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春鴻觀點:作家不是人生的抄襲者,而是人生的創造者

2022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取自@NobelPrize推特)

法國作家安妮·艾諾 (Annie Ernaux) 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讚譽她,稱她 50 年來「毫不妥協」(不得不寫) 的作品,探索了「性別、語言和階級差異巨大的生活」。說她用「勇氣和臨床敏銳度」講述了大部分自傳故事,這些故事揭示了「社會經驗的矛盾描述了羞恥、屈辱、嫉妒或無法看到自己是誰」。

安妮·艾諾 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女性,她告訴記者,該獎項創造了「繼續與不公正作鬥爭」的責任。她說文學不會產生「直接影響」,但她仍然覺得有必要繼續為「婦女和受壓迫者」的權利而鬥爭。主張「冷的文學」的高行健一定不欣賞這樣的主張或評價,因為他認為「文學」不必為任何事「服務」,尤其不為政治服務。

偉大的作家,必須有與眾不同的人生嗎?

安妮·艾諾的二十幾部小說,被稱為「自傳體式的小說」,探索了生活經歷的記憶——既非凡又相關——包括後街墮胎;失敗的婚外情;她父母的去世;乳腺癌、失智症。這些你我都可能遇上的,看起來並不驚世駭俗的人生經歷,如何做到「為婦女和受壓迫者的權利而鬥爭」的偉大使命呢?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是過著與眾不同的人生的人,才能成其為「偉大」嗎?

安妮·艾諾不是一個學霸型的學者,而是一個從社會底層,與你我一樣平凡的家庭長大的女人。《紐約客》在 2020 年寫道,在她的 20 本書中,「她一直致力於一項任務:挖掘自己的生活」,她的獲獎給草根型的作家很大的鼓舞。根據安妮·艾諾的網站,她的父母經營著一家咖啡館和雜貨店,當她遇到來自中產階級背景的女孩時,她第一次體驗到「她的工人階級父母和環境的恥辱」。這種「恥辱感」在她的小說裡似乎成為反覆出現的印記。

近代中國的自傳體小說並不少見

說起自傳體小說,我第一個想起的,是差一點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沈從文。他的著作,除了晚年寫成的中國服飾研究之外,其他作品都在寫自己和湘西的故事,是典型的自傳體作家。沈從文的《邊城》寫出了一種如夢似幻之美,像擺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來都顯得相當理想化。事實上,十八世紀中國小說,可以說是自傳體小說最偉大的時期之一,包括:《紅樓夢》、《儒林外使》以及《浮生六記》。為什麼中國小說在 18 世紀變得越來越「流行」自傳體,可能是中國文人地位的變化促成了小說這一新特徵的興起。隨著許多文人越來越無法擔任官職,必須找到新的角色和新的身份,使他們能夠保留對精英成員的要求。自傳體小說能夠使作者與自己保持距離,促進了對替代角色和身份的探索。

沈從文。(騰訊網)
自傳體小說在中國並不少見。沈從文就是代表號之一。

你寫小說是因為你必須寫它

對作家而言,自傳體小說是一個私密的故事,一個不寫不行的人生故事。你寫小說是因為你必須寫它。你這樣做是因為做比不做容易。她告訴後進者:「你不能寫一本你不必寫的小說。」不過,這個私小說不是一本自傳,它只是小說家希望藉著自己的故事表達的某一種思想或情境,有一些情節已經概念化,有些情節是合併作家其他的生命經驗;更有一些情節已經意義化了。 (相關報導: 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以勇氣與客觀的敏銳揭示個人記憶的根源、隔閡和集體限制」 法國女作家安妮.艾諾摘下桂冠 更多文章

雖然這個私人的故事對作家而言是非寫不可的,但是作家知道可以在小說中「懲罰」自己;但應該儘量不要「懲罰」到他的家人。小說家的家人常常害怕他們出現在小說中,但避免不了地,多少可以找到一些影子。這實際上是作家反芻後寫的小說,投射在上面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