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徬徨。經濟表現令人失望，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才剛剛過去，失業率居高不下，大家都擔心再次陷入衰退。對於全球性的不景氣，美國完全束手無策，反而得靠亞洲來帶動經濟復甦。
然而，過去三次復甦──分別是二○○九、二○○一與一九九一，本質上全都是「無就業復甦」。企業獲利回升了，低迷的就業市場卻原地踏步。
打從一九七○年代以來，上班族的「薪資中位數」（編按：median wages，意思是某一時點某一地區的工作者，有半數人的薪資在這個數目以上，另一半的人則低於這個數字）就已經呈現「大停滯」，僅僅增加一點點。（★★原譯：所得中位數）
而這樣的薪資大停滯，還在持續中。幾代以前的人，賺得比今天的我們多很多；幾乎每隔幾十年，他們的生活水準就會提升一倍，而今天的我們，實際上的成長遠比我們想像的低。
三百年來，我們把好料都撈光了……
這些年來我們所感受到的榮景，基本上是靠債務、膨脹的房價與經濟上的假象所堆砌起來的。拿此刻來說，我們正努力回到二○○八年的水準，但是實際上，即便是回到金融危機前的那十年，我們也沒有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
更糟的是，我們今天還得面臨長期的財政危機。而危機之所以形成，正是因為我們有沉重的社會福利包袱，因為我們對債務的高度依賴，以及我們眼睜睜看著問題惡化，不願勇敢地解決問題。
這危機如今也蔓延到政治上。在美國，明明中產階級已經被壓得喘不過氣，明明公共部門一直都未能有良好表現，而且對於龐大的社福支出壓根提不出好方案，民主黨仍然要擴大政府支出。共和黨雖然有一套主張，但對於減稅所能帶來的獲利提升及刺激經濟成長的效果，卻充滿著不切實際的想像。共和黨一旦掌權，往往比民主黨帶來更大的財政災難。
也許，你對於共和與民主這兩大黨的印象都遠比我好；也許，對於該怎麼做我們未必有相同見解，但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政治出問題了。政治人物的主張與行為，如今越來越兩極化，導致我所謂的「老實的中間分子」，聲音完全被淹沒了。
人們往往批評，是「他們」的經濟政策錯了，認為「他們」被其他國家的競爭者牽著鼻子走。但我們其實並不很清楚，到底自己錯在哪。
這些問題，全都有一個很少被注意到的根源：過去三百年來，我們把所有「好料」都撈走了。我們的社會與經濟，全都建構在「有撈不完的好料」的預期之上。但好料，早就被撈光了。
你到過櫻桃園嗎？到處都有櫻桃，隨你愛撿多少有多少。或者，想像一下你在一個熱帶小島上，樹上結滿了各種果子，全都垂得低低的，手一伸就能摘下來吃，連下廚都省了。
我們的經濟就是如此。美國打從至少十七世紀以來，就享受著無數「垂得低低的果子」──廣闊的土地、大量的移民，以及威力驚人的新科技。然而，在過去這四十年中，這些原本垂得低低的果子，全都不見了，而我們還假裝果子仍在。我們沒發現，自己已經走到了一片科技高原上，這裡的樹木早已光禿禿。這，正是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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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生活，跟一九五三年沒太大差別
我們原本以為，在經過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後，人類已經突破了限制，經濟可以永遠的高成長下去。但現在，該接受一套新想法了：我們會遇到週期性的科技高原，而此刻我們就站在最頂端，等待著下一次大型的成長革命。
世界上那些已經富裕了很長時間的大國，都有一個共同點：打從一九七○年代以來，他們的經濟成長率全都慢了下來。這，就是科技發展速度放慢下來的徵兆。至於為什麼慢下來，原因很多，其中最關鍵的，是我們把前人所種下的果實給耗盡，卻沒有栽培出新的果實。
在美國歷史上，有三大好料，這三大類垂得低低的豐碩果子，包括：
好料一：廉價的土地
一直到十九世紀結束，美國有著無數肥沃又廉價的土地。很多土地靠近湖泊與河川，你可以離鄉背井，來到這片肥美的土地上努力工作，然後享受更高的生活水準。那些留在歐洲的農民，就沒有享受到這樣的好處。
美國快速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搞不好早在十八世紀還沒結束，她所創造的財富就已經超越了其他地方。這大部分要歸功於肥沃的土壤，加上相對更高的社會自由度。
美國不僅從這片土地奪取了龐大的利益──可別忘了，其中往往還是竊取自美國當地的原住民，更利用豐沛的天然資源，吸引了歐洲無數聰明又有野心的勞工，來這裡闖天下。美國接收了這些勞工，讓他們在這裡落地生根，就像在栽種那些垂得低低的果子。
好料二：科技突破
從一八八○年到一九四○年這段期間，我們的生活中出現了無數科技進步的成果。把各種創新列出來，可是好長一大串──電、電燈、馬達、汽車、飛機、家電、電話、自來水、藥品、大量生產的工廠、打字機、錄音機、照相機、收音機……講都講不完，喔，還有在四○年代才剛問世的電視機。
至於鐵路與高速跨國船運，雖然算不上是新玩意兒，卻在這段期間快速擴張，把全世界的經濟都連結起來。再把時間拉長點來看，農業也因為收割機、除草機與各種非常好用的肥料發明而受惠。這些林林總總的發明當中，有許多是先進的機器與石化燃料的結合。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也從此被我們極盡所能的利用。
但是到了今天，從物質的角度來說，除了出現神奇的網際網路之外，人們的生活基本上跟一九五三年沒太大差別。我們還在開車，還在用冰箱，還在使用傳統的電燈開關──即便電子控制開關（原譯：調光器（就是那種可調整光線亮度的開關））已經這麼普遍。
一九六○年代有一部關於太空家庭的電視卡通叫《摩登家庭》（The Jetsons），當時片中的許多橋段，到今天都沒發生：我們還是沒有自己的太空船，還是沒法長生不老，也沒去過人類的殖民地──火星。
沒錯，我們的生活是比過去好多了，也擁有更多東西，但相較於兩、三代以前的人，我們進步的速度已經明顯慢了下來。假如現在能有台時空機，我的生活應該會比現在好很多；相較之下，擁有一台具有製冰與碎冰功能的冰箱，只能讓我的生活好過一點點而已。（原譯：卻只能讓我感覺好一點點而已。）
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我們都能理解這個差別，但我們不知怎的，卻不願意把這道理套用到總體經濟上。
很多人都認為，一九六九年的登陸月球，是劃分舊科技與新科技時代的分水嶺。回到當時，登陸月球讓人們很興奮，也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降臨。但平心而論，這只是舊科技的發揚光大。況且，對我們的生活水準而言，登陸月球又帶來什麼影響呢？除了鐵氟龍的普及、令人嘆為觀止的幾張照片，還有我們對天文學的更多理解，其他的呢？話說回來，這些好處畢竟跟鐵路與汽車的發明不可同日而語，更別提今天講到鐵氟龍，我們反而還擔心它對環境是弊多於利呢。
好料三：聰明、沒受教育的孩子
在一九○○年，只有六．四％的美國人從高中畢業。到了一九六○年，高中畢業的人已經高達六○％，比起短短的六十年前，高出將近十倍。這個比率在一九六○年代創下八○％的高峰，然後就開始反轉下降，現在已經掉了六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在二十世紀剛開始時，很多有潛力的天才，沒受到多少教育，大都一輩子留在鄉下農場裡。在那樣的時代，把一個聰明、有企圖心的人從落後環境中送去讀高中，會帶來生產力的大幅提升。
不只高中，我們也讓更多人上大學。一九○○年時，每四百個美國人，只有一個人上大學；到了二○○九年，十八到二十四歲的年輕人中，有四成在念大學。未來這個世紀，我們不可能重演這麼驚人的成長
相反的，在「順利念完大學」這件事情上，我們反而在退步中。今天，相對於二十世紀初，是什麼樣的人會被送到大學裡去？是那些連造句都有困難，連閱讀與基本算術都有問題的人。現在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大學生沒法畢業，這個數字從一九六○年代（當時的比率是五分之一）開始，就已經在提高。在畢業率最差的兩百所學校，順利念完的大學生只占了二六％。這些學校多的是連高中都念得很辛苦，從來就沒準備好念大學的人。他們或許潛力不錯，卻可能來自某個破碎的、悲慘的家庭環境，壓根兒沒想過要從大學裡學到什麼東西。
要好好教育這些孩子，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們應該更努力。但這跟把垂得低低的果子摘下來吃不同，這是一條漫長艱辛的路，困難重重，能不能成功都是個問題。
我們把果子摘完了，然後別人正在追趕……
在美國，直到一九七○年代左右，很大一部分的成長都是來自這三種「垂得低低的果子」。而這樣的「好料」，今天已經幾乎都看不到了。
電與自來水，大家都還在用，而且用得理所當然。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在退步，而是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生活水準的提升要從哪來？過去，各種發明帶來了豐碩的果實，但現在，已經很難如此。
你或許正在想，不會啊，我們所享用的「垂得低低的果子」，遠比我前面舉例得多。其他如便宜又方便的能源，以及聰明的開國元勳們所留下的憲法等等。但是，看看過去四十年來，能源並不是一直都這麼便宜又方便的；至於憲法，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在遵守，恐怕也是個疑問。你當然還是可以說，我們國家靠著五種垂得低低的果子立國，目前至少還剩下兩種。要這樣講，也沒錯。
有人也許會認為，我們今天之所以會如此，與就業市場上歧視女性、黑人與其他遭到不平等對待的族群有關，假如有更多婦女、黑人能獲得較高生產力的工作，經濟就會更好。
這話沒錯，但過去四、五十年來，這方面的歧視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而這也是為什麼未來的成長速度會相對較慢的另一個原因。想靠改善歧視來刺激經濟成長，最美好的時機已經過去了。
無論怎麼看，今天的我們再也沒有那麼多好料可撈了。先撇開網路不談（我在第三章會談到這部分），我們都在設法從過去幾十年所熟悉的發明中，增加一點點進步，然後勉強從中擠出一點點利潤。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大幅度提升我們的生活水準。
話說回來，世界上有很多國家，現在倒是能享用一些垂得低低的果子，只是這樣的果子美國人自己吃不到。比方說：直接借用與改良那些來自北美、歐洲與日本的科技與制度。
經濟學家有時會把這種做法稱為「追趕式成長」（Catch-up growth）。顧名思義就知道，那些已經領先的經濟體，無福享有這種成長，倒是像中國這類的國家，正在學習如何摘下這些果子，強大自己。這也就是為什麼總體來看，全世界的經濟成長還滿不錯的，即便那些先進國家──例如美國──的表現不好。因此，儘管美國的相對經濟優勢正在消失，我們還是有很多理由為全球這樣的趨勢感到高興。
一場金融風暴，把十年來的成長一筆勾消
在我們繼續探討之前，我想先給大家看一看幾個圖表，讓大家更清楚果子垂得低低的那個時代，真的已經過去了──至少目前是如此。
下圖是美國中位數所得的成長率，從戰後開始，一直到金融風暴發生那年。
大停滯時代來了！美國中位數家庭所得成長率概況（1947～2007）（泰勒．柯文提供）
想知道我們創造出多少能嘉惠老百姓生活的好點子，中位數所得是最好的單一指標。然而，所呈現出來的結果卻令人難過。圖中淺色的線，是假設我們維持戰後初期的創新速度會出現的狀況──今天的中位數所得，將高達九萬美元。
但深色的那條線，則是我們實際上發生的結果。你會看到，中位數所得的成長率在一九七三年左右開始趨緩──我認為，這就是「大停滯時代」的開始。
如果我們把這個圖表延伸到二○○七年以後，結果還會更糟。當然，我們不能光看二○○七年以後這段期間的數據，因為這一波低迷本質上是週期性的，一旦出現強勢的成長，情況就會扭轉。但數字還是很嚇人：中位數所得在二○○八年重摔超過三％，把過去十年來那麼一點點的成長，全部一筆勾消；往回推十年，中位數所得其實是負成長的。
或者，我們也可以來比較一下不同年代的所得水準。一九四七年，中位數家庭所得是二一七七一美元。到了一九七三年（也就是短短的二十六年後）翻了超過一倍，來到四四三八一美元。接下來，我們看看二十一年後（也就是一九七三年到二○○四年這段期間），中位數家庭所得為五四○六一美元──僅僅增加了二二％。
低成長的狀態持續越久，所帶來的影響就越大。比方說，在年成長率二％的情況下，所得──以及一個國家的經濟──翻一倍大約要花三十五年；生活水準也一樣──至少用錢來衡量時是如此。
如果成長率是三％，生活水準只需二十三年（也就是還不到一個世代的時間）就能翻一倍；大約七十年之後，這個國家就會富裕兩倍以上──差不多就像美國與葡萄牙或斯洛伐克之間的差距；一百四十年後，更會翻上四倍──相當於美國與巴拿馬或哈薩克之間的差距。
看起來只是小小的成長趨緩，長期而言卻可能演變成不可忽視的差距。而美國家庭，已經有長達四十年時間，處於成長放慢的狀態下了。
左派人士確實曾指出這個問題，但通常把矛頭指向政治──分配不均、教育機會不足等等，而沒有注意到，我們正處於科技高原上這件事。而右派，則是根本不願面對成長趨緩這個事實，但是如今，中位數所得成長速度減緩、所得差距擴大，以及嚴重的金融危機──說到危機，還要外加對於金融市場的過度樂觀──綜合起來，問題已經太嚴重、太根深柢固到無法逃避，不能再用錯誤的數據解讀來掩蓋真相。
一個新黑暗時代的來臨？
對於前述數據，最常見的錯誤解讀之一，就是認為美國中位數家庭所得之所以降低，是因為家庭人口減少。因為自從一九八九年以後，無論「家庭人口經調整」或「家庭人口未調整」，成長的比率都差不多；若從一九七九年以後算起，則兩者的差距從未超過○．三％。此外，隨著人口數的減少，家庭成員所領取的各種補貼與補助也會相對降低。
還有一個對前述數據的質疑，則是認為我們高估了物價通膨，而使得經通膨調整後的數字，遠比實際的情況要來得高很多。這個質疑倒是有幾分道理，但還是請留意以下兩點：
首先，現代世界中有許多的進步，的確無法從數據上看出來，但請別忘了，也有很多新的問題，也同樣無法涵蓋在傳統數據中。想想看愛滋病、交通阻塞等問題，就不難理解這一點。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點──無論你用什麼方法調整通膨，都無法改變這個事實：今天的成長率，低於一九七三年以前。的確，人類在一九七三年以後有許多進步是無法從數據中看出來的，但一九七三年以前，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事實上，當同一時間有很多新產品湧到市場上──例如一八七○到一九七三年期間──成長率才比較可能被低估。當我們認真去思考統計誤差問題，就會發現相較於一九七三年以後，在那之前年代的成長率，更可能遠比數據上所呈現的高。
我之所以相信這些中位數所得的數據，主要是因為其他相關的統計，也指向同樣的結果。
比方說，另一種研究經濟成長的方法，不是看中位數所得，而是看國民所得（gross domestic product，也就是GDP）。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查爾斯．瓊斯（Charles I. Jones），就曾經把美國的經濟成長拆解成幾個部分──例如資本投資的增加、工時的增加、研發的增加等等。
他發現，從一九五○到一九九三這段期間，有八成的成長是利用這段期間前就已經存在的創新，加上在教育與研究上大量投資所達成的結果；未來想要複製，幾乎不可能。也就是說，好日子已經過去了。
更令人憂心的是，我們不但已經把過去的果實吃乾抹淨，瓊斯還發現，以我們今天創新的速度，未來每年大約只能帶來不到○．三％的成長率──這當然只是很粗略的數字，但有助於大家理解這裡要講的重點。假如這些仰賴創新的國家，人口繼續減少（就像現在的歐洲與日本），問題還會更嚴重。
要直接衡量創新，其實也是可以的。根據美國國防部科學家強納森．惠普納（Jonathan Huebner）所提供的資料，下圖可讓大家看見全球創新與人口之間的關係：
想在19世紀創新，遠比在20世紀容易！全球創新與人口。（泰勒．柯文提供）
換言之，一個人想在十九世紀推出一個重大的創新，遠比在二十世紀容易。這並不是因為以前的人受過較好的教育──正好相反，當時能上大學的根本沒幾人──而是因為創新相對較容易，不用是什麼專業的發明家也能搞出個名堂。
創新的高峰，落在一八七三年──大約就是電與汽車時代即將開始的階段。而創新速度的滑落，大約出現在一九五五年之後。相對於國民所得的增加以及在教育上的支出而言，惠普納的資料顯示，我們的創新比十九世紀還要來得少。重要的創新，如今越來越罕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帶來真正有用的創新，我們必須投入更多錢。這一來，則會使得科技報酬率節節下滑。
沒錯，我們總體的創新數量仍在持續增加中，到任何一家科學研究資料中心逛逛就能得到證明。但是，無論從前面的中位數所得成長的情況來看，或是根據瓊斯對國民所得的解構結果，都顯示大部分的現代創新，都只能為大多數人帶來一點點的好處。
在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九年這段期間，從事研發的人數在美國成長了一倍，在德國與法國成長三倍，在日本則是四倍。但是今天，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明顯慢了下來，每年的專利數量也只是維持平盤。以美國來說，一九九三年所產出的專利數量為五三二○○件，比一九六六年的五四六○○件還要少。整個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平均每個研發人員所產出的專利數量都是下滑的。
我們可以這麼說：近年來的許多創新，比較多的是私有財，而不是公共財。這些創新，往往只是讓少數政治與經濟勢力更加坐大，讓他們得以透過遊說活動，從政府那裡榨取更多資源。比方說，要求政府訂出更嚴格的智慧財產權法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好讓他們推出只對他們有利、而未必對公眾有利──為私、而非為公──的產品。
與近年這場金融風暴有關的各種所謂的金融創新，則是另一個例子。也許很多人沒有察覺到，這方面的創新，同樣只造福了少數人，卻沒給社會上其他人帶來任何好處。這些年來，金融創新所帶來的利潤全讓一群為數極少的人給攫走，也讓美國的金融界多出了很多富豪排行榜上有名的人。
拿二○○四年來說，美國所得最高的○．○一％當中，「非金融業」上市公司高階主管只占了六％。同一年，收入前二十五名的避險基金經理人所賺的錢，比標準普爾五百指數中，所有成份股的CEO們所賺的加起來還要多。一年賺進超過一億美元的華爾街投資者，人數比同樣賺一億美元的上市櫃公司經理人還要多。
@c:現在的創新，只讓少數人享受到好處……
當我回顧過去這十年，有這麼一個感想：這一小群非常有錢的人，有大半財富是來自金融創新；而這些創新，卻沒讓一般老百姓享受到什麼好處。
創新速度的停滯，與眾所周知的貧富差距惡化息息相關。在今天的全球經濟裡，勞動力與資金同樣充沛。而勞動所帶來的報酬，也呈現停滯狀態。
一旦有價值的創新越來越少，擁有創新──無論是還滿好用的臉書，或是那些可疑的金融商品──財產權的人，所賺到的錢會比過去多很多。「所得不均的惡化」，以及「創新速度的停滯」，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這個問題就是：現在的創新，只嘉惠了極少數人，沒有讓整個社會雨露均霑。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涵蓋世界大停滯背後的原因，我認為就是：近年來與眼前的創新，對私有財的貢獻大，對公共財的貢獻小。有三大總體經濟現象，都與這句話密切連結──所得不均惡化、中位數所得停滯，以及我在第五章將會探討的金融危機。
你可以對數據提出異議，但就像我前面所講的，看看你四周吧。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四十八歲，生活周遭的基本物資──除了網際網路──幾乎都跟小時候沒什麼大差別。我奶奶──出生於二十世紀初──那一代，就完全不是如此了。
＊作者為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喬治梅森大學，並主持該校知名智庫Mercatus Center。《彭博商業週刊》稱他為「美國最炙手可熱的經濟學家」，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選他為過去十年「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大停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