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先知
富勒和麥克魯漢這兩個人簡直是南轅北轍：不管是外表、風格、態度、講話的方式，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意義都截然不同。富勒渾圓矮胖，說起話來像朗誦史詩；麥克魯漢高大而有稜有角，好用雙關語，經常妙語如珠。
但這兩個人同時在六○年代被奉為英雄，原因相同：他們是科技的吟遊詩人，也是狂熱的科技傳道人。早在成名之前，富勒和麥克魯漢就已和我往來。多年來，他們的聽眾寥寥無幾，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懷疑是否有人能聽見他們的聲音，更別提有人會追隨其後。他們是荒野上的先知 — 似乎離綠洲還有一段遙遠的路，至於他們的應許之地就更遙不可及了。
對富勒而言，經由科技之路，可通往真善美的境地。這樣的科技既龐大又複雜，可把人類環境進一步推向他所謂的「最大動力設計 」、「高能聚合幾何學 」和「無尺寸限制結構 」中的天體和諧。富勒是個超越論者，他的世界是泛神的，認為人愈能和宇宙科技合為一體，也愈接近自己的神性。
麥克魯漢則認為科技是一種人性，而非神性，科技是人的延伸。和達爾文共同研究出進化論的華利斯（Alfred Russel Wallace）曾說：「人單靠一己之力可以完成有目的而非有機的進化 — 正因為人會製造工具。」麥克魯漢不知華利斯，但他的觀點和華利斯可謂不謀而合。對麥克魯漢來說，科技是人自我改善，藉以延伸自己、改變自我、成長並
有所轉變的方式。動物經由自然演化發展出一種新的、不同的器官，而成為另一種動物；人也是如此，藉由新的、不同的工具來延伸自己，成為不同的人。在此之前，科技完全是技術人員的事：工程師建築水壩，人文學者則讀喬依斯、聽巴哈。不過，這些人文學者還是頗能享受科技成果— 如搭飛機或打電話，但其工作的意義、重要性或是過程都不被科技影響，若有影響，也只是一丁點兒，好比鋼筆的發明使他們不必費力去削鵝毛筆，有了燈泡，夜半讀書不會傷眼力。
以前，科技只是一種「技術活動」，到六○年代突然成為一種「人的活動」。人文學者以往總是指定科技非得乖乖待在歷史舞台的側翼不可，現在科技已慢慢走向前台，混在演員當中，甚至搶走主角的光彩。驚覺這種轉變，人們一開始的反應總是猛烈抗拒。如果有挽回的餘地，一切就容易得多。然而在那一無所知的排拒之下，還是潛藏著一種接納新事物的能力，他們想尋求一種新的整合。因此，富勒和麥克魯漢在一夜之間成為受人矚目的人物。
現在富勒已成了世界神話。他也是我所知道的人當中擁有最多名譽博士學位 的，足足有三十五個，或許沒有人需要這麼多的學位吧。富勒的書本本暢銷，聽他演講的人總是把講堂擠得水泄不通，他是年輕人眼中的英雄人物。但是，當年我倆相識時，年近五十的他還籍籍無名。在將近二十年的光陰裡，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理念和發明廢寢忘食，家中經濟全靠他太
太當祕書來支撐。富勒個性孤僻，友人屈指可數，他們看他明明可以輕而易舉的日進斗金，卻一心一意追求一些愚不可及的想法，不由得一肚子火。他一逕悠遊在幾何設計的世界裡，富勒的朋友都認為他「 不切實際 」。但富勒認為，「 不切實際」的是別人，絕不是他！他還設計出「 最大動力學之屋 」— 一個在平面上的半圓體建築，使地板的面積達到最大、而表面積變成最小，這麼一來，冷、暖氣的需求便可降到最低。就結構而言，不需要任何支撐物，極為輕便。富勒不明白，為什麼人還是寧願居住在那從幾何學的觀點來看極不完美的長方形房屋，也不解為何一定要有平直的牆來擺設家具。
我有十年左右的時間，常常見到富勒。四○年代，我在本寧頓學院任教時，本寧頓的學生大概是他的第一批聽眾，多年來一直是他的忠實聽眾。富勒最需要的，不是名聲，也不是金錢，而是聽眾，而且愈多愈好。富勒第一次到本寧頓學院來演講時，擔任主持人的我向大家報告，富勒將做四十五分鐘的演說，然後回答問題。但四個小時後，富勒還滔滔不絕，我試著插嘴，他把我叫到旁邊，悄悄的說：「我的開場白還沒結束呢 。」到了凌晨一點，實在太晚了，因此我們不得不中止這場演講。
這實在是個錯誤，我們應該讓他繼續說下去的。自稱為幾何學家的富勒，其實是個先知！我和麥克魯漢相遇，跟認識富勒差不多是同時。那時的他，是密蘇里聖路易斯大學英文系講師，他貌不驚人，高高瘦瘦的。但不久這個相貌平平的英文講師開始有驚人之語。他說，十六世紀現代大學的興起不只改變了教學的方法、上課的模式，也改變了知識的本質，以及大學本來要傳授的東西。新的學習和文藝復興、古代典籍、古典作家的再發掘都沒有關係，和天文、幾何的發現，或是新科學也沒有關連。反之，知識史上的偉大事件是肇因於古騰堡（Gutenberg）的新科 技；創造現代世界觀的是活字印刷，不是佩脫拉克、 哥白尼，也不是哥倫布。
那已是幾十年前的往事，那時的麥克魯漢還沒有說出那句名言：「 媒介即訊息。」那時我已開始對科技與社會以及科技與文化的關係發生興趣。例如，「裝配線」就是一種工具，但這工具對組織工作中的人和工作者之間的關係衝擊很大、對社會本身的理解亦然，是所謂「 工業社會」這種新觀念的基礎。我是第一個使用「工業社會」這個名詞的人，但是當時對這個概念還不很清楚。後來，在那幾年的思考中，我慢慢明瞭裝配線不只是「 科技 」，更是有關 工作本質的一種非常理論、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時我也了解到，在這掌控一切、新的現實環境中，裝配線雖處處可見，
而且成為一種象徵，然而在事實上卻只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小環節；裝配線作業也只是生產力中最小的一部分。換言之，科技有別於「人文學者」或「技術專家」的傳統觀點，科技為人類下定義，並影響人類對自己的看法，對人類所生產的事物也具有相當大的衝擊 。
（相關報導：
立足桃園打造「亞洲矽谷」林全：改變台灣未來的起點
｜
更多文章
）
＊本文選自天下文化出版的《旁觀者》，作者彼得．杜拉克為當代頂尖的管理思想泰斗，有「現代管理學之父」、「大師中的大師」之譽，1909年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從小興趣廣泛，喜歡接觸新事物，擁有法蘭克福大學國際公法學博士學位，曾擔任報社記者、證券分析員、經濟分析師。杜拉克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全球經濟大恐慌，親身見證德、日兩國戰後的復甦、共產國家的興起與瓦解。動盪時代帶給杜拉克的刺激，對他日後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37年移居美國後，曾任教於紐約大學商學研究所，專攻企業策略及政策研究。杜拉克終身撰述不輟，在他長達60餘年的寫作生涯，出版近四十本著作，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發行全世界，是當代影響力最深遠的管理學權威。2005年11月11日，杜拉克於洛杉磯以東的克萊蒙特家中安詳辭世，享年9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