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改世代」為主體的臺灣青世代,激越地祇想要「工作更多休假、待遇更多鈔票」之需索,在最近幾年竟遽然偏執了社會民粹訴求方向,升高了臺灣式自我勞動保護主義韌度,扭變了政府國家產業政策取向,也嚴重劣化了投資營商環境條件,使臺灣悶經濟態勢變得更加悶滯頹退,正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正視。
「少工作多要錢」的濫情民粹張揚
最近受到一項不具精準公信力的比較查訪資料顯示,臺灣人勞動工作時數高佔全世界第四位的勞力,使得早就迭迭呼喊「臺灣長時工作過勞死人數迭迭增高」的濫情民粹聲勢,越發張揚,似將亟亟坐實了「工作必須更多休假」的「正當性」;加上最近日子民意機關「小確幸大放送」地要把2016年舉國公共休假日增至126天(占全年365天數的34.5%),以致社會民粹又再度積極催促要把每周勞動工作時數的「剛性法定工時」,更進一步向下壓縮減少。
此一要求工作時間縮減的發展,連結到政府法定基本工資水準也在濫情民粹驅使之下,自2010年到2015年連續六年,從每月17,280元相當幅度地調升到20,008元(計已調升15.8%或六分之一之譜)的另外一個發展趨勢,兩相映照結果,當然立即引起社會普遍驚覺到:自從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new young generations)的基本社會價值觀,是不是已然變成為,祇會是一味心想要積極追求「勞動工作時數越短越好,待遇工資水準越高越好」的人生「淑世目標」就好?
而這樣子的人生價值觀的普及與深化之結果,究竟又會對於臺灣整體經濟社會的對內投資營運魅力與對外全球競爭力,產生如何之影響?的確值得深思再慮。
「教改後青世代」的知識零碎化
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是受到李遠哲催化的1994年410教改運動,影響最全面、最直接,也最深遠的一個世代,今天之所以會形成這種高度傾向於祇想要「工作更多休假、待遇更多鈔票」需索之價值觀,當然也是因為這一教改效應的具體映現罷了。
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是受到李遠哲催化的1994年410教改運動,影響最全面、最直接,也最深遠的一個世代。(資料照,余志偉攝)
李遠哲410教改運動的願景目標,完全祇是為了「讓下一代能夠幸福美好成長,能夠減輕教育壓力,快樂學習」,所進行的教育本質之結構性翻轉改變,其對於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所產生的副作用影響,最直接、最深遠也最重大的,在四個構面之衝擊:
第一是,教改後,大幅度減少了課程項目內容,使得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普遍性學力銳降,同時因為減少了對宏觀整體的系統性觀照、探測知識的接觸與學習,所能夠習得的,幾乎祇有微觀個體個別離析零碎的粗略認知,以及根本缺乏深度廣度的片段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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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勁的工作職場態度
在這種短少課程項目內容的「寬鬆快樂學習」情境之下,臺灣青世代的學習成長之旅,不但得不到足夠的知識學力,連生活態度及團隊組織的融合協作意識與方法,也同樣付諸闕如。以致當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一旦離開學校教育之後,心中腦裡根本沒有時間的與空間的整體宏觀意識,有的祇是個體微觀自我中心的狹隘思維時,則當然會普遍化呈現出,極其差勁的「工作態度」,以至「與人相處態度」來,造成諸多職場的失足或失敗,與日本「寬鬆教育模式」(permissive educations)之下所產出的新世代「不良品」人才的機遇,其實根本沒有兩樣。
當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青世代,一旦離開學校教育之後,很容易在職場上受到挫折。(圖/取自드라마 미생@facebook)
日本「寬鬆教育模式」產生結果的翻版
第二是,1994年臺灣教改運動,廣設了大學並根本拆解毀棄技職體系,推動免試入學,且在學程過程中,根本不測試、不驗證、不評比、不排序,以充分達到完全「減輕壓力」,使得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在新進社會職場之後,都普遍性遭遇嚴重「學用落差過大」之障礙,而抗壓性之嚴重不足,學習肆應意願不糕,團隊精神不夠,在職在工的穩定度,較諸過去任何世代表現,都來得更差,其情形跟日本在1990年代初採行「寬鬆教育模式」所產出的結果,根本就是一樣的。
與今天臺灣青世代情況一樣的,根據日本總理府之調查,2010年春天畢業的56.9萬高教畢業生中,找不到工作的,高占25%,而在半年之內離職不就的,更超過了35%,也就是說,真正能夠在大專院校畢業一年之後,安定就業在職的青年世代,總數不超過40%;也因此,為了避免青年世代「學力降低」以及「社會問題惡化」,日本已自2011年起,正式廢棄終止了「寬鬆教育模式」。
臺灣青世代在新進社會職場之後,普遍性遭遇嚴重「學用落差過大」之障礙。(資料照,取自國立聯合大學網頁).JPG
應該也廢除「臺灣式教改模式」
根據《今周刊》調查顯示,這一類同於日本情形的不就業或不安於就業的臺灣青世代,更加惡劣地,根本否認「自己本身學力不足或偏低」,也否認「自己本身抗壓力太低」,反倒是竟有超過八成以上的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回過頭來,指尖對外地指控:這是整個臺灣社會大環境「對他們的歧視與不公平對待」所致。
在如此之發展態勢下,則臺灣是否也應該加緊步武日本政策決心之後,也要及早廢棄終止李遠哲所謬誤促發的「臺灣式教改模式」呢?
無能面對外在的「達爾文主義經濟學」
第三是,臺灣教改運動「減輕壓力、快樂學習」之下產出的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自始就被完全隔離於,2000年以來的全球化知識經濟社會時代自由開放市場完全競爭的「達爾文主義經濟學」(Darwinism economic society),而且是「距離越來越遠」,也就是說,臺灣青世代已經全然喪失了對外競爭拚鬥的起碼意願與能力,而今祇能夠往後退縮到「更嚴苛的自我保護主義」的呵護傘內「自我安慰、自我取暖」罷了。
同時,也因為「寬鬆教育」與「減輕壓力、快樂學習」之結果,更容易造成「貧富差距兩極化落差」現象,也就是說,臺灣青世代已然淪陷於:從知識技能的貧富差距中,到了進入社會職場後,更須淪陷於經濟財富的另類貧富差距中,而且兩者幾乎都在同步出現「極化擴大」趨勢中,向前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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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悲劇祭品
從人類歷史演進過程中,所有青年世代的成長發展過程之教育訓練學習,都祇有在必要的壓力挑戰之下,才有可能構成人格及能力向前進步向上提升的動力;一旦壓力挑戰減輕或消除,既不考試驗證,也不評比排序比較,則對於資質較佳、能力較強,而且父母督促較為嚴格的青世代,教改機制下,仍然可以給他們有更大更多自由開放發揮的機會空間,至少也較能夠自律於正常教育訓練學習軌道上,得到更大適性學習成長機會;但是,對於資質庸劣、能力貧弱,又得不到家庭父母嚴格督促管教的臺灣青世代,就很容易因為「減輕壓力、快樂學習」而更加荒廢遲滯了學習向上進步的機緣,在進入社會職場上,立即墜落到已然越來越不易翻轉的「貧富社會階級極化」的僵直落差斷崖之下。
所以,1994年的臺灣教改運動結果,事實根本沒有給臺灣青世代帶來更多幸福快樂,反而陷害之成為經濟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悲劇祭品。
第四是,也是因為1994年教改運動結果,造成過去20多年臺灣家庭教育也告同步寬鬆的「愛的教育化」,甚至於變成過度溺愛與極端呵護的「金錢交易籠絡化」,讓更大多數家庭父母傾向於「用金錢物資給予來示愛」,「用絕對的生理心理保障保護來示愛」,根本錯誤引導了臺灣青世代的基本社會價值觀;再者,家庭父母教養方式,也同時自動免除了父母過去長期「孝順父母」「照護家庭/家族」「崇奉尊長」的基本責任心與供奉義務。
作者認為,家庭父母教養方式,也同時自動免除了父母過去長期「孝順父母」「照護家庭/家族」「崇奉尊長」的基本責任心與供奉義務。(資料照,曾原信攝)
媽寶一代的個人主義意識
這一發展結果,肇致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都普遍變成為靠爸靠媽的「媽寶一代」,既失去了家族團體意識,失去了肆應外部嚴苛挑戰的抗體抗力,失去了對外競爭才能圖存的價值觀與積極鬥志,失去了金錢物資得之不易的努力動機,也失去對父母家庭/家族有擔負孝順奉養照護的責任心與義務感,所以視「無限的資援與金錢給付(無論是來自父母、社會或政府)」都是理所當然之事,視「自我所得可以率意花光用盡」為理所當然,「月光族」自然也就是Cool就是英雄,尤其更視「向政府向社會工作更多休假、待遇更多鈔票之需索」為理所當然,一切祇圖個人個體眼前小確幸,不必遠慮國家社會整體的未來大幸福。
面對未來個人自身的幸福何來?根本端看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照護;面對未來國家社會的魅力競爭力的衰落?也根本要丟給政府社會去讓別人承擔了。
主政當局應有宏觀審斷的取捨
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即「教改世代」的價值觀與針對未來的策略願景看法,的確與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意識觀念大異其趣。戰後嬰兒潮世代的「辛苦前半生,自我與家人可以享福後半輩子」的勤勉儉樸價值,在今天的臺灣青世代眼中,是絕對不合時宜的,即使像甫過世的企業家高清愿的「貧窮教我惜福,成長教我感恩,責任教我無私的奉獻」之人生價值觀,應該也會是臺灣青世代眼中的不合時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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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一意追求「工作更多休假、待遇更多鈔票」之固坿意識形態。圖為勞團在立法院群賢樓前排字爭取「四十小時」工時。(資料照,吳逸驊攝)
在這樣子的背景條件之下,19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臺灣青世代,之一意追求「工作更多休假、待遇更多鈔票」之固坿意識形態,就應該容易以理解了;不過,政府主政當局面對這樣子的片面性需索要求,不應該不計其他經社部門情境狀況,竟貿然全面大幅修法來應和滿足,而必須要有更宏觀前瞻審斷的取捨。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