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討論當下道德危機的人民日報文章，在網上廣為流傳。文章不僅承認當下道德淪喪之普遍，不僅把經濟滑坡的根本原因歸為道德淪喪，文章甚至這樣大聲疾呼：「與其說我們遇到了幾十年一遇的經濟危機，還不如說我們遇到了千年難逢的人性危機——信任危機。」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道德大變局，三千年未有之道德淪喪大變局，至此躍然紙上。顯而易見，這篇人民日報文章在現象描述上是充分的。但是，也許是人民日報的角色所註定，無論現象描述多麼充分，在對道德淪喪的深層原因的挖掘上，文章沒有任何可圈可點之處，其戛然而止、欲言又止跟現象描述的充分恰成對照。
那麼，深層原因到底何在？理論上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理論是灰色的，令人厭倦的。具體的史實才最說明問題。那麼還是用具體的史實說話吧。
中國的道德淪喪始於何時？有如下幾種回答，一說市場經濟時代使然；一說始于十年文革；一說始於反右，一說始於大躍進。這些答案我難以認同。我認為它們都說太晚了，中國道德淪喪的起始時間其實早很多：在我看來，有「開國第一文化罪案」之謂的「《武訓傳》批判」，同時也是「開國第一道德罪案」，這一道德罪案已經打響了道德淪喪的第一槍。
這一槍是致命的一槍。它不僅精確命中了「善」，而且精確命中了「民間善」。
武訓以什麼著稱？當然以善人著稱。出身卑微的武訓，一無所有的武訓，為了讓窮孩子讀書，受盡屈辱，歷盡磨難，畢生行乞，終於集資辦了三所義學，成了「為興學而生，為興學而死，一切為興學，興學為苦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典範。這樣一個善人，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不會有爭議，都會被公認為道德英雄。但偏偏在建政之初，以他的事蹟為題材的傳記片，會徹底激怒最高領袖，竟于百廢待興之際，親自發動了一場震驚中外的政治大批判，最終給武訓戴上了「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三頂高帽。文革中武訓再遭大難，不僅全國共討之，連埋在地下半個多世紀的遺骨也慘遭摧殘――革命小將扒開了武訓的墳墓，掘出幾根未朽的骨頭，裝在糞筐中遊街示眾。爾後武訓遺骨便不知所蹤。
僅因行善，即遭輪番鞭屍，比當年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鞭屍楚平王，猶過之而無不及。這慘烈結局，對所有國人都是當頭棒喝。其後的土改等運動，更是有計劃有目的地消滅善尤其民間善。民間善無非依託幾大主體：一是基督教等宗教組織；二是祠堂等宗族組織；三是商會同學會同鄉會等自治組織，四是民間大戶。但經過土改等運動的掃蕩，他們全軍覆沒，民間善再無立錐之地。這實際上是對民間善的「社會主義改造」，比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早了好多年。通過如此這般改造，善被公權力收編，只能由公權力壟斷。只能有党恩國恩，決不允許党恩國恩之外有任何民間善，有任何民間道德權威。文革時期，甚至全民高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真是人倫掃地。公權力壟斷對道德的巨大破壞性，至此達於極致，令人瞠目結舌。 （相關報導： 笑蜀專欄：文字獄捲土重來 三十年改革開放白走了？ ｜ 更多文章 ）
如果說建政初絞殺的善人主要是武訓，文革前後絞殺的另一個善人，則是四川大地主劉文彩。劉文彩道德上的確談不到完美，但後來能幡然醒悟，奮起直追，仍屬可貴，其實也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當時社會不是今天的流民社會，而是安土重根，每個人都屬於特定的共同體，每個人都要有一個歸宿。最重要的共同體或者說歸宿是家鄉、是宗族。發跡或許可以不擇手段，但發跡之後必須衣錦還鄉，否則如錦衣夜行毫無價值。一旦衣錦還鄉，則必須有所敬畏，謹守共同體固有的倫理規範，積善行德，造福一方，才可能光宗耀祖，蔭及子孫。劉文彩即是如此。1932年回到故鄉安仁，從此浪子回頭，修路築橋，濟困扶危，乃至不惜以舉家之力興辦義學，總之全力自我救贖，終於贏得善人稱號，從暴發戶變成了地方鄉紳，成了家鄉的建設者。這無疑得益于鄉土自治社會強大的道德引領力，有如地心引力，任何人難以掙脫。中國社會之所以很大程度上被稱作倫理社會，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