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989年天安門廣場，從「六三」夜到六四晨，留下的都是血與火的記憶，當時我在現場並沒有感到恐懼，午夜長安街遭遇手持衝鋒槍不斷開火的軍人，子彈在距離我二三米左右的水泥地上爆出火光，也在頭頂上炸響，迫使我從長安街退到廣場中央，只是如夢境一般，不可思議。
經歷過八九民運的人們，對鄧小平在六四血案中扮演的終極決策者的角色有共識，因為八九民運最終的悲劇性結局，到今天一種極端的觀點仍然被堅持，學生們應該致力於推翻中共暴政，或者謀刺鄧小平等核心中共人物。
反官倒腐敗，已觸及鄧家、趙家等高層家族，打倒鄧小平的呼喊在民運中後期成為重要的口號，此時，鄧小平感受到恐懼嗎？如果他的血腥鎮壓失敗，他會是怎樣的後果？
鄧小平利益集團，是不是因為八九民運讓他感到了恐懼，才祭以殺手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血案？如果是因為恐懼，那麼，我們和平運動者，如何能做到，讓統治當局免於恐懼，從而有一個可能和平的結局。
八九民主運動三十周年祭，我們要不要思考這樣一個嚴峻的話題？就是在爭自己民主自由的同時，讓自己的對手、中共最高當局能免於恐懼。我們不能愛自己的敵人或對手，但能不能使他們在整個過程中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
鄧小平集團真的認為，退一步就是萬丈深淵嗎？如果不是萬丈深淵，那麼他們為什麼不能退一步？學潮過程中，只要他們退一步，中國政治文明就能前進一大步。而六四暴力鎮壓之後，對中國政治文明進程，產生了不能修復的災難性後果。
30年前拍下六四「坦克人」，如今漸為世人遺忘，美國攝影師韋德納說「你不能逼別人認識歷史」，但「天安門事件永遠不會消失」。（美聯社）
一、因為他們暴力製造了恐怖，所以我們應該更激進？
作為全程參與八九民運的當年學生，六四天安門血案的倖存者，我是第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遊行（悼念胡耀邦），六四早晨最後一批撤離天安門廣場。現在回想起來，八九民運確實是非常理性的和平民主運動，學生們主要的努力是通過公開對話，使中共當局還民主自由權于公民，主題是：反官倒反腐敗，保障人權，推進政治改革。公然打倒鄧小平是民運中後期的一種聲音，而打倒共產黨，甚至武力推翻共產黨，這只是極少數極進人士的宣導或夢想。學生組織或工人自治組織，等主流民運的聲音中，沒有致力於推翻中共統治，人們更希望在現有的政制中，和平改良，漸進地破局，最終使中國變成一個正常的民主憲政國家。
回想當年的激烈行為，一是衝擊新華門送花圈，這容易使人想起當年五四運動，示威的學生們衝擊北洋政府官員私宅，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大量人員湧入，不可控的因素增多，和平的民主運動或紀念活動，就成為一場騷亂，必然會給中共鎮壓以口實。
第三起激烈衝突或過激行動就是向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潑墨，這是非示威的學生所為，學生糾察隊將其糾獲送到派出所。現在的個別當事人仍然認為，應該用更激烈的方式終結中共暴政，學生們和平的方式沒有成效。
示威遊行的升級就是絕食甚至絕水，整個過程是和平的，非常慘烈令人揪心，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知道自己即將出局的情況下，直到最後才毅然到廣場看望學生。但當局並沒有因此開始真誠的與學生代表公開對話，而李鵬在人民大會堂與學生代表見面，並不是對話，還是最後通䜓與威脅，儘管他不能像鄧小平那樣最終拍板軍隊暴力鎮壓，但他一直是鎮壓和平民運的慫恿者與激化矛盾的重要角色。
引發學生與市民更激烈的抗議，學生運動難以撤離廣場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將八九學運定性為動亂，是當局製造學潮升級的動因，而學生們希望通過公開對話，讓當局公開承諾不秋後算帳，並承諾反腐敗與新聞自由、政治改良。學生們從和平示威到絕食、絕水，如此極端的幾近自殺式的和平抗爭，得不到當局任何回應，最後竟然是出動坦克裝甲車，用衝鋒槍沿著長安街掃射開路，對和平佔領廣場的學生進行暴力清場。
中共當局如此毫無人性，突破的不是法律底線，而是人倫的底線，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態，當局在國家廣場上公然屠殺和平的民眾。
因為這一殘暴的結果，所以現在一些反思者由此推論：學生們的抗爭運動過於和平，沒有考慮到武力抗爭，應該直接衝擊中南海，衝擊中共最高領導人住處，刺殺、綁架中共實際領導人鄧小平、李鵬，學生運動應該更激進，直接提出推翻共產黨政權（只有激進才能成功，還是只有激進才能更壯烈的失敗，推論者不去考慮，當然也無法對這種觀點造成的後果負責）。
香港大學紀念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AP）
二、中外歷史經典案例並不支援謀刺的激進方式
不用列舉更多，著名的案例人們多耳熟能詳：荊軻刺秦王、二戰時希特勒多次遭遇暗殺，清末維新變法，康梁策劃刺殺西太后。這些案例背後都有完美的方案，也是載入歷史的事件，當事人不成功則成仁，如果成功了，確實可以改寫歷史甚至人類史。
上述經典刺殺案例，接近八九民運背景的，是清末維新變法時的康梁謀變，因為他們看到變法的阻力在垂簾聽政的西太后，而西太后有可能發動宮廷政變，廢黜光緒帝。康、梁因此鋌而走險，策動袁世凱參與兵變、政變，結果我們也都知道，整個百日維新流產，菜市口有了維新壯士的鮮血與傳說。
歷史的宿命在於，袁世凱如果參與兵變並成功，那麼，君主立憲有可能成功，大清因此獲得一份光榮與虛君的大位，國家可能開啟和平憲政的進程。而袁世凱不參與或告發了康梁策動的兵變，自己隱忍十多年，兵不血刃，卻使大清退出歷史舞臺，袁本人得到了國家實際控制權。
到底是哪種方式更有意義或價值，今天我們可以思考，八九年當時的時局異變，當時人難以預料與控制。八九民運，即便有衝擊中南海，甚至有可能刺殺、綁架鄧小平、李鵬的行動，但最大的可能是失敗，當即會被血腥鎮壓，結局也是多了一批壯懷血性的烈士，其鎮壓的合法性卻勝於暴力鎮壓廣場學生。最嚴重的情形是，整個和平民運演變成為暴力運動，沿襲的是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的血性浪漫模式，但只要我們清醒地回望百年世界史，相比和平革命或光榮革命，血性浪漫的方式對國家民族並沒有良性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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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學生們佔領廣場，高音喇叭裡發出的只是聲音，要與當局對話，也是希望得到當局積極的善意的回應。如果有極少數人士主張更激烈的血性方式，學生們難以接受，謀刺與綁架的機會與路徑並不存在，與當年康梁變法之時，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康梁已進入變法的中央核心層，可以與新兵領袖直接交流溝通。當時的廣場學生要尋找這一路徑，在過程中就可能被捕獲，當局以此來撲滅廣場和平運動，就可以合法找到藉口。從李鵬後來出版的日記看，他們一直在尋找學運領袖們的暴力推翻政府的證據，只是一直無法找到，最後只能通過夜間驅動軍隊進城，激發矛盾衝突，以為製造血案找到理由、藉口。
當時廣場與長安街偶爾總是會有軍車故意棄槍，讓學生、市民拾撿，學生們不為所誘，主動保護交付員警，這是非常明智的選擇，而劉曉波在廣場上砸槍，砸掉的不是一杆槍，而是當局的口實證據。如果一杆槍被當局在廣場上發現，或者一個人持槍與軍人對抗，後果不堪設想，暴徒之名就不是由中共口舌憑空捏造，而是有真憑實據。畫面會是這樣：廣場上有學生市民與士兵開槍對射，軍隊被迫還擊。軍隊在廣場核心區開槍掃射就有了合理藉口，而且現場的軍人會發自內心的認為，他們在與暴徒作戰。
所以，和平的民主運動，必須理性而純粹。而這，正是八九民運最偉大、最了不起的壯舉。
前六四戒嚴部隊軍官．中國海外民運聯盟（澳洲）秘書長李曉明1989年進駐天安門廣場時的留影。（李忠謙攝）
三、八九之時中共兵變倒鄧的可能性
鄧小平嫉恨胡耀邦，這應該是事實，因為胡耀邦同情1986學潮，同時支持、鼓勵鄧小平退休，這也是胡退任總書記職位的重要原因（還有就是鄧無法容忍胡的“功高蓋主」），胡耀邦觸犯了鄧小平個人紅線與中共的政治紅線。當知識界與學生、市民雲起遊行到廣場上紀念胡耀邦，鄧完全可以相見１９７６年市民學生在廣場紀念周恩來，七六年的廣場運動，矛頭指向四人幫，甚至指向毛澤東，而八九民主運動，民心所向卻逆了自己的意願，鄧小平的失敗感由此而生，嫉恨心態也屬常態。
作為一個身經百戰、又長期在中共內部鬥爭大熔爐裡歷練的政治老手，他知道自己手中最後的王牌，但他保持靜觀與克制，他等著對手把牌出盡，所有人出的牌，都是明牌，都是聲音，而他手中握有別人無法擁有的“王炸」（軍隊）。所有的王炸都在他自己手中，在對手發出聲音之時，他只是收攏與聯絡自己的勢力，讓這些力量緊握在自己手中，關鍵時刻不至於成為廢牌，鄧小平集團要在最後時刻發出決定性的聲音，這種聲音就是中央電臺與電視臺編造的謊言，還有就是槍聲。與學生代表進行所謂對話的袁木們，所作所為只不過是小丑表演式的搪塞與敷衍。
除了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中共的軍隊經受了一次考驗，它不是聽黨指揮，或黨中央指揮，而是聽命於中共的政治老人、政治核心指揮，如同清末朝廷，大清軍事力量與行政力量，關鍵時刻只聽西太后指揮，軍權並不握在徒有虛名的皇帝手中。
黨並不指揮槍，而是槍指揮黨、指揮黨中央，威懾全國人民。中共的黨國軍人政權的本質，此時顯現無疑。
徐勤先將軍也只能做到退半步，不執行鄧小平軍事指令，因為鄧的指令沒有經過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趙紫陽的同意。徐的不執行符合中共的政治規定，但不符合中共的潛規則。徐勤先是最有可能倒鄧的軍事力量，但他沒有勇氣，或者沒有準備，不存在倒鄧的想法。而在徐勤先不執行鄧小平命令的舉動之時，並沒有週邊的人知道，軍中有此反鄧力量，所以沒有人像康梁謀變動員袁世凱那樣，去勸說徐將軍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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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至的問題是：如果徐勤先願意倒鄧，徐的軍隊卻並不像袁世凱訓練的軍隊那樣，一切聽袁指揮，視袁為衣食父母。徐的部下各層級都有政治委員，這些都是中共政治體系一員，不僅非常難配合軍長去倒鄧，更可能是告密的力量。中共的軍事政制，使軍隊中下層兵變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即便是徐軍長想組建一個暗殺小組，都難以實現。
四、和平的民主運動，如何讓對手免於恐懼
我們再看趙紫陽因素：趙紫陽在與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會見時，公開透露了鄧小平是黨和國家真正決策者。
當年我看電視時聽到這句話，非常震驚，鄧小平頓時有被扒光的感覺，原來他是真正的垂簾聽政者，是穿著舊皇袍的另一個慈禧太后。而趙紫陽卻是開明的領導人、對學生運動有同情與理解，本來學潮之初，傳言中不僅有李鵬、鄧小平家人貪腐，也有趙紫陽的兒子涉嫌倒賣彩電（現在看來是多麼輕微的經濟投機行為），趙紫陽披露鄧小平在實際掌控黨國最高權力之後，倒鄧因此成為學潮最強音。
趙公開支持學生，甚至是常委決議不再秋後算帳，這已公然背離了鄧的政治意志，與李鵬集團對立，趙無意中透出中共政治內情，使鄧不堪其恥，特別是成為整個運動批評與攻擊的對象。整個社會對胡耀邦的極致紀念，已使鄧感受到自己在民意中的失敗，趙與自己精神背離，使他又一次感到內心㦗顫或絕望，最後的一道遮羞的垂簾也被趙有意無意間撕開。
他瘋狂地祭出王炸。內心的恐懼，加上極度的恥感。他命令軍隊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到達指定的地點，不惜一切代價，否則按軍法處置，不惜一切軍人與百姓生命的代價，在黑暗中製造血案，要使自己的政治對手沒有回還的餘地，要使所有的人，與他一樣感受到恐懼，而這種恐怖主義對從戰場上一路殺過來的革命家來說，只是多了一次屠殺而已。這也符合中共的極權正義，因為它是對敵鬥爭，是一次反顛覆黨國政權的行動。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們沒有思考這句話的另一面：專制主義者不畏死，也無恥感，奈何以死與恥感使其收手？
鄧小平集團因恐懼而瘋狂，這種恐懼是不是真實的？如果和平的學生運動最終群眾無法忍受長期僵持，然後升級，突破防線直接衝擊鄧家、李家等腐敗高層，或造成兵變，他們會不會像文革時受衝擊一樣，甚至像一些暴政倒臺一樣，受到血洗與所謂的人頭落地？他們已習慣了自己殺人，也看多了其它力量誅滅異已。鄧小平集團在保衛黨國，也在保衛自己與家人。
鄧小平集團製造六四血案的邏輯鏈是如此編成的，三十年過去，我們回過頭來，不是要證明其合理性或符合中共暴政邏輯，而是要檢討反思，我們無法解除鄧小平集團的軍事暴力，能不能破解、化解鄧小平們的恐懼，使製造血案的邏輯鏈斷裂，使和平的運動，能有一個良性的結果。
我們不能信仰命定、宿命的理論，那是天意天定論，如果一切都是命定天意，那麼我們不需要任何作為，既然我們要通過運動示威呐喊的方式意圖改變社會與歷史進程，那麼，我們要規避災難性風險，把無限的政治運動，做成有限的政治運動，或者可以將廣場運動，改變為校園內運動，把九項或五項要求，變成三項或兩項政治要求，只要有一寸的政治進步，就是一大步的和平民主運動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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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怒持槍的對手，使他仇恨燃燒，後果必然不堪設想。和平的民主運動，如何讓對手免于恐懼，這是一個非常嚴峻而有價值的話題，需要我們反思與探討。
我們在廣場上呼喊要打倒的是一位軍政府領導人，並不是一個文明國家的元首，整個運動過程中，他本人幾乎沒有一次公開發言，但他卻有最終發言權、決策權，這是致命的獨裁權，他只是為了一時一已權勢，當他被剝光示眾，當他失去他夢想的榮耀：他曾被認為是是改革開放的引領人，一個改變中國的歷史人物，突然被人棄之唾之，甚至可能又一次因家人腐敗，而受到政治打擊、被群眾運動打擊，這是何等的不堪其辱？
鄧小平發動的因此是一次自殺式恐怖襲擊，他毀滅了曾有的光榮的形象，要通過一次血腥鎮壓，奪回自己的王權（與慈禧鎮壓維新變法一樣，目的是奪回自己可能失去的權勢）。
軍隊掌控在自己手中，這是他經營一輩子的成果，也是他能夠廢黜三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底力。
最終，他毀掉了自己，毀掉了中共政治漸進改革的可能，也毀掉了一個國家的政治文明前程。
六四天安門 6月4日凌晨4時後，部隊開始於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指示，可以看見背景處的人民大會堂以及地上的燃燒物。（維基百科）
五、八九仍然沒有完成，抗爭與反思都將繼續
參與八九民運，從第一次進入廣場示威到最後撤離廣場，我沒有感受到恐懼，我們要思考的是：鄧小平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了恐懼嗎？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免于恐懼的自由，是不是包括讓抗爭的對象免於恐懼？儘管現在看來，整個參與學潮的過程，一直都在一種令人恐怖的過程中，黨國軍隊隨時可能開槍鎮壓，但八十年代的一定程度的自由開放，人們仿佛置身於一種春天幻覺之中，沒有意識到恐懼的真實存在。但手握黨國重器的實際控制人，可能感受到某種威脅，但卻不應該感受到恐懼。
為什麼要非暴力，因為非暴力是安全的，也能讓對手感受到安全，能夠讓更多的人參與表達真實的意願，如果一項活動涉及暴力與政治陰謀，對多數人與參與者都是致命的傷害特別是精神傷害，並影響後續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