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文章的部分觀點，承自我的碩士論文《中華民國美學 — 以國民大會為例》〔註1〕。關於「中華民國美學」的多數內容已在論文中詳細闡述，就不花太多篇幅討論，這邊只會提到關於其研究的大致概念。首先，中華民國美學到底為何？我們能似乎難以從文獻史料中，尋找到具體來源。這個名詞彷彿是憑空出現在新聞媒體、社群網站，還有關於許多與臺灣美學相關的討論上。有趣的地方在於，這個缺乏詞源的用語，卻像是基因般烙印在臺灣人的腦海中，我們似乎都能勾勒出「中華民國美學」大致輪廓。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中華民國美學」似乎正在不停被擴寫中，超出其字面意義，漸漸成為與臺灣美學對立的反義詞。
透過論文研究得知，「中華民國美學」或許有多條迥然不同的路徑可循，並非只有單一意涵。首先，我們能確定的部分是「中華民國美學」與中國認為已經成為歷史的「民國美學」風格雖然有關係，但實際連結卻不強烈。將「民國美學」套用在影視產業的話，可能呈現出來的是民國初年上海灘繁榮的景色，或者是抽著洋菸、穿著新式旗袍的女郎。而「中華民國美學」所指涉的風格，可能不是西洋與東洋交融後的混合體。
「中華民國美學」的歷史脈絡討論中，若用國民政府來臺前的視角，以臺灣地區為主體來看。在接收臺初期重要的政策之一〔註2〕，就是「去日化」與「再中國化」，政府進行大規模的神社拆除，並改為孔廟、忠烈祠。或是置換路名，變成中國省份與三民主義用語。企圖在殖民統治結束後，喚回國族意識，讓臺灣與中國接軌。但如果以中國地區為主體來看時，就能發現「中華民國美學」或許有著更早的起源。就是國民政府在1927年定都南京後，所展開的《首都計畫》〔註3〕，試圖以中國宮殿式建築風格作為藍本，推動的一系列政府機關建設。在現今成為被中國政府登記在案的民國時期建築群。
依據上面這個溯源結果，讓我們從國民政府遷臺之後開始談起。在戰敗之後，國民政府更急於確立統治的正當性，臺灣一躍成為復興堡壘。最明顯的案例，存在於建築風格中，能看到國民政府延續南京以來的中國宮殿式風格，一脈相承，呼應中華道統。像是：南海學園、國立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圓山飯店等大型建築拔地而起，地位凌駕於既存臺灣的閩式建築。或許「中華民國美學」其中一個走向，是透過權力建設出來的一種美學樣態，囊括了由民族意識、政治權力與當權者好惡，所凝聚成的美學觀點。並非只有大眾所認為的反美學的批判。
梅丁衍的作品〈哀敦砥悌〉【圖1】，從 1994 年發表以來，到去年《秘密南方》 展覽之間，已經展出多次，而且產出了大量評論。這件作品經過近 26 年後重新展出，仍舊能挑動臺灣政治的敏感神經〔註4〕。然而我想討論不是臺灣外交關係，或是身分認同焦慮問題。而是梅丁衍選用的物件作為國與國間的連結，背後所代表的「中華民國美學」邏輯。隨著很多歷史資料被整理、發掘，揭示了黨國維穩的手法。經過蔣介石日記就能發現，其實國民政府撤退之初就知道難以回歸，重要的是要先安內攘外，尤其對於跟隨而來高階官員更是如此。因此製造出他們還享有特殊待遇的幻境，變得十分重要。像是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註5〕、革命實踐研究院〔註6〕、國民大會〔註7〕等，這些機構製造出大量周邊物件，分發給委員、學員、代表們，試圖彌補失去大半中華疆域的空虛情感。〈哀敦砥悌〉中那些模仿禮物的物件，實質上象徵的都是某種情感缺失狀態，透過交換和當權者達成妥協。如社下學家牟斯在《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中所述，禮物交換為非經濟性的行為，其目的更可能是維持有利可圖的聯盟關係〔註8〕。
【圖1】梅丁衍，〈哀敦砥悌〉，2020。（圖／方格子Vocus提供）
由秦政德、李佳泓、林傳凱、陳怡君四人共構的作品〈在冷戰裡生火〉【圖2】則直接從符號的象徵意義切入。就像除了上面談到的建築之外，在許多官方物件上，我們也能看到許多「中華民國美學」的體現，像是郵票、愛國獎券、鈔票、徽章、證書，還有廣告等，也都彰顯出政府的美學風格。除本身就有的功能性外，也能當作政令、思想宣導工具。
而物件上還發現許多圖案樣式重複出現，例如：雙十、國旗、國徽、黨徽、紅藍色等，轉化為帶有政治意涵圖案。這件雙年展作品處理了士林與北投區複雜的空間政治關係，這個地區除了是冷戰時期，美軍和外國軍事顧問團駐紮地外，其中陽明山地區更被打造成為行政與軍事中心。
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山樓甚至成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註9〕的基地，儼然成為對反共的司令台。梅花則是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不停在各個物件上穿針引線，構築成帶有民族意識的符號。
從作品中，我們看到「中華民國美學」的另一層意義，是以國家的層級來塑造對於中華文化認同的價值觀。它已經巧妙地融入台灣自身的文化，甚至日常中，我們卻難察覺。
【圖2】秦政德＋李佳泓＋林傳凱＋陳怡君，《在冷戰裡生火》，2020（圖／方格子Vocus提供）
回到非官方的展示上，有什麼可能也是「中華民國美學」？像是眷村、公園紅漆柱涼亭、中式餐館、家中山水畫等，都有可能是受到其影響。這些似乎都能作為官方美學意識的投射，可以將其視為著力點，繼續向下挖掘。
另外更符合「中華民國美學」現今在大眾的認知的，是它趨近於雜亂無章、視覺不協調，甚至醜陋的印象。而這種印象到底源於何處？這邊我想引述吳天章在《偽青春顯象館》〔註10〕書中提到的論點，台灣早期是缺乏國家認同的地方，外來政權將台灣作為跳板，沒有覺得哪個東西需要長久。
因此在視覺習慣上，造就出一批廉價、快速，且譁眾取寵的產物，例如：以亮片替代亮鑽、假花替代真花，還有風景區用水泥做成的竹欄杆。反應在吳天章的影像創作中，像是〈春宵夢 II〉【圖3】用上這些媚俗物件，讓作品內的人物透著「假假的」氛圍。
到了〈孌〉系列【圖4】將這種氛圍繼續放大，人體被皮膜掩蓋，反而撩起觀者矛盾、不安的感受，彷彿恐怖谷理論那種似人非人的反感情緒。粗製濫造的可替代物，宰制台灣人對於事物的理解，這種不上不下的經驗感知，或許解釋了屬於民間的「中華民國美學」裡面的情感矛盾狀態，隨著時間產生歧義。
【圖3】吳天章，《春宵夢 II》，1995。（圖／方格子Vocus提供）
【圖4】吳天章，《孌》，2010。（圖／方格子Vocus提供）
郭俞平在作品〈延遲與凹洞〉【圖5】中也將歷史源頭導向《首都計畫》。然而民國政府在中國未完成的弘大願景，卻在台灣被縮成一個理想社區 ——中興新村。這與佇立在台北市的巨大中國宮殿一樣奇怪，憑空出現的東西，終究難以與在地文化接壤，反而被孤立在社會之外。
「中華民國美學」所代表的，是失根的，亦是自我認同過程的各種實踐，也是沈重的歷史包袱。對於「中華民國美學」的重新建構，是補足在日治時期之後，直至今日仍舊缺失的文化拼圖。我們必須先要面對，才能思索為來該往何處？
【圖5】郭俞平，《延遲與凹洞》，2013。（圖／方格子Vocus提供）
〔1〕吳冠廷（2021）。中華民國美學 — 以國民大會為例。
〔2〕政策像是《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去除三種街道名稱：紀念日本人物者、伸揚日本國威者、明顯為日本名稱者的街道名稱。並限期於兩個內改正街道名稱為四種：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宣傳三民主義者、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者且去有意義者。還有《清除台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念遺蹟要點》，清除了大量日本神社，並加上中華民國象徵符號，如國徽、梅花【圖】等。
〔3〕首都計畫，將南京進行全面現代化的改造。南京國都設計辦事處成立，由林逸民任 處長，負責管理，並聘請美國建築師Henry Murphy 與 Ernest Goodrich 作為顧 問，負責規劃工作。計畫主要分為六個區域，包含中央政治區、市級行政區、工業區、商 業區、文教區與新住宅區。1930年至1937年調整制定《首都計畫的調整計畫》，並於 1947年又制定了《南京市都市計畫大綱》。計畫中道路系統引進歐美矩形網路、林蔭大 道等概念，而建築形式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其解釋是為了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4〕楊德宜、陳宛茜（2020）。哀敦砥悌作者怒了！ 梅丁衍：不會因取消展出能恢復 邦交，《聯合報》。
〔5〕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要功能為配合設計中華民國「反攻大陸」後對中國大陸地區的施政準則與方向。該委員會雖無實際的行政力，在1950至1960年代於中山堂擁有辦公廳，也在台澎金馬各個縣市政府設立該委員會的專屬辦事處。
〔6〕革命實踐研究院 ，因大陸戰局勢逆轉，總裁蔣中正決心加強黨政軍幹部訓練，以發 揚革命精神。1949年，於草山設立研究院於草山，又稱「陽明山莊」。除了受訓幹部，厚 植踐履篤行之志節外，也協助政府機構播遷台北。
〔7〕國民大會，是中華民國已停止運作之最高權力機關，現在其職權已經交付中華民國國民直接行使或轉移到其他機關。依據1946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國民大會為五權憲法中的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全國國民於中樞行使政權。
〔8〕汪珍宜、何翠萍（譯）（1989）。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原作者： Marcel Mauss）。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 。（原著出版年：1925）
〔9〕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中華民國政府以復興中華文化為目的而開展的思想文化運動。為了維護傳統中華文化，發揚革命精神。與中國共產黨之文化大革命運動分庭抗禮，以顯示中華民國為正統中華文化之代表。
〔10〕陳莘（2012）。偽青春顯象館 — 吳天章。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市。
作者介紹 ｜吳軍
主修藝術理論與評論，兼多重事業，以Instagram網紅、交友App創辦人與平面設計師，活躍於小到不行的圈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