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臺灣的對中政策正悄然發生深刻轉變。這些變化並非表面上看來僅是法律修辭或技術性治理的微調，而是逐步體現出國家戰略邏輯的根本重組。在賴清德政府上任後，這一趨勢愈發明確：不僅國防預算持續提升至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反滲透法》亦進一步將中國正式定義為「境外敵對勢力」，同時政府也重提軍事審判制度的恢復。這些政策雖表面上以「備戰」為名，實則已超越純防衛思維，開始進入一種更具排他性、敵我清晰化的法理對抗架構。若我們從戰略與法治的角度審視這些政策，其實指向的正是一場「制度性去和平化」（institutional de-peacification）的過程。這不僅是政策調整，而是國家整體治理模式的方向性轉變。從蔡英文時期的「和平分治」、「互不隸屬」與「戰略模糊」政策線條，逐步走向賴清德時代的明確敵我劃分，象徵台灣在法理與制度層面不再維持彈性空間，而進入「預戰」思維的戰略架構。這樣的政策路線，不僅具有高度風險，也違背了國際社會對台海和平穩定的期待。
法理定義的轉向：從模糊到對抗
將中國明文定義為《反滲透法》中的「敵對勢力」，看似只是一項法律修辭上的調整，但其背後承載的卻是整體國家定位的深層變化。在憲政政治與國際關係中，「敵我定位」並非單純詞語選擇，而是一種法理決策（legal-strategic decision），其後果將滲透至整個制度運作與國安治理邏輯。這樣的轉變等同於對過去維持和平現狀的「認知模糊」策略的根本否定。根據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的觀察，兩岸關係的穩定建立於「戰略模糊」與「認知模糊」的雙重運作：在模糊地帶中維持彈性與創造空間，是過去三十年來台海和平得以維持的重要條件。但如今，這層模糊被抽離，取而代之的是法理上的明確界線。此舉勢必被中國視為「和平紅線」被突破的信號，對岸的戰略反應也勢將更加強烈。
更重要的是，這種對抗性法理邏輯若未能與穩健的危機管控與溝通機制相輔相成，將極易加劇所謂「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根據英國戰略研究學者Barry Buzan的理論，當一個相對弱勢的國家選擇以軍事化手段追求安全時，往往會激起鄰近強權的安全焦慮，反而導致衝突風險升高。當前台灣所推動的國安體系，正處於這樣一個結構性風險之中：強化防禦卻未同步建構有效的危機管理機制，將使台灣在區域安全結構中更加孤立，戰略誤判風險也隨之升高。
和平機制的失落：陸委會角色的轉變
在這樣的背景下，更令人擔憂的是本應扮演「和平對話平台」角色的陸委會，其功能與定位也逐漸轉向國安結構的附庸角色。自COVID-19疫情以來，兩岸制度性對話幾乎全面中斷，海基會與海協會聯繫機制停擺至今；春節包機、宗教文化交流、學術互訪等基層交流也未見恢復跡象 （相關報導： 林基興觀點：照妖鏡看台獨與非核兩神主牌 ｜ 更多文章 ）
面對兩岸關係日益緊繃，陸委會卻鮮少提出具體且具時間表的和平交流方案。無論是建立兩岸危機熱線、推動教育文化交流，或是恢復最低限度的民間往來，政府都未展現足夠的主動性。更令人疑慮的是，陸委會似乎逐步融入整體國安邏輯，將「對話」從政策選項中剔除，轉而為政府「去和平化」路線背書，這與其作為對中政策專責機關的初衷已然背道而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