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魯閣號的不幸事故令人傷痛，雖然民進黨政府懶散賭運氣式的治理文化早就讓人詬病，但很顯然過去發生各種重大事故所付出的慘痛代價，還不足以促使他們反省和改進。那種事過境遷後安逸怠惰的官僚心態，以及出事後貌似表現負責、實則轉移焦點、推諉卸責的政客姿態，都依然如故，如果說他們是草菅人命恐怕也不為過。
俗話說上行下效，他們這種態度，自然也會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前科累累的包商還能得到標案，且施工過程中缺乏工安意識和有效監督，這已經不讓人意外。而綠營網軍側翼們急於在網路社群上替政府洗地，各種荒謬冷血的無恥言論傾巢而出，更是不斷突破人性良善和人類智慧的下限，已經達到一個令人髮指的境界。
這也代表事故剛發生時，民進黨政府和其擁躉是真的碰到麻煩了，政客盡可能的推卸責任、做一些旨在轉移焦點的政治表演，網軍側翼則歇斯底里、毫無底線的亂戰護航，這都可以理解。因為一旦大家願意面對現實，他們就是首要的究責對像。或許就連包含大多數綠營支持者在內的台灣民眾心裡其實都很清楚，如果民進黨的治理品質不是這麼的低劣，或者那些幫政府洗地的言論稍微收斂一點，引發這次事故的遠因很有可能早就被消除。
表面上看，民進黨政府與網軍側翼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利益才這麼做，但在親眼目睹了自己治理方面的極度失能，以及對人命竟抱持如此輕賤的態度之後，民進黨和其支持者所面臨的是一種更深層的心理困境，也就是認知失調的壓力。面對不斷上升的道德焦慮感，只有翻出過去大陸所發生過的重大事故來比爛，並以此進行各種旨在證名臺灣還是優於對岸的比較，才能調整他們紊亂的情緒和思緒。
壓力和焦慮感從泛綠陣營擴散到整個社會，這當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一個民選政府敢於如此擺爛，在一個號稱自由開放的社會裡，網軍側翼卻能夠如此囂張，沒有選民長期的放縱和支持，基本上是辦不到的。
綠營支持者對於民進黨的放縱和寬容，和民進黨的墮落史一樣由來已久。且看過去綠營執政縣市因為治理不善造成重大傷亡的事件，例如八八水災、登革熱或氣爆，在政府理當負責的部分，不但事後幾乎沒有人真正被究責，主事者民調反而還創新高，升官發財、順利連任者比比皆是。
最離譜的案例，當屬因為高雄氣爆而下台的吳宏謀，之後居然可以擔任交通部長。普悠瑪號出軌事件再度下台後，還能夠轉任中華郵政董事長。這種政壇奇蹟，不要說強調責任政治的西方民主國家難以發生，對幹部要求甚嚴的中共官場基本上零容忍，即使是不受綠營選民肯定的馬英九時期，更是絕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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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普悠瑪號出軌事故在內，2018年發生了幾個民進黨治理失能的標誌性事件，咸信這也是當年末民進黨敗選的主因之一。然而，在2019一整年民進黨以「香港反送中」和「王立強事件」為劇本所主打的「反中仇陸」選舉基調下，多數台灣民眾選擇吞下「芒果乾」、接受虛構的危機，而忽視了民進黨的治理失能，是更加真實且近在咫尺的危險。於是民進黨得以在幾乎沒有改革2018年弊病的情況下就贏得大選，他們當然有理由覺得民眾其實不在乎，所以也不需要重視這些問題。
吳宏謀是民進黨蔡政府執政的「經典」，因為高雄氣爆下台却能出任交通部長，為普悠瑪事故下台，却還能轉任中華郵政董事長。（顏麟宇攝）
進入2020年後，延續著勝選的氣勢和「反中仇陸」的基調，再加上「防疫神話」的加持，以及全面配合美國川普政府進行各種反中政治表演，在鋪天蓋地的內外宣傳之下，民進黨實現了對整個社會監督制衡力量的全面壓制，他們敢於突破法律和道德的邊界，並且無視任何批評的聲音而我行我素。
這其中當然有在野黨制衡效能不彰的因素。然而，當社會上大部分的民眾選擇向民進黨臣服，寧願沉浸在以不實宣傳建構起來的烏托邦中，也不願正視社會上不斷浮現的治理崩壞的現實，那麼監督的力量自然也大打折扣。即使部桃醫院的事件和陳時中在疫苗採購過程中的連篇謊言，就已經暴露出這個政府是以怎樣一種輕挑和投機的心態，在面對防疫這件攸關全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大事。
但只要不死人、不出太大的包，大家也就不在意，上焉者依然自我感覺良好，下焉者則繼續歌功頌德，馬照跑舞照跳。這種心存僥倖的心態，正是空有兩年多的時間可以改善台鐵的狀況，但卻仍再度發生憾事的社會心理背景。
如今，太魯閣號慘重傷亡的事實擺在眼前，似乎突然讓大家從夢中驚醒，不情願地面對這一切。已經全面執政、而且邁入第二個任期的蔡英文政府，無論如何都難辭其咎。另一方面，就算民眾再怎麼習慣性偏袒，但這次出的包實在太大，想要在認知上接受自己沒有道義責任，不把自我反省的道德壓力轉為批判民進黨的動力，展現出一點身為公民的自覺和自尊，似乎也不太可能。
面對這樣的狀況，民進黨能想到的化解之道，還是那個讓他們從高雄氣爆脫身的老方法。由政府出面發動，再由親綠網紅帶頭捐款，側翼網軍勸募，透過把捐款變成全民運動，既可以轉移焦點、擺脫究責壓力，又可以重整士氣，緩解綠營支持者、乃至於台灣社會的道德焦慮感，可謂是一舉數得。
不過，就像已經有評論指出的，這次太魯閣號事故基本上屬於人禍，並非天災。如果真的要賠償，理應由政府或包商出面負責，向民眾勸募的正當性很弱，更何況還事主變公親，由理應被究責的執政黨出面勸募。
說穿了，所謂幫助受害者只不過是表面的理由，他們甚至連善款的用途都還沒想好。募款只不過是民進黨的政治工具，主要的動機還是利用民眾的單純和愛心，試圖在過程中讓社會不自覺的分攤責任，並結合側翼轉移焦點、改變民眾的認知，以此來對抗批判的聲音、壓制對政府不利的輿論風向。
民進黨會想這樣做並不意外，但一個巴掌拍不響，他們敢於提出這個策略，就已經預期應該有不少人會積極響應。事實上，歐陽修在「縱囚論」中，對於類似的情境早就有非常深刻的分析。他認為唐太宗縱囚的動機就是為了獲得名聲、而囚犯的目的則是被特赦，他更直言道，這種心態就是「上下交相賊」。
同理，「勸募」之所以和「縱囚」一樣具有政策上的吸引力，當然是因為有關各方可以在幫助受害者這個道德制高點下各取所需。民進黨政府得以轉移焦點、擺脫責任，親綠網紅捐小錢、賺大錢，名利雙收。網軍側翼也趁機拚業績、賺零用錢。而熱情善心的民眾也獲得自我實現，如果善款最終能妥善運用的話，受害者也覺得被社會關懷和幫助，似乎是一個短期內所有人都得利的好政策。
然而，歐陽修對「縱囚」的評價是「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實際上，無論是歐陽修還是唐太宗都知道，這種事只能偶一為之，否則如果罪犯都知道主事者貪圖虛名，只要配合演出，最後都能無罪開釋，那麼長期下來還不治安敗壞、天下大亂?
如果歐陽修還在世，當他看到台灣民眾「縱放」民進黨及其擁躉的次數，以及後果，恐怕都會膛目結舌。誠然，有不少民眾自認為是出於善心和對同胞的關懷而捐款。然而，如果間接造成幫民進黨政府轉移焦點的效果，那麼響應募捐更像是一種社會集體卸責的默契，不但幫助執政黨擺脫政治責任，同時也躲避了自己身為公民的未盡監督之責，等於替下一次的災難埋下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