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紅牆」裡的孩子，等著應許自己的未來：《主宰中國的太子黨》選摘（2）

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不論在食物供給或是家庭照顧上，這批領導菁英的孩子們生活日漸改善。在政權的政治考量、領導集團的迴護和家族的滿心期待下，這些孩子更進一步地被納入一定的培養規畫當中。他們的父母非常明白境遇改變了，也都盡量爭取這些變化帶來的好處：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大夥開始生養更多的孩子。楊成武和他太太在原有的三個孩子外，又增加四個新生成員；劉少奇和陳雲也各自再生添了兩個，彭真則是三個。這些新任領導成員的家庭，突然間被幼兒圍繞。新生的這一代前景清晰，且備受眾人期待。

權貴集團的誕生

當時的所有軍政領導機關幾乎都安置在中南海，也是人們習慣上稱之為「紅牆」的一大片園區，位於紫禁城西側的一些遺址，後來被慢慢的恢復並擴建。大部分的重要中央領導（一九五七年時約有一百六十個領導人家庭）依照他們相應的職等，在中南海中配給到帶院落的房子或套間。其他不想集中居住的領導，就在鄰近地區找個寬敞的居所住下。原本由一些豪門家族或外國使節占有的豪華宅院，就保留給黨內最高層的幾位。在各省省會，省級領導也同樣集中居住並享有寬廣的住所。

一時之間，對重要領導人（當時有好幾百人）、領導人的家庭、妻子和子女的高規格待遇確定了下來。這使得這些人不只是政治上的領導階層而已，更造就他們為安置在北京和各省省會中心的權貴團體，由層疊的圍欄和常人沒有的特供凸顯出其身分；設立高牆、布置警衛、提供服務，他們享有服務員、托兒所、幼兒園、餐飲、後勤、機要、醫療保健等等。

最初這些人的待遇是按照中共領導人的習慣與需求打造的。其實，在戰時的部隊或是紅色根據地生活的領導，或多或少都曾經設置過類似的機構，提供他們一些物質上相當好的特殊待遇。不同的是，因為內戰造成領導集團成員與家人被迫分離和對家庭關係的層層顧忌，卻成為這些權貴集團的共同經歷，而讓彼此更形緊密。

在中國，家庭傳統是長久以來根深柢固的，對家族親人的向心力更成為人們在掙扎奮鬥的艱困時刻依憑的重要力量。同樣的，許多家族當時也懷抱著對那位當年被認定的孽子，未來可能會取得權力，爾後便能分得一杯羹的期待。然而，黨領導層卻想要維持對領導成員的控制。從一九四九年開始，部分領導可以照看自己的家族，但需置於某些同僚的監控之下，而所謂的某些同僚，就是居坐北京大位的掌權者。他們可以在自家接待一些親戚，特別是可以接待、照顧較多孩子，只是不要太張揚。江青就曾經至少幾次讓她母親和姊姊住在她那裡。但是這些所謂被接受的親屬，都被要求對新政權表態。鄧小平就曾經要求他的姊姊：「妳應該首先改造妳的思想！」潘漢年在上海擔任領導職務時，也曾因為其弟曾有過「歷史問題」而拒絕協助他。 （相關報導： 迎接習近平的是反中抗議和國會沈默：《中國的亞洲夢》選摘（2） ｜ 更多文章 ）

家族關照所衍生的其中一個方面，黨可以較輕鬆應對、掌握，那就是為讀書而接待留宿。實際上，許多家長都希望能將孩子們送到領導子女所在的學校就讀，而黨也沒特別反對這種事。因此許多在北京落戶的領導們家中有一些外地來讀書的孩子，有時候數量還不少。有位將領就曾經在自家照顧超過二十個孩子，而另一位領導，陳賡，曾收留過三十多個，其中一位還曾是他好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送過來請他短暫照顧的。很快的，在紅牆內的大院，成為領導人孩子和小驕客們流連往來的地方。權貴集團太子黨間的連結，就這樣在孩提和求學時期種下發展的根苗。

這種收留照顧的關係，是親戚或是朋友之間才會有的，但有時界線又很鬆散彈性。朱德和他太太因為年紀而無法再生育，在照顧自己女兒朱敏所生的外孫之前，就曾因為一些「緣分」照顧過任弼時的兒子；聶榮臻只有一個女兒，但他經常照顧農民英雄彭湃的兒子彭士祿。

戰爭的勝利也讓這種同袍間的彼此支援更形慷慨。李井泉有三個孩子就是受同事託付養育，一直視如己出，還供養他們讀最好的學校。常見的是，某位領導家裡住了一群孩子，而他自己也分不出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他妻子的，又有哪些是朋友或是他同事的孩子。不過，在這個命運無常又反覆的時代，有些人事還是不受影響，像後來成為元帥的羅榮桓，在林彪前一段婚姻所生的女兒與繼母產生齟齬時，就將她接往家中照顧。也曾有過被某一位長官特別欣賞的下屬，將自己的孩子送給長官收養。地方省領導的孩子們，譬如宋任窮的，很快學會在這些北京「叔叔和阿姨們」之中長袖善舞地穿梭往來。

家族關係就此看來並非壞事，而能讓人受特別照應。然而，這些關係的發展卻僅止在權貴集團內，以及在當權者照看下對子弟們的特別教育上。換言之，這是要為新成立的國家培養未來的官員。對於志得意滿剛坐上新職大位、熱切要為新政府發揮所長、正要思考國家和自己未來的領導人們，這種徇私照顧也只是順手方便而已。

按常理，由於會有成堆人不停上門要求要彌補以往的虧欠或特別關照，幾乎所有紅牆內的新住民都不太願意回家鄉。即便如周恩來，雖然貴為重要領導人之一，也沒再回去看家人。雖然他一直照料著姪女周秉德，但也要到很晚期，才小心翼翼、低調地接見來自家鄉的幹部和一些親戚。多數來訪的故鄉親戚，都希望領導們能協助解決財務問題，但當時到處都不容易，他們的這些要求很難獲得回應。大部分的中央領導，比如劉少奇，至少在建國剛開始的那幾年，都避而不應鄉親的請求，因為即便他們再慷慨，薪資也只能讓他們做出有限的資助，而薪資中又有大半是用實物支付的。直到一九五八年開始，大躍進的失敗才讓這種支助施惠行為稍稍多了一些。

同一時間，中央領導利用人事任命壓抑「地方主義」。先是廣東，隨後是上海，先後發生大規模的人事清洗。許多重要或次要的省級地方領導人，很快察覺當時的政治風向並維持和中央的關係。這波中央集權的效應顯而易見：這讓領導人在一段時間內不敢回家鄉探望，很久以後才放下忌憚。

相反的，最高層的幾位領導卻保留了他們家鄉特別的語言和飲食習慣，當中屬毛澤東最明顯。特別是一些領導人來自四川，除了說話時帶有濃厚的地方口音，還經常會一起去觀賞地方戲曲，或是嘗辛辣的川菜。這個權貴集團可以容許他的成員保留一些身分認同，但只限於在個人和文化上，尤其不能妨礙到黨這個新生，又以黨委「中央」為核心的大家庭。

雖然這些太子們能從一些親人的轉述、訪客和往來的信件中得知自己家族的事，但和家族與過往間的隔閡對他們有著重要影響。他們對家族了解得太少，卻被來自中國各地的「叔叔和阿姨們」養大，並往來於操持著北京話的同志間。這批黨領導的孩子們，當然明白自己有著被應許的廣闊未來。 （相關報導： 迎接習近平的是反中抗議和國會沈默：《中國的亞洲夢》選摘（2） ｜ 更多文章 ）

＊杜明（Jean-Luc Domenach）法國知名漢學家、中國研究專家、歷史學者。曾任法國國際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s, CERI）研究員、北京清華大學法中人文科學研究中心負責人。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主宰中國的太子黨》（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