億萬富豪生活的奢華程度往往遠離普通人的想象能力，有研究顯示，很多平時高調提倡環保和防止氣候變遷的名人與富豪，自身的碳足跡其實也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
瑞典林奈大學的旅遊教授格斯令（Stefan Gössling ）和他所領導的研究小組2018年用了幾個月時間搜索美國名媛帕麗斯・希爾頓（Paris Hilton）和媒體名人奧普拉（Operah Winfrey）等全球最富有名人在他們社交媒體上的資料，尋找他們乘搭飛機次數的證據。
Reuters 富人每年的碳排放量遠遠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找到的答案是：乘搭量驚人。例如，比爾・蓋茲，這位全球最高調的環保倡言者之一，他2017年共飛行了59次，飛行距離總長34.35萬公里，比環繞地球八圈還要多，而產生的溫室氣體高達1600噸，相當於105個美國人年平均碳排放量的總和。
格斯令的調查目的是披露富人豪華生活的碳排放水平可以高達何種程度。研究也正好趕上瑞典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發起領導的一場日益壯大的環保運動，這場運動讓全球關注到個人的衣食住行對地球暖化的影響。乘搭飛機是碳消耗最密集的一種形式，因而成為這種個人生活影響氣候暖化的象徵。
Reuters 比爾・蓋茲（Bill Gates）出席COP26大會 通貝里2019年在英國《衛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你的碳足跡越大，你的道德責任就越大」。
過去幾十年來，全球貧富差距日趨懸殊現象引起廣泛關注。諸如2008年金融危機、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以及氣候變遷等天災人禍對經濟民生影響日益嚴重，受影響最大並最先受到衝擊的往往是最貧窮的人。
不過在如何解決「碳排放不平等」的爭議方面，人們通常會忽略富裕者的超高碳消費這一點。
位於德國柏林的地球暖化問題研究智庫——氣候暖化問題研究所（Hot or Cool Institute）的負責人阿肯吉（Lewis Akenji）表示：「你每排放一個單位的碳，就意味著必須有人失去（一點東西）」。而結果是，社會上最富有的人產生的巨大碳足跡強化了貧富差距，威脅著全球抵禦災難性氣候變遷的能力。
誰屬於全球最富有的1%？ 一說到全球百分之幾的「有錢富人」，人們或許想到的是有私人飛機和諸多豪宅的百萬、億萬富翁。
但實際只要年收入達到 $3.8萬美元已屬於全球 10%的最富有者，達到$10.9萬美元則進入頂端 1%的最富圈子。（數據來源: 樂施會Oxfam和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
統計數字會令人吃驚。根據樂施會（Oxfam）和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2020年的一份報告，全球在2015年約一半的碳排放來自最富有的10%人口，頂端最富的1%人口的碳排放量佔全球碳排放總量的15%，幾乎是世界上最貧窮的50%人口的兩倍，後者的排放量僅為7%。儘管窮人對造成氣候變遷的責任最小，但承受氣候變遷的災難性影響他們卻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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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的科學家艾米麗・高希說，全球富裕人口爭搶剩餘的「碳排放量配額」，即為達到本世紀末全球氣候升溫不超過攝氏1.5度可允許排放的溫室氣體量上限，但卻「未給全球最窮50%人口留下可讓他們滿足民生所需的排放量空間」。
《碳排放不平等：地球最富有者在氣候變遷中的角色》（Carbon Inequality: the Role of the Richest in Climate Change）一書的作者肯納（Dario Kenner）發明了「污染精英」（polluter elite）這個詞，用來指大量投資化石燃料，或高碳生活方式對氣候產生巨大影響的最富有社會階層。但是，雖然污染精英人數很少，對氣候的影響卻很大，不過所謂世界上最富有者的涵蓋面比我們所想的要大很多。
就目前情況來看，富裕國家大多數人的消費方式正在加速氣候災難。根據柏林氣候暖化問題研究所的數據，如果將進口商品的碳排放考慮在內，英國人均每年的碳排放量為8.5噸，而加拿大的這一數字則高達14.2噸，後者是是研究所調查的國家中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國家。為了實現把地球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這個目標，到2050年，人平均碳排放量需要大幅下降到0.7噸。
個人消費方式是一個棘手的話題，可能很快會演變成一種久議無決的爭論，即解決氣候變遷之途究竟是取決於個人行動還是有賴政府和企業的制度性變革。
阿肯吉說，「這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錯誤認識。個人生活方式不是存在於真空中，而是被社會所左右」。
人類現在賴以生活的既有政治和經濟體制幾乎是不可持續的。要是不正視社會中最富有、產生污染最嚴重的這部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所擁有的權力，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氣候變遷問題。
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環境科學與政策名譽教授布朗（Halina Szejnwald Brown）表示，富人的消費模式引起人人仿效，這就是毒性影響之所在。"
以乘搭飛機為例。格斯令說，「只要你是飛機旅客，就屬於全球精英階層」。因為全球人口中，有超過90%的人從未乘搭過飛機，而僅止於世界人口1%的富裕者就產生了全球民用航空碳排放量的50%。格斯令表示，遍布全球的商業精英和將旅行視為個人品牌一部分的名流，他們的行為讓高碳生活方式令人艷羨和嚮往。
接載總統、商界領袖、名流，以及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產階級家庭的運動型多用途轎車SUV雖然碳排量高，對環境有影響，但也成為代表社會地位的一種符號。2019年，SUV的銷量已佔到全球汽車總銷量的42%，到2020年更是碳排放量不降反升的唯一行業。2020年購買SUV的消費者增加，實際抵消了電動汽車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正面影響。
豪宅巨室是另一項熱門的豪華消費。針對富人在氣候變遷所起作用，瑞典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可持續發展科學家尼古拉斯（Kimberly Nicholas ）最近做了一項研究，她同合著者在研究報告中指出，「住宅的選擇彰顯一個人的名望和社會地位。」在歐洲，近11%的住房碳排放來自於擁有大型（通常是多套）豪宅的1%的頂端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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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最近幾年，社會的消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通伯格發起的環保運動使得瑞典人開始質疑自己是否應該乘坐那麼多次飛機，從而產生flygskam（瑞典語，意思是以乘搭飛機為恥）觀念。2018年在全球乘客數量增長之際，從瑞典機場起飛的乘客量反而罕見地下降了4%。
隨後新冠病毒大爆發，商務旅行大幅減少，視頻通話開會已證明可以取代面對面的會議。彭博社的一項調查發現，84%的企業計劃在疫情過後將減少出差的開支。
Getty Images 世上最貧窮的人有最低的碳足跡，但他們最易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 實施某些經濟干預政策，如碳排放配額交易和對頻繁飛行者徵稅等，有可能大幅減少全球的碳排放量。根據碳排放社會成本模式（Carbon Cost）的計算，某些強而有力的措施可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改善人與地球和自然的關係。
人類也開始考慮飲食模式對氣候變遷的影響，從而導致植物性肉類和奶製品業的繁榮。英國蘇塞克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紐威爾（Peter Newell）表示，「這不是來自法令或政府政策的要求，僅只是企業看到市場需求正在發生變化」。
但肯納認為，對於人類面臨的氣候變遷的緊急危機，上述改變是緩不濟急。他說，「我們正在經歷氣候變遷的臨界點，地球物種正在走向滅絶」。他指出，現在關鍵在於速度，因此政府採取行動應該是迫不及待。
紐威爾說，針對頻繁飛行和肉類過度消費等不可持續行為徵稅，可以幫助人們更快地轉向低碳生活方式，特別是如果能將懲罰污染行為和讓許多人受益的投資直接掛鉤，收效會更大。
例如，可以將「飛行常客稅」的收益投資於較便宜甚至免費的公共交通系統，「豪宅稅」的收入則用於資助修建有隔熱層的房屋，從而降低住戶的燃料貧困水平。然而，問題在於，對最富有者來說，這些額外的碳成本可能不值一提，他們會一如既往地享受其高碳奢華生活。
一個更激進的想法是個人碳排放配額（PCA），即全國每一個人都獲分配一個等量的並可交易的碳配額。如果有人想要排放較多的二氧化碳，就必須向他人購買其不需要的配額。愛爾蘭、法國和美國加州已經探索過PCA的不同試行模式。英國政府在2018年分析了PCA的可行性，但最後的結論是，推行PCA成本很高，難以管理，社會難以接受。
但根據最近的一項分析，由於氣候變遷危機和新冠疫情的大爆發迫使人們為了集體利益而不得不接受對個人行動的限制，PCA可能是一項值得重新考慮的政策。
紐威爾說，PCA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吸引力的，「因為確實清楚顯示我們的人均權利是多少」。不過他又補充說，「這是將碳責任個人化的極端版本」，最終可能會不公平地懲罰居住在公共交通選擇很少地區的居民。
另一項越來越受歡迎的政策理念是「消費選擇修訂」。此政策是讓政府控制和限制消費者的消費選擇以達到減碳目標，首先是限制私人飛機或大型遊艇等碳排放密集型產品進入市場。其設想是讓消費者只能作低碳選擇。其實現今已經存在許多相類政策，而「消費選擇修訂」政策將會補上所有缺口和漏洞。
但是，即使化解氣候變遷危機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許多政府仍對採用改變民眾消費行為的政策遲疑不決，擔心這些政策是政治毒藥，會得罪選民，也會讓富人感到不快。肯納說，最富有的人能夠通過游說和巨額捐款左右政府，這讓他們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從而可以消弱氣候行動，影響每個人的消費選擇。他說，人類應該還有「另一種未來，另一種可以選擇的未來」，但這個未來卻被我們每天的行為所否定。
不過最終所有針對消費者行為的政策，如果沒有配套的低碳基礎設施，也很難成功實現降低碳排放的目標。高希說：「要建設一個較為可持續的社會，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還不僅僅是減少私人飛機和豪華遊艇就行」。
一些國家和地方的政府正在進行重大改革。英國威爾士政府為了達到減排目標，已經暫停投資建設新公路，荷蘭政府提議將牲畜飼養數量減少30%以降低污染，英國城市如諾維奇和埃克塞特的議會已經開始建造節能性的社會住房。
也有政府針對商業廣告在推動不可持續消費方面的作用採取行動。布朗說，「人們想要將自己與不如自己的人作出區隔來確立、凸顯自己的社會地位。整個廣告業就是建立於這種社會地位不安全感之上」。繼巴西聖保羅和印度欽奈等城市禁止或嚴格限制街頭商業廣告之後，2021年荷蘭阿姆斯特丹下令禁止SUV和廉價短途航班等碳排放密集型產品作廣告宣傳。
阿肯吉說，「但這真的還做得不夠」，行動是如此的緩慢，我們當今的世界已時日無多。他說，政府需要徹底改革基礎設施，將可持續性建設作為重中之重。也就是說需要建立快速、廣泛和平價的公共交通網絡，生產無碳排放的電力，提高建築群的密度，建設隔熱性能更好的房屋，禁止使用燃油汽車，並考慮實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等等諸如此類的措施。
對社會規範影響甚巨的政府和富人也可以出力，幫助改變認為氣候行動會剝奪個人自由和降低生活品質的偏見。阿肯吉說，「這個偏見令人可悲，因為與事實相違背，其實已證明有助於環境更可持續的事，絶大多數一直有利於民生福祉和社會和諧」。
比如，少吃肉有益健康；少開SUV越野車和燃油汽車可以提高空氣質量，減少空氣污染造成的死亡；每周四天工作制可以在工作和生活間取得更好的平衡，讓父母有較多的家庭時間和較低的育兒成本。
阿肯吉說，「沒有人早上起來就說，『我要去破壞環境』」。人們消費過度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為了滿足生活需求，有的是為了表達情感，有的是為了自我感覺良好，抑或是因為受到廣告的誘惑或社會期望的壓力。
布朗說，很少有人會對自己的消費模式認真思考，予以質疑。「我是誰？」「我需要什麼才能過上美好的生活？」 這些都是非常深奧的問題。多數人可能不會捫心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