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專訪林毅夫 被通緝的經濟學家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六日夜裡，金門東北角的馬山發生了一件震驚台灣軍方的大事。在這個金門島防衛部隊最前哨的馬山，一位上尉連長游泳兩公里，投奔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位當時二十七歲的年輕軍官叫林正誼，更早念大學時代的名字叫林正義，到了中國大陸後，他又改名叫林毅夫。

談叛逃∣鐘鼎山林人各有志

「林正義時代」，他在台灣已經是個小有名氣的人物。他在七一年進入台灣大學農工系，並擔任一年級學生代表會的主席。當時正值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際，林正義熱中學運。七二年寒假他赴成功嶺受訓時，決定轉到陸軍軍官學校念書。他當時說，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宣布要訪問中國大陸時，就決心要從軍報國，在成功嶺接受八周軍事訓練更強化他從軍的決心。這個符合蔣經國「吹台青」標準的宜蘭子弟，成了國府宣傳樣板，軍校畢業後被送到政大念企管研究所。

赴中國後，林毅夫更開展了傳奇的人生。他先在北大拿到經濟學碩士，後來進入美國市場經濟學重鎮芝加哥大學拿到經濟學博士，成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留美取得經濟學博士的「海歸派」；九四年他與張維迎等六人創辦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為中國政府重要的智庫，如今這個中心變成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二○○八年，他更成為第一個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統領著一千位世銀的經濟學家。

五月十日，就在林毅夫「叛逃」至對岸將滿四十年前夕，《新新聞》及《風傳媒》採訪團隊在北京大學採訪了他。六十七歲的林毅夫理著平頭，目光炯炯，但回憶起四十年前離開台灣來到中國大陸的往事，不禁眼眶微紅、數度哽咽難言。

「我沒有愧對老師、愧對朋友。」林毅夫停頓了許多，平息了翻騰激動的心情，才擠出這一句話。「台灣人說憨人有憨福。」他說，自己在台灣軍校的老師、部隊的長官與學長都很照顧他。「應該說大家追求的目標都一致，都是追求中國強起來，只是鐘鼎山林、人各有志。既然大家追求的目標都一樣，我不希望我的所做所為造成別人的負擔。」

六年前，林毅夫在美國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解釋，當年他會選擇五月十六日這個日子離開，是因為他在二月十六日調離原營隊，當時規定，一個人離開原營隊三個月，之前的長官不負政治責任；若到任新單位不到三個月，當時的長官也不用負責。選擇當天離開，兩位長官因此都沒責任。「比較幸運的是，似乎沒有人因為我到大陸來而受到連累。」他的前一任連長是高華柱，後來擔任了國防部長；後一個連長侯金生，則在他叛逃三個月後申請退伍。

談人生轉折∣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不過，林毅夫至今仍因叛逃而被中華民國通緝中。一二年林毅夫表達返台掃墓意願時，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高華柱說，林毅夫是《陸海空軍刑法》「投敵罪」的繼續犯，若大法官對有關法律有不同解釋，他就會離職，「我在的一天，這件事情就會堅持，我為政策負責。」至於後來與高華柱是否有連繫？林毅夫只笑著說：「心有靈犀吧！」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林毅夫─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 更多文章 ）

至於另一個當年同樣是台大學生轉陸軍官校的陳憲良，曾抱怨被軍方暗中列為「重點考管人員」，升遷受影響。林毅夫則回應說：「陳憲良是不是受到我影響？是不是真這樣子？如果真的是這樣子，我抱歉──但是他也到美國去了……。」

從一個反對「共匪」參與聯合國的學生領袖轉讀軍校，再奔赴「匪區」，這個變化實在太大了。林毅夫回頭看自己的轉變說：「這個轉變背後就是要讓中國強起來，要讓中國被人家尊重。」他說，參加學生運動後，發現中國沒有受到尊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沒有軍事力量怎麼強起來？毛澤東說槍桿子出政權，所以當兵去了。」而在當兵四年，他說自己讀比較多歷史而受影響，最後決定游到對岸，「變化比較大，但追求的是一樣。」

林毅夫決定行動的時機，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改革開放政策的五個月後，也是中美正式建交的四個月後。他的行動有沒有受到這些歷史事件影響？「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咱讀冊時就按呢講。」他轉個彎、混雜著普通話和台語回答說：「追求中國的偉大復興，只有在中國大陸才有可能。」

談經濟專業∣相信市場，也相信政府

離開台灣一年後，林毅夫曾寫信給在東京的表哥，信中提到「國民黨對我只是利用，而不是真正的培養；現在這邊則是真正重視我，培養我。」他這次接受訪問時解釋說：「台灣老是拿我當宣傳，但名跟實之間總是會有差距。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按照我自己想的，讓自己能成長，能對社會做貢獻。大陸對我的發展很尊重。」

至於選念經濟，一方面是因為在台灣讀過管理碩士，看了很多歷史書，來到中國大陸，「想來這個地方做貢獻，就要對這個體制有瞭解，所以要念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後因為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舒茲（Theodore Schultz）到北大演講時，他擔任翻譯，這個因緣讓舒茲幫忙他申請到芝加哥大學獎學金赴美。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是以捍衛自由市場、反對凱恩斯式的政府干預聞名，被稱為「芝加哥學派」。不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接受《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訪問時曾這樣形容林毅夫：「他是把市場經濟學帶到中國的人之一。」「他特殊之處在於，他是芝加哥訓練出來的經濟學者，但他不相信芝加哥經濟學，或者說至少不相信最天真的版本。」

林毅夫除了相信市場，也相信政府，這也是他數十年來一以貫之的主張，也為此與中國大陸經濟學者（如北大同事張維迎）數度為經濟體制改革方向辯論。

林毅夫自己則解釋說：「讀書是去獲得一條魚還是學怎麼釣魚？如果是學怎麼釣魚，我從芝加哥那些理論大師學到如何釣魚，我在芝加哥學到很多。芝加哥強調市場，我認為需要市場也需要政府。」

談新結構經濟學∣總結開發中國家經驗，提出理論

後進國家的發展是他一直關切的核心問題──低所得國家如何擠進高所得國家？開發中國家要怎麼成為已開發國家？林毅夫反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二次大戰後兩百多個經濟體，能夠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只有南韓和台灣？」一九六○年有一○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到了現在，這些國家中只有十四個進入高收入國家，其中九個是西歐與石油生產國，另五個就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他想解開後進國家如何超趕成功的密訣。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林毅夫─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 更多文章 ）

他發現，發展中的經濟體要追趕上已開發國家，一定要靠政府運用產業政策，「從十六世紀英國追趕荷蘭、十九世紀德法美追趕英國，到二十世紀的日本、四小龍都如此。」他也一直強調，很多產業政策失敗是事實，但不能因此不要產業政策。「就像吃飯可能會嗆到就不要吃飯？關鍵在於怎麼提高產業政策的效率。」他舉女經濟學者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的《企業家型國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為例，書中提到美國在國際上領先的產業都是政府支持研究（Ｒ）的結果，「Ｒ＆Ｄ，Ｒ就是國家要做的。」

林毅夫相信政府政策的作用，也不認為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腐敗不應該容忍，收入差距擴大要解決，但這些是不是都是政治體制引起的？這是要仔細研究的。」他舉前蘇聯為例，經過市場化、民主化，但腐敗問題比中國更嚴重，經濟發展也沒有中國快速。政治民主化之後，政府對有政策性負擔的產業，例如軍工產業，還是要補貼。他認為中國國有企業的問題是出在資本太密集，不符合中國的比較利益。

「當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幫助其他國家發展，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跟我們的心都一樣，但是他們沒有發展起來。」他認為開發中國家最吃虧的是，話語權都在發達國家手上，所以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要總結開發中國家自己的經驗，並提出理論。

林毅夫到中國大陸時正好趕上改革開放。「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鄧小平給大陸訂的目標是二十年翻兩番，也就是平均每年要七．二％。我在北大讀書時，不相信當時中國大陸可以十年持續七．二％的成長率。」他回憶說，當時認為這只是把目標訂高一點、「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聰明做法。

談中國發展∣可望進入高等收入國家之林

沒想到，中國大陸不是連續二十年七．二％的成長率，而四十年維持九．四％。「當時我沒想到，想做貢獻、想參與，卻遇到這個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把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史，濃縮在三、四十年實現。」回顧過去四十年，林毅夫用哽咽的語氣說，覺得自己很幸運，「這是最好的時代，近代史上最好的時代，而且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最好的時代。」

對於未來中國的發展，他相信到二○二五年，中國還是有希望繼台灣、南韓後，成為第三個從低等收入進入到高等收入的經濟體。他也相信政府在中國未來發展中要繼續扮演角色，「中國製造二○二五年不可能停，一帶一路要繼續推。」他為中國未來發展策略做了個總結──至少是林毅夫主觀的總結。

林毅夫小檔案出生：1952年生於台灣宜蘭現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2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世界科學院院士學歷：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水利組（念到大一上）、陸軍官校44期、政治大學企管所碩士、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經歷：中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資深副行長、中華人民共和國第7至10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第10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11屆全國人大代表事蹟：2002年被台灣國防部正式通緝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林毅夫─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 更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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