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本該是屬於勞工的日子，是全社會重新思考「勞動價值」的時刻。然而，今年的台灣，許多基層勞工無暇慶祝，甚至無心慶祝。因為，他們正在面對一場前所未有的雙重壓力：來自外部的貿易挑戰，與來自內部的制度失能。
首先，美國以「對等關稅」為由，對台灣出口產品加徵關稅，形成新的貿易壁壘，不僅削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也直接衝擊本土企業訂單，帶來無薪假、裁員等人力危機。而面對這樣的挑戰，政府的談判態度與應對策略卻遲遲未明，讓企業和勞工都成為政策不確定性下的「第一線受災戶」。
我們無法忽視的，還有國內勞動政策的長期失能：護理人員長期處於超時過勞、低薪的惡性循環，職場霸凌事件頻傳卻無有效調處機制，公務員與警消等特定職類甚至連組織工會的基本權利都未被保障，而最低工資每年形式性微調，根本無法跟上真實的生活開支。這些問題堆疊起來，讓基層勞工的生計不斷被壓縮，只能靠「撐下去」過日子。
近日，全國總工會與多個產業工會合辦座談會，多位工會代表坦言，受到關稅政策與全球供應鏈變局影響，不少企業已暫緩原本擬定的投資計畫。這不僅是產業危機，更是就業與社會穩定的警訊。但我們遺憾地看到，政府對外談判進度毫無透明可言，對內政策補位也欠缺效率與系統性。
我們在此呼籲政府，應以更明確且積極的姿態展開對美談判，力求改善台灣出口關稅條件，並將推動台美自由貿易協定（FTA）列為政策優先事項。同時，針對企業端提出實質配套，包括稅賦調整、產業升級轉型、綠能與數位化輔導補助，以穩定就業市場、減少對基層勞工的衝擊。
但對外談判，終究只能止一時之痛。我們更關注的，是台灣勞動體系的根本改革。具體而言，應該儘速立法《職場霸凌防治法》，並建立具獨立性的第三方調查機制，為勞工提供可信賴的申訴管道；修正《工會法》，確保所有勞動者，無論身處哪個職業類別，都擁有組織與集體協商的基本權利；導入國際勞工組織（ILO）倡議之「生活工資」制度，讓最低工資真正能夠反映基本生活開銷，而非僅止於象徵性調整。
制度改革，不能只是喊口號，更不能流於節日儀式感。我們欣見包括全總與學界合作的民間研究團隊，正針對關稅與勞動市場的實質影響進行量化分析，期望用數據驅動公共決策。但我們也要提醒，任何政策如果無法落實在立法、預算與行政行動上，終究無法改變現狀。
台灣正在經歷外部地緣風險加劇與內部結構壓力升高的交錯時刻，這正是國家制度應展現韌性與改革決心的關鍵節點。面對勞動議題，政府不能再拖延，不該再迴避。
勞動權益，不是五一節才值得關注的新聞標題，而應是國家政策的核心價值。我們不再期待形式上的「致敬」，我們要的是實質的制度改變。唯有讓勞工從政策承受者，轉變為改革主體，台灣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社會正義與永續發展。 （相關報導： 台灣勞工便宜、耐操還可割可棄？總工時「亞洲第二累」 他嘆過勞之島變不了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