「酒與妹仔的日常」活動的民眾S則說，過去她對酒店公關的刻板印象就是「別無選擇」、是要賺快錢的，但經過這次酒店公關分享她明白，這就是一份工作、跟一般工作一樣有機會有成就感，她記得有酒店公關分享：「她發現自己的社交手腕可以讓客人開心、當下就知道反應，她知道自己有這樣的專長。」
問起本次參與「團結之夜」的團體，讓一般民眾探訪經濟弱勢者，對彼此有什麼影響？服務弱勢婦女的萬華「珍珠家園」工作人員趙歆怡說，這次參與活動形式是帶學生做手工、一邊做一邊跟阿姨們閒聊，這過程裡學生不只破除自身過去對茶室工作「虛華」的刻板印象、理解阿姨們的人生，阿姨也意外地放鬆、願意分享珍珠家園帶給她們的幫助，這些阿姨平常很少被問「怎麼了」、更少跟年輕人接觸，讓一群年輕人來採訪，阿姨們似乎很開心。
經濟弱勢者或許長期覺得自己是個「小人物」、沒人要理，但透過揭露自己的故事，曾經的「小人物」也有機會得到認同、認可，進而理解自己生而為人的價值（示意圖，謝孟穎攝）
「還有個大姐說，她很佩服阿真（珍珠家園工作者之一）、阿真是很好的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我說，哇，從來沒聽過妳這樣講──她是對自己跟別人要求都很高的人，我真的從來沒聽過她這樣無條件稱讚一個人。」趙歆怡真的很驚訝學生們帶來的影響。
服務街友的芒草心據點社工妙妙（化名）也發現，有位大姐很自然地跟學生聊起自己從家庭到街頭、從街頭到據點的轉變，「像離開家庭到現在，她比較能夠做自己、她的感受滿深的……我們平常比較少談到這麼多，她之前比較少分享自己這些經驗想法，今天透過學生訪談才一步步切入。」
於饒河街夜市提供街友、經濟弱勢者就業機會的「浪人食堂」，其工作人員雅雅則說，這次是帶民眾一邊準備開攤一邊談，大哥大姐們都很開心：「大家平常生活不太有機會把生命經驗做這樣的分享，你平常可能不會覺得煮茶是什麼特別的事、不會覺得無家者（街友）是特別的，但透過訪談者，他們會看到自己生命獨特的一面，這對你來說可能都很平凡，但他人會看到你的生命價值，一次次講述就會越來越有自信、知道自己『存在就有意義』。」
在長期協助卡債族的輔大社會系副教授吳宗昇看來，這些經濟弱勢者或許長期覺得自己是個「小人物」、沒人要理，但透過揭露自己的故事，曾經的「小人物」也有機會得到認同、認可，進而理解自己生而為人的價值──儘管揭露的人生故事未必只有美好，但說出來，原本覺得只有自己遇到這些事、處在羞恥慚愧情緒裡的當事人，也有機會看到「有一群人跟我一樣」，可以慢慢削減對自己人生的羞恥感，有信心一步步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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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敞開心房的方式永遠是「傾聽」，被傾聽的人們將能慢慢梳理過去傷口、坦白說出內心想法、得到療癒，10月底這場「團結之夜」走訪精神疾病者、街友、貧困家庭、性工作者各種曾被社會遺忘的人們，最終盼望之一仍是前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致詞時說的──這都市有被繁華遺忘、沒有被記錄在歷史裡的一群人，一個城市完整的風貌，永遠要把這些人包在裡面、去傾聽各種人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