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先生近期出版的新書《中國的未來》裡的觀點，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先生近日（4月4日）在BBC中文網發表署名文章《沈大偉對中國政治制度的錯誤估計》，宋魯鄭先生文中提及沈大偉對中國制度有了一些新的提法：「民主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論。我當然不會建議中國採用美國式的民主。」 「如果中國採取半民主（Semi-Democracy）模式的話，應該是非常接近新加坡模式。」
有趣的是，宋先生並沒有認真探討半民主的新加坡模式是否適合中國，而是一味強調中國現在的政權模式的特色性，似乎中國的傳統與現實，註定了中國現在政權模式不可改變，天然合理。
宋魯鄭先生文章給讀者的感受是，中國現在的體制是合理的，中國連沈大偉先生提出的「半民主化」，也不需要。
一、 關於前後30年
宋魯鄭對沈大偉觀點的評價是：「沈大偉先生的錯誤在於，要麼他完全忽視中國政治制度在前30年的積極性作用，要麼過高估計政治制度在後30年中國發展的作用。」可惜，我們沒有看到宋先生對毛時代30年中國政治制度的積極性作用的精闢分析或指證。宋先生在文中也指出，中共結束了文革，從個人集權制過渡到了集體領導制，經濟上從計劃經濟過渡到了市場經濟，所以中國經濟出現了活力，也實現了「崛起」，躍居成為第二大世界經濟體。
宋魯鄭看到了中國政治的改變，但並不完全尊重史實，甚至不尊重中共自己作出的關於文革的相關決議，毛澤東從三反五反到打擊右派，再到文革，以過激的社會主義建設與階級鬥爭方式，使數以百萬人遭到迫害，數以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國經濟也到了崩潰的邊緣，如果還要從人類罕見的政治災難中找到積極的作用，如果真有所謂的亮點，只能說那是人類的某些生存或發展必須的本能，帶來的些微進步。還有，專制形態下，剝奪公民的自由選擇權，用政治號召來製造紅旗渠、大寨這些人造政治工程，均是非市場經濟行為下的「政績」。這些政績的背後，既不尊重個人勞動財富的創造，也不去評估投資與產出的績效，特別是像大煉鋼鐵這樣的大運動，對森林與生態的破壞，對私有財產的掠奪（百姓要砸鍋為鐵，奉獻給公社煉鋼），結果都是災難性的。
有一種詭辯邏輯，叫辯證唯物主義，這種詭辯邏輯總能在反人性的歷史事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積極意義，譬如人民公社這樣的反人性剝奪私有財產的政治體制，辯證唯物主義者們卻看到了它的積極一面，就是辦了許多大專案，一句政治號召，百姓就交出土地，甚至交出耕牛與糧食，然後吃公社大鍋飯，最後釀成數以千萬計的人被餓死，還有，公社要興修水利工程，百姓就離鄉背井，逃荒要飯，無償讓出土地。這種歷史唯物主義詭辯邏輯，根本忽略的是人權，或對人的生命權的敬畏。生命對這些辯證唯物主義者來說，永遠都是政治工具，為了政黨的政治目標，隨時可以奉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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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時代的30年，中國社會既沒有政治自由，也沒有經濟自由，所謂計劃經濟，就是政治完全控制社會經濟，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附行政權力來生活。改革後的三十年呢？中國經濟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但中國人民沒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也沒有憲法保障的各項自由權，連中共政黨內部，也沒有黨內的民主。
現在沈大偉提出的，只是希望中共邁半步，實現半民主，達到新加坡那樣的一定政治控制下的法治、民主自由社會（半民主半自由法治社會）。
二、中國的權力交接仍然充滿刀光劍影
宋魯鄭的文章，與中共主流媒體一樣，強調一党領導的優越性：「一党領導，可以避免委託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宋魯鄭如何解釋歐美憲政民主國家的長期發展戰略？民主共和制，定期選舉國家領導人，難道就沒有國家長期戰略？民主與極權國家的國家長期戰略是一樣的存在，只是，民主憲政國家由全民或公民委託的議員，來參與國家制定國策，而極權國家只會由最高領導人或最高領導集體來決策國家戰略。最為致命的是，共產黨的戰略完全不是國家戰略，而是解放全人類的戰略，如果不通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過渡到高級階段，並進而實現全人類的解放，那麼，共產黨就改變了自己的歷史屬性，如果共產黨尊重自己的歷史使命，那麼，中國的國家戰略則是要改變人類未來進程的戰略。
再說到政治強人，中國的政治體制一直沒有解決政治強人與政治庸人的問題，毛澤東是政治強人，鄧小平也是，前30年的中共體制，沒有解決毛澤東的政治強權問題，因此釀成了文革等一系列災難，後三十年的開始，中共也沒有解決鄧小平的強權問題，鄧小平因此可以罷免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三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共強調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其內部，則遵循的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治強權，誰掌握了軍權，誰就擁有了黨內的核心地位。只要是党領導軍隊，軍隊沒有國家化，那麼，宋魯鄭所言的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就是一個笑談。
沒有獨立的國會議會制約，一党領導一切的體制，不可能遏制政治強人的出現。這是一黨政治的悲劇性宿命。至於說到它的安全性，宋魯鄭提及，中共政制至今幾代轉換，都是和平的，但宋魯鄭沒有細細思量它暗藏的刀光劍影，毛澤東把政權交給華國鋒、江青，權力交接是失敗的，鄧小平把政權交給江澤民，並隔代指定了胡錦濤，不受制約的江澤民因此擁有了軍隊的擁戴，所以把胡錦濤變成一介政治庸人，而胡錦濤在移交最高政治權力之時，既遭遇到薄熙來的挑戰，又受到周永康的異變，迫使習近平改變了刑不上常委的中共政治潛規則，中共現在的政治格局，某種程度上，是被一記耳光、一場車禍改變，薄熙來對王力軍的一記耳光，以及令計畫兒子的一場車禍，就將中共的政治格局完全改變了。
一個龐大政治體的暗箱政治，總是給人一種和平假像，但它是靠專政維穩機制來維繫它的穩定，專政機制一旦失靈，就必然分崩離析，而它的最終崩潰，就對社會與當局自身造成重創，甚至是災難性的大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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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龐大而不受制約的行政體系
宋魯鄭為了證明中共官僚體制的正當性，不惜從傳統中國社會中找資源：「如果從中國自身的傳統和現代演變的角度，我們可以說：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這種觀點無疑是在證明中共仍然延續了家天下的極權模式，只是傳統社會中的家天下，變成了現在的党天下，傳統中國社會選賢任能，通過科舉制來實現，所謂道德文章優秀者，朝為放牛郎，暮入天子堂，個人的德性與才華，是被選入各級行政職位的標準，所以傳統中國社會的穩定性，是建立在德治與法治互補之上，還有就是，傳統統治者畢竟還有對天地神靈的敬畏，對生命的神聖性有一定的良性認知。
而中共的政治體系沒有信仰，把政治觀念當成個人信仰，把一黨統治當成最高價值追求，不惜一切代價維持一黨的專政統治。如果說戰爭年代早期中共政治人物還有一定的理想追求的話，和平時代特別是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共則完全是一個利益集團。中共的人治，使官員的進入機制、升遷機制、淘汰機制都 非常隨意，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共高級領導人的子女均可以被分配安置一個副部長級位置，這種權貴聯盟一直深刻地影響到現在中共政治格局。譬如李鵬的兒子李小鵬，從國企直接任職山西省副省長，而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是重點央視的掌門人，近日曝光的巴拿馬檔上，就有她的洗錢記錄，由於離岸洗錢的名單涉及更多的中共領導人，中紀委也難以入手調查處理。
所以，現行體制這種靠血親與利益維繫起來的政治同盟，它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能有幾成？宋魯鄭先生的文章裡，均刻意回避了這些無法回避的事實。與傳統社會的政權相比，中共政權既龐大，又深入到社會的最底層，它的宏大在於，既有党系幹部，又有團系、婦聯、工會、文聯作協等等政權輔助體系，這一行政體系疊床架屋，使國力不堪重負，而且這一體系從中央一直延伸到最基層的鄉鎮，黨團系更是深入到村一級。傳統社會的政權只是到縣一級，縣以下靠自治，靠士紳或家族的力量維繫。特別是傳統社會一般只有三五名縣官，而鄉鎮機構和人員不斷擴張，不僅普遍建立了黨委、政府、人大（專職主席副主席及辦公室）、紀委、武裝部等所謂「五大班子」，一些地區還設立了政協機構。
如此龐大的行政機構靠誰養活，當然是納稅人，各級地方政府不僅需要財政供養，還是地方巨大債務的製造者，由於政府不斷換屆，所以地方債務是無責任債務。在經濟快速增長之時，中央與地方、官與民勉強可以維持經濟平衡，但經濟增長停滯或經濟出現危機之時，社會矛盾必然會集中爆發，當地方政權不能向上級政府獲得經濟支持之時，他們會通過各種巧取豪奪方式，來維持政府利益集團的利益。
中國龐大的行政體系是在經濟快速擴張過程中形成的，既是為了擴張公權力的勢力，又是福蔭各種權貴關係，在經濟下行或危機過程中，必然會撕裂社會，它會造成基層社會的利益衝突與撕裂。
龐大的官僚體系不僅吞蝕著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在政治上，其公權力也無法形成制約，無論哪一級政府的五大班子，都會形成一個以黨委書記為核心的權力中心，每一個成員或機構都要在各級核心的羽翼下生存與發展，所以，每一級黨委政府，都會是一個權力與利益的共同體。在家天下時代，百姓只需要供養一個帝王的大家族，縣級行政編制也不過三五名，而現在的党天下，百姓卻在供養政府之外，還得供養黨系及其附庸機構（工青婦以及所謂的事業單位）。
有鑒如此，中國的政治轉型，要麼是自上而下的積極轉型，要麼是經濟不堪重負，被迫轉型，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經濟與社會各種危機爆發，經過一段時間的社會動盪，最終實現轉型。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政治形態不可能例外。
中國的政治轉型，像沈大偉提出的半民主化，也是一種妥協方式，中共如果能積極主導這種政治轉型，也許可以避免災難性的突變，如果仍然迷戀宋魯鄭式的讚美，不思政治改革，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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