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於一個悲劇的時代，常使許多人身不由己地成為悲劇中的人物；很不幸，我的家庭就是悲劇時代所產生的悲劇家庭。
嚮往祖國文化的熱血青年
先父藍明谷，生於1919年，日治時期自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後，被派至屏東枋寮公學校教書。從小在先祖父藍土生公的薰陶之下，勤讀漢文，滿懷祖國的民族意識，長大後成為一位熱愛鄉土，嚮往祖國文化的熱血青年。當時他看到日人對台灣同胞不公平的對待感到非常不滿，乃於1941年與我的二叔赴日，再轉至北平（今北京）的興亞經濟學院讀書，投入他孺慕已久的祖國懷抱。
崇拜魯迅的精神，與鍾理和志同道合
在北平，先父遇到作家鍾理和先生，因兩人有著共同的理念與興趣─熱愛文學，尤其是崇拜魯迅勇於批判顢頇的當權者以及同情弱勢族群的精神，也都懷有濃厚的漢民族意識而交往密切。先父常向報刊雜誌投稿，一方面抒發心中家國之痛的苦悶，另方面也藉此勉強維生。他為自己取了一個筆名為「慅生」，因為他崇拜屈原的詩文與愛國情懷，由此可推知先父的胸懷與抱負。先父在1947年以「藍青」的筆名在《國聲報》投稿，現在僅存的數篇文章中有三篇〈今孟子見錢縣長〉短文，他模仿孟子見梁惠王的話，寫出當時的父母官唯利是圖以及只顧自己享樂不施仁政的弊病；從文中可以了解他也懷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主意識。同年也發表〈才與財〉，分析君子憑天賦才能取財，且視財如水，慷慨解囊；小人則憑榨歛取財，視財如命，一毛不拔，諷刺賣國的漢奸為了愛不義之「財」反而送上斷頭台。
懷著滿腔熱情與抱負返臺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先父在旅居北平行醫的梁永祿先生以及時任天津台灣同鄉會長的吳三連先生大力協助之下，於1946年10月在混亂的戰後，突破萬難與在戰爭時投降中國的175位台籍士兵搭乘第一艘返鄉輪船從天津返台，懷著滿腔的熱情與抱負，想為鄉土貢獻一己之力（此訊息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汪毅夫會長提供，但藍博洲先生在《幌馬車之歌續曲》提及我二叔跟他說，戰後「旅平同鄉會」將這些戰俘組成「台灣青年團」，聘請教師及同鄉教他們普通話（國語），以及《三民主義》、中國史等，先父志願擔任講師，但他並未跟這些團員一起返鄉。事實真相如何已不得而知。）回台後，先在教育處擔任辦事員，當時鍾理和先生的兄弟鍾浩東先生擔任基隆中學的校長，需要一位國文老師，因先父的中文基礎深厚，經鍾理和先生介紹，乃於1947年2月進入省立基隆中學任教國文。
（相關報導：
「在綠島每天被洗腦，但越洗越愛台灣」13名白色恐怖受難者 寫出生命故事
｜
更多文章
）
作家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續曲」新書發表會，吟唱出白色恐怖時期的悲鳴。（資料照，陳明仁攝）
翻譯魯迅的《故鄉》，提升學生中文能力
在學校，有鑑於學生的中文能力不佳，先父將魯迅的《故鄉》翻譯成中、日文對照並加以詳細的註解，作為學生的國文教材。這本《故鄉》日後在日本和北京的魯迅研討會中常被提起，學者們推崇先父將魯迅的精神詮釋得很深入。北京的陳漱渝教授透過日本橫地剛教授的介紹，得知戰後將魯迅的《故鄉》譯成日文供台灣人閱讀的是先父，特別在1998年的《魯迅研究月刊》發表一篇文章〈藍明谷與魯迅的《故鄉》〉來推崇先父。先父的思想頗受魯迅的影響，有著「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種不畏強權的豪氣，從而也對當時社會種種不公不義的現象強烈地不滿。他見到陳儀政府治理下的台灣，竟是官員貪污腐敗，用人不當，軍紀敗壞，台灣百姓所受的待遇竟比日治時期還淒慘，與他當初的期望大相違背，因而感到痛心、失望。
二二八事件是白色恐怖的導火線
1947年爆發了二二八事件，許多懷抱救國理想的優秀知識分子，看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貪污腐敗、民生凋敝，軍隊濫殺許多無辜百姓感到非常失望，乃轉為寄望共產黨來拯救台灣。這些有識之士組織讀書會研讀馬克思主義。在那時，先父已進入基隆中學任教；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曾與他的夫人蔣碧玉女士相偕到中國參與抗戰，是一位熱愛祖國的知識青年。但是看到蔣政府在抗日戰爭末期政治腐敗，更因二二八事件時派遣軍隊來台濫殺無辜百姓的手段非常殘酷，他的思想也與大多數的有識之士一樣轉為信奉共產主義。
加入共產黨，為《光明報》撰稿
1948年秋天，鍾浩東校長在基隆中學創辦《光明報》，因為先父文筆頗佳，乃由他撰稿批判國民黨政府的貪腐、蠻橫。鍾校長先在基隆中學成立「中國共產黨基隆中學支部」，又於1949年5月在基隆市成立「中國共產黨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由鍾校長擔任書記，先父與李蒼降先生分任工委暗中吸收共產黨員。1949年蔣政府在中國與共產黨的內戰節節失利，最後國民政府全面撤退到台灣，為防止台灣被共產黨滲透，他採取嚴厲的清鄉政策，大肆逮捕異議分子並處以重刑。從1949年實施戒嚴至1992年修正《刑法》一百條為止，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時期，無數的台灣菁英被槍決、遭監禁，造成人才大斷層，也因寒蟬效應導致百姓人人自危不敢批評時局。
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追思紀念會於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中進行紀念儀式，不少家屬仍無法抹去親人無辜逝去的傷痛而落淚。（資料照，林俊耀攝）
《光明報》事件爆發，株連無數菁英
1949年8月，《光明報》印製後送到台北散發，一位台大法學院畢業的學生王某某將《光明報》郵寄給女友，卻被有心人士向情治單位檢舉，王某某遭國防部保密局拘留，偵訊時被嚴刑逼供後供出其參加的組織，於是一連串的地下組織陸續被破獲，鍾校長及學校老師以及一些學生紛紛遭逮捕，旋即或遭槍決、或被監禁。先父聞到風聲立即通知其他同事趕緊逃亡，他帶著媽媽、兩歲的哥哥以及還在媽媽腹中的我倉皇逃回高雄岡山鄉下的老家，隨即開始四處躲藏，藏在高雄右昌的姑丈家及旗山的堂姑家，也與幾位同事躲藏在他們美濃老家的山區。
情治單位懸賞新台幣50萬元緝拿先父不得，乃將祖父、媽媽以及襁褓中的我抓走，迫使先父在1950年12月28日向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投案，於1951年4月29日被槍決。槍決後遺體被送至國防醫學院福馬林池，準備給學生當作教學解剖之用。我的外祖父是台北人，那天正好是農曆3月24日，是媽祖生日的翌日，他帶著一些拜拜後的食物到監牢裡要給先父吃，被告知他已經受難，立刻發電報告知南部我的祖父。我的三叔當時剛剛新婚，聞訊立即北上處理，從醫學院的福馬林池將先父的遺體撈起來，看到他的背後有兩個彈孔，脖子上有一處刀傷；如果沒有及時領出來，先父將與大多數的受難者遭遇一樣的下場：解剖後就草草掩埋在六張犁的公墓成為無主孤墳。我的媽媽也在1951年5月17日以「知匪不報」的罪名輾轉送到綠島交付感訓1年多，姑丈們也因「窩藏罪犯」被羈押數月。在那時，媽媽不知道她親愛的丈夫已被槍決。
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親人淚滿襟
我的父親，一位對鄉土懷著熱情的臺灣知識青年，因對貪腐的國民黨政府失望，為追求公平正義，在別無選擇之下，轉為加入共產黨，積極介入社會改革運動，被政府冠上「共匪」的罪名在馬場町槍決。當局沒有通知家屬，只在臺北華山車站前貼上大字報「今日槍決藍匪╳╳一名」。他受難的時候正值32歲英年，就這樣「壯志未酬身先死」，與愛妻陰陽永隔，留下高堂父母、兩位不及4歲的稚子，以及親人無限的憾恨與無盡的懷念。
《講座活動》
對談：藍芸若前輩、許雪姬教授7/01（週六）15:0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