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回顧這篇報導今年二二八是林宅血案42週年，台灣的出版社日前出版了《美麗島事件與大鬍子家博回憶錄》的中文版，《風傳媒》也轉載了其中一個章節。許多讀者可能不知道「大鬍子家博」是何方神聖，這位美國／澳洲學者在1970年代來到當時還相當封閉、政治氣氛肅殺的台灣做田野調查的研究，也因此結交了不少台灣政界的朋友。
1980年美麗島大審期間，家博剛好在台灣訪問，希望能親自觀察美麗島大審做為研究。不料期間發生林宅血案，家博陰錯陽差被國民黨政府將他宣傳為嫌疑犯並加以軟禁，最後還將他驅逐出境，並列在不得入境的黑名單之中，直到1992年才能夠入境台灣。
家博2018年底訪問台灣時，曾獲外交部長吳釗燮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頒贈大綬景星勳章。2019年底他在澳洲因病去世，享年76歲。
《風傳媒》轉載《美麗島事件與大鬍子家博回憶錄》的片段中，家博提到在1992年重回台灣時，「我的第3場專訪給了《新新聞》雜誌，發行人江春男（司馬文武）是我20年的好友。由邱銘輝執筆的主要報導，如同其他主要報導，涵蓋了我在1980年所遭遇的事。江春男則寫了一篇對我個人很友善的描述，說明我涉入林宅血案『從頭到尾都是極荒謬的誤會』。」《新新聞》特別重新刊載這篇刊登於1992年7月19日出版的280期《新新聞》的採訪文章，以及同期刊登司馬文武的專文，讓大家能從當事人的回憶中，對這件尚未釐清真相的政治血案，有更多面相的了解。（新新聞編輯部）
睽違台灣12年之久的林宅血案「關係人」大鬍子家博（Bruce Jacobs），於6月中句再度悄悄地來到台灣，面對這塊曾經在他生命中，留下些許歡喜悲傷的土地，家博的心中感觸萬千。
暌違12年後回台
在今年以前，他一直是被台灣列為不受歡迎的黑名單，雖然，他曾多次口頭表示想來台灣，但一直得不到台灣當局的正面回應。最近，他成為澳中理事會的理事，才獲得執政當局的允准。
在台灣一個月之中，他曾到南部小鎭住過一陣子，回顧他以前研究台灣地方選舉的那一段時光，他也密集地拜訪黨內外的朋友，感謝對方在那一段被警方「保護」的時候，伸出的援手。
由於身分「敏感」，家博在剛抵台時，也受情治人員的跟監「保護」，令他十分不悅，最後，經他反應，對方才稍微收斂。
感情豐富的家博，對台灣懷有深厚的情誼，在卡拉OK聽到流行歌曲〈台北的天空〉，就忍不住熱淚盈眶，談起林家逝去的家屬，眼裡更泛著淚光，他感性地說：「有人說我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但我要說，台灣也是我的一部分」。以下是訪談的摘要：
答：我在1965年第一次到台灣，到台大念歷史研究所，那時才21歲，在這裡讀一年書。我到台灣來的原因是，那時沒辦法到大陸，台灣是學中文最好的地方，那時候做博士論文，大部分都到香港，我覺得不大實際，我想做實際的田野調査，就決定來台灣。來台灣之後在中南部住了一年半，才回去做博士論文，論文的題目是：〈台灣地方自治〉。那是1971年10月，到1974年。1976年我再度來台灣，又到鄉下住了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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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國民黨的中央官員與領導人，我認得不少，黨外是到1979年之後，才認識得比較多，1980年與情治單位發生摩擦之後，他們以為我只認識黨外的人，沒想到我認識那麼多國民黨的人。
那時出事之後，有很多人幫我想辦法，像陶百川好幾次以書面與口頭，向蔣經國報吿我沒有問題。我來台灣，都是新聞局幫忙的，所以會認識那麼多高官。謝東閔與我見了至少3次，林洋港我也見過，中央黨部許多工作會的主任我都見過。
多人幫忙多人害怕
問：除了陶百川之外，有沒有人在那段時間，幫你說過話？
答：有很多人幫忙，也有很多人怕死了，像關中、魏鏞。在我被警方保護的那一段時間中，我打電話給關中，請他幫忙，他知道我是誰之後，電話就掉了，也不是掛掉，就掉了，足足20分鐘我就在電話中，聽他家裡的事，他不敢接電話，最後，有人把它掛掉了。魏鏞在這件事發生之前十多年，我就認識他，當時他在研考會當主委，但是，事情發生之後，我也用電話跟他連絡，但他也不敢接。
相反的，趙守博就對我很好的，胡佛敎授、黃越欽敎授也都幫我，在那個黑暗時代，還願意伸出援手，他們都來過我被保護的地方，也為我講話。
家博在接受《新新聞》專訪時，曾提到當年關中（見圖）不敢接又不敢掛他電話的往事。（資料照，蔡親傑攝）
答：剛開始的一個月，他們把我安置在圓山飯店一個沒有窗戶的小房間，有兩個警察跟我在一起，沒有人的時候才可以上廁所，厠所也沒有窗戶，所以我有1個月的時間沒有看到太陽。他們只讓我在晚上出來運動一個小時，每天的時間都不一樣，而且有3個警察保護，其中1個還帶槍。後來慢慢保護得比較鬆，准許我出去跑步，還把我換到1間比較大，而且有窗戶的房間。
答：以前問很多，但後來就沒有了。基本上這應該從頭講起，1980年2月26日晚上，我到林義雄家裡陪小孩子玩，27日晚上我去看胡佛敎授，以後他因為這件事，被訊問得很慘。28日星期4中午，我打電話給方素敏，想打聽林義雄的消息，但是她不在，電話是雙胞胎姊妹接的，我吿訴他們我今天或明天晚上會去看他們，下午我就去拜訪陶百川跟連震東。
大約6點多，我回到國際學舍，帶了一瓶「約翰走路」（Johnnie Walker）去看一個朋友，是美國歷史學家，我們邊喝邊聊，後來我再跟方素敏打電話，想瞭解林義雄的近況，電話是一個男的接的，他說方素敏不在，家裡發生事情，我當時想可能只是日常生活上的小事，像是洗衣服或修車之類，我就繼續跟朋友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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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事件並非故意
慢慢我覺得我最好過去一下，我朋友就陪我一起過去，那個時候林宅外面亂七八糟的，一大堆警察跟記者，我就開始緊張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吿訴我。於是我想乾脆進去看看，我就去按了門鈴，那時候已經6、7點鐘了，記者用閃光燈拍了很多照片，後來卻硬說是家博在中午去按了門鈴，這是他們宣傳的方法。
終於有一個人吿訴我方素敏在仁愛醫院，我就跑去看她，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到了仁愛醫院碰到康寧祥，他才吿訴我，說著說著，我就掉眼淚了。那個晚上大家都在醫院，一方面是支持她，一方面是害怕而不敢回家。
還有一個事情很重要，必須要提到，我1月底到台灣，對高雄事件很有興趣，也跟很多參加的人討論過，我自己判斷高雄事件的暴力不是故意的，美麗島和治安單位都不是故意去製造暴力。同時，國際特赦組織派了兩個人來台灣，他們跟我談過，基本上我們對高雄事情的看法是一樣的。因為他們不懂中文，就要我代表國際特赦組織去看高雄事件的審判，這是個很寶貴的經驗，我就答應了。
現在的義光基督長老教會，就是當年林宅血案的發生地。（資料照，方炳超攝）
這個案發生了，當天晚上我就在財神酒店打電報給他們。第2天星期五，我們十幾個人在林義雄家裡，警察也在這裡保護。星期六早上，《聯合報》上說，可能有一個有鬍子的外國人跟這個案有關係，當時幾個朋友就很緊張，但是我覺得這是很荒唐的事情，為什麼我要緊張，我還跟警察開玩笑說，「你要我，我在這裡」，我絕對沒有想到會有什麼事情，所以我也繼續辦我的事。
星期天早上，我看到《聯合報》上說，有鬍子的外國人有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那時我就緊張了，那個時候在台灣的外國學者少，有鬍子又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的人，我想指的一定是我。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就打電話給趙守博還有關中，兩個人都說我最好跟刑事警察局連絡，我就打電話過去，可是刑事警察局好像也不知道我是誰。
輪流問話怕受刑求
我到了刑事警察局，他們用錄音帶等等，說是做紀念，我一點沒有想到什麼。他們問我有沒有跟國外連絡，我就把電報的副本給他們看，這根本不是什麼秘密。我跟警察拜託，希望我不要上報紙，不要見新聞記者，因為我一且成了新聞人物，國際特赦組織就不會要我替他們觀察高雄事件的審判；另一方面，報紙上說我看到了兇手，我也害怕兇手來滅口。警察吿訴我說他們可以24小時保護我，我答應了，他們就用雨衣擋住我的頭，把我帶到了圓山飯店。
當時警察局外面來了很多記者，後來一位記者朋友才吿訴我，他們都是接到警察的通知才來的。
到圓山飯店一個星期之後，我跟警察提出要求，要公開召開記者會，說明我跟這個案一點關係都沒有，但警察一直說好，卻沒有任何動靜。後來他們說要帶我去一個地方，我以為是要開記者招待會，結果他們帶我到南京東路一個刑事警察局的「招待所」問東問西不讓我睡覺，也不讓我走，很多人輪流來問，要我說真話才讓我睡覺，我說我已經說了真話，他們不相信，後來我生氣了，就用閩南語罵他們「幹破你娘的XXX」，講完之後我就馬上道歉了，怕他們會對我刑求。
問話的這段期間，已經超過了法定的24小時，美國在台協會發現我失踪了，怕死了，用各種途徑要找到我，可是就是找不到。之後我跟他們談判，說我願意接受保護，可是房間裡要有電話，於是我就被安排住在圓山飯店那個沒有窗戶的小房間裡。
報紙報導大都亂寫
答：我用電話跟很多中外記者都有連絡，外面的報紙也有很多報導，大都是亂寫的。後來我接到檢察官的傳票，我為了保護自己，透過警察局外事隊的協助，把所有的資料跟傳票，複印了75份，在見檢察官之前的記者會上，發送給各媒體的記者，我並且說了兩句很敏感的話。我說我和這個案子一點關係都沒有，如果我過幾天講了不同的話，你們可以仔細想想原因。」我又說「你們看我現在身體很好，如果過幾天你們看我身體沒這麼好，你們也可以仔細想想」。
我在離開前跟他們說，「對不起，時間到了我必須去看檢察官，以後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跟你們見面」，之後，警察帶我去見檢察官，我看到外面擠著一大堆記者，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出來，因為他們都等著看。
1992年家博（右）來台，《新新聞》發行人司馬文武（左）對他進行專訪。（新新聞資料照，陳愷巨攝）
答：當時檢察官說有兩個老太太看到我走進去，其中一個很害怕不敢跟我說話，另外一個老太太說看到我中午進入案發現場，我就問她看過幾個有鬍子的外國人，她說一個，我又問她如果你只看到過一個，你怎麼知道是我，她說，「因為我只看過一個，所以我知道是你」。檢察官知道這種證據是不足以起訴的，而且我又是個外國人，一定要有公開審判，所以我就被釋放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讓我得以離開台灣，在我離開的那個周末，一個很重要的中美經濟會議要在圓山飯店召開，因此他們不希望因為我的事，破壞了這個會議，所以檢察官傳我去問話，只不過是要給自己一個台階下，表示問話完了，可以離開，我就在那個星期三搭飛機走了。
問：你自己後來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會被捲入這個案件？
答：1978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與中共建交，1980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正式終止，台灣很多人害怕失去了美國的保護，台灣要怎麼辦，因此很多人很排外。在這種情況下，林義雄家屬命案就被弄成像是外國人幹的，尤其我是自己走進去的，很容易對付。
由蔣經國親自批示
而且這件事情並不是以法律來辦我，而是以「政治」來辦我，雖然有檢察官在承辦，但據我瞭解，整個事情是由上面在負責，是由蔣經國親自批示的。
答：我是到這次回來之前，才知道我在黑名單之中，我想是因為怕我一回到台灣，這個案子又會上報，他們就是怕這個，我回來之後，有關單位也是跟我這樣講。我可能是最後一個沒有判過罪，而被放在黑名單中的外籍人士。
答：我離開台灣到澳洲定居這幾年，一直想過要回來，但我害怕來了之後不能離開，有安全上的顧慮，所以一直不敢回來。兩年前我開始向台灣駐澳洲代表詢問，但一直沒有回音，後來是由於台灣在黑名單上的改變，及我所屬「澳中理事會」與台灣有交流，所以才讓我有機會回來。
答：我這幾年考慮寫「大鬍子回憶錄」，做一個大拍賣，然後把那個錢全部給林義雄的基金會。
特別人物堅持保護
問：你曾經說過，在你回來台灣之前希望能獲得治安單位的安全保證，是否有得到回應？
答：沒有。所以我這次回來，澳洲當局跟我都有一點擔心，但是我願意冒這個險。
答：我來之後的第2天、第3天，他們都有派人來，他們說我是「特別人物」，是國際一流學者，我就問其他的國際一流學者有沒有受「保護」，他們說沒有，但是因為12年前我曾發生過這麼一件事情，所以要受「保護」，萬一發生了什麼事，會讓他們很難交待，「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又問，你怕什麼事情會發生，他說怕車禍、怕發神經病的人要打我、怕喝醉的人要跟我打架。我就跟他說，12年前報上天天有我的照片，都沒有發生什麼事，今天沒有人知道我回來，更不會有事，但是他們還是堅持要「保護」。
林宅血案發生後，家博在圓山飯店接受「保護」，稱自己有一個月的時間沒有看到太陽。（取自網路）
基本上他們都是用跟踪的方式在「保護」，像是派人在旅館外面等等。我吿訴他們我願意每天晚上打電話，讓他們知道我安全，但他們要求我報吿每天的行踪，被我拒絕了，我認為這有違學術道德。我在鄉下的時候好一點，但回到台北之後，又跟他們有一些小磨擦。
沒有跟踪壓力仍大
他們說你用的字不對，這是保護不是跟踪，我說你們更不對，12年前你們用的就是「保護」這個字眼。而且他們一直說跟12年前的事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我說其他人都沒有受到「保護」，就是因為我12年前的事才會這樣。不過我要強調，現在按照我的瞭解是沒有跟踪，但精神壓力仍很大。
答：我來了之後，見過5類的人，我想不要提他們的名字。第1類是機關首長；第2類是民進黨跟黨外的人；第3類是學術界的人；第4類是不屬於上面3類的好朋友；第5類是外籍朋友。
答：12年前坐牢的那些朋友，我有13年沒有見到他們，所以跟他們見面是很好的感覺。
答：台灣一直是我的第二故鄉。這次回來警察帶我去KTV，放〈台北的天空〉，我心裡很感動，還流眼淚，它表示我對台灣的情緒。有人說我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但是我要說，「台灣也是我的一部分」。
司馬文武280期專文「大鬍子」家博（Bruce Jacobs）捲入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母女血案，從頭到尾都是極荒謬的誤會。但是如果不瞭解當時政治氣氛之緊張，一定無法相信竟然會發生這麼荒謬的故事。
家博是一位很感性、有強烈正義感的學者，從21歲（1965年）到台大念中文之後，又在中南部某鄉鎭作有關地方選舉的田野調查，前後在台灣住了3年多，1977至1979年，每年來台作研究，在國際刊物上面發表不少有關台灣問題的論文，而且精通中文和台語，曾娶台籍太太，他把台灣當作第二故鄉。
因為學者出身，他與台灣的政治學界很熟，常由新聞局安排訪問，認識的黨政要人不少，但是林家命案發生後，絕大部分黨政界人士卻裝作不認識他，他變成是突然出現的，代表外國勢力的黨外密使。雖然找不到任何他涉案的動機，但天才型的刑事局長曹極，卻接受兩位老太太的秘密證詞，堅信他是破案關鍵，並公開宣布有99.99％的破案機會。後來曹極又發現另一人可疑更大；逼問了好久，才發現那人是位神經病。
曹極有一次痛罵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以為所有中國問題專家都是費正清的學生，而當時台灣仍有一批老朽，天天在圍戰費正清。曹極根本不知道加博出身的紐約哥大，與哈佛的費正清打對台。把費正清扯到林家血案，似乎要把美國出賣台灣的陰謀重新拷貝一次，這是當時警政首長的政治水平。
林家命案的兇手泯滅人性，老祖母和雙胞胎小孫女3人慘死刀下。它發生在二二八，而且正値軍法大審期間，社會上充滿一片肅殺氣氛，甚至出現歇斯底里症狀。大家似乎無法再承受這種政治謀殺的打撃，在心理上亟須破案以求抒解。「大鬍子」加博遂成為一根救贖的浮萍。
當奐均在仁愛醫院急診室開刀時，加博從外面衝進來，淚紅了眼睛，激動的神情，立刻受到警方和媒體的注意。後來他到財神酒店打國際電話給遠在倫敦的國際特赦協會，介入更深，再經過秘密證人的指認，即開始被「保護」。他的熱情與義憤，使他走到一個原本與他無關的困境。
在他向地檢處報到之前，他曾在今天的富都飯店舉行記者會，當時許多記者質問他與CIA有無關係？在大陸是否受過訓？來台是否負有任務等等影射與控訴的問題，使他深深體會到台灣新聞界的「自由」程度。
他曾對台灣的新聞自由寫了一篇論文，發表在《中國季刊》上面，當時他與國民黨關係良好，對台灣抱著審慎的樂觀，但是他那時候一定沒有想到記者也會參與造謠與迫害的活動。那時候的新聞界是台灣新聞史上汙辱的一頁。
台灣地方選舉的買票行為，他深有研究，早在《大學雜誌》（第100期），他即曾認為買票也有促進政治參與的作用，並非全無正面功能。不過，此次來台後，他對此說已做修改，因為今天賄選比以往嚴重太多了。
他所寫的《台灣鄉村政治》一書，十多年前即在澳洲出版。他在「中國論壇」也發表過文章，分別談民主與中國知識分子，和蔣介石父子兩代。他對中國大陸的政治也頗有研究，經常發表評論，凡此使他在澳洲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去年當選為澳中理事會的理事，這是一個對我與澳洲關係，深具影響力的團體，因此我駐澳洲代表專案申請（加博的簽證上面即加註：依據外交部81.2.26第898號電辦理），使他有機會回到他的第二故鄉。
友人帶他到KTV唱歌，他聽到〈台北的天空〉時，不禁感動地流下眼淚。想起了12年前他離台時，台灣仍在大審美麗島分子，充滿恐怖整肅，一切彷如昨日，但是如今台灣的天空已經如此不一樣了。（司馬文武）
（本文刊登於1992年7月19日出版的280期《新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