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旅行到具有古老歷史的歐洲大城市,會看到許多宏偉的建築 -- 教堂、宮殿、高塔等等 -- 象徵著昔日帝國和民族的榮光。但荷蘭阿姆斯特丹是個例外,它的天際線相對來說十分平坦,市區由相連的矮樓和縱橫交錯的水道所構成,也沒有特別壯麗的歷史地標。阿姆斯特丹的偉大建築是看不見的 -- 它是自由誕生的地方。
自由的誕生
今天我們視為呼吸一般平常的自由權利,在人類的歷史上其實是不存在的。很久以前的人生下來時,要不是貴族就是臣民,各自在封建金字塔中佔據著一個位置,階級流動的機會非常少。在封建制度下,所有的土地都屬於貴族,君王藉著宗教而取得權力,以武力維持著社會的穩定,人民被生產關係綁在固定的勞動地位上,在這種情況下,自由的思想要怎樣才能產生呢?
答案在「填海造陸」。自13世紀起,住在河口海邊沼澤地區的荷蘭居民為了控制水患,開始在河上興建水壩,後來漁業興起,居民藉著堤防和運河的修建維護,使得在大自然作用之下不斷變化的水域得到控制。漁業的繁榮帶動了造船業,再進一步成為海上武力和貿易的基礎。由於新造出來的土地被視為屬於社區而不是封建貴族世襲的領地,同時新教的興起給予了人們反抗教會權威的理由,於是個人權力和自由的思想便逐漸萌芽。
興旺的遠洋貿易催生出了合股公司、證券、期貨、做空等等複雜的現代商業活動,也帶來了各地不同習俗和想法的人們,因而寬容精神成為社會穩定的必要基礎。商業上的創新伴隨著藝術和文化的發達 -- 全歐洲最不受約束的出版業就在這裡,使得不論是新、舊教的教會更不容易把神學的權威強加在居民身上。著名的畫家林布蘭一生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啟蒙運動早期最重要的兩位哲學家笛卡兒和斯賓諾莎也都在這裡寫下他們的思想。
漸漸地,阿姆斯特丹容忍異端的風氣也引來保守教會和封建貴族的敵意,以至於兵戎相見,在打敗宗主國西班牙而獨立之後的不多久,英格蘭的查理二世和法國的路易十四聯合進攻小小的荷蘭共和國並結束了阿姆斯特丹的黃金時代。然而自由的火苖己經種下,荷蘭共和國的統治者奧蘭治親王在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中成為英國國王威廉三世,他接受議會所通過、限制君主權力的《權利法案》,共和國在美洲的海外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也由英國人接收並改名為曼哈頓,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地方沿襲了阿姆斯特丹的自由精神和現代商業觀念,分別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成為全球的主宰。
《通往奴役之路》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利希·海耶克於19世紀最後一年出生在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的貴族之家。他以奧匈帝國空軍軍官身份歷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決定投身學術界來探討造成戰爭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他在維也納初步奠立了學術基礎,在1931年應邀前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教,成為當時重要的經濟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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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克目賭了一戰時期俄羅斯的共產革命以及納粹法西斯的產生,他在二戰結束前的1944年發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他在書中承襲古典自由市場理論,認為除了少數維持秩序和安全所需的基本服務以外,政府應當避免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以便讓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達成供給與需求之間最佳的資源分配和效率,而社會主義對於正義和繁榮的允諾卻必定導向極權獨裁,因為「僅憑簡單理念所制定的中央計劃經濟不可能取代市場價格的平衡功能」,於是需要越來越多的人為介入才能夠維持方向。
《通往奴役之路》在出版後立即成為英美的暢銷書,然而以當時支持戰爭機器的必要性來說,各國政府皆強勢主導物資的生產與分配,甚至直接集中國家力量來開採資源、經營工廠,海耶克的主張並沒有得到決策者的重視。以歷史來看,從1933年小羅斯福政府實施的「新政」延續到1964年詹森政府提出的「大社會」綱領時期,美國政府一直奉行著凱因斯的經濟藍圖 -- 由國家來投資交通、工業、水利建設,並且成立各種專責機構主導金融監管、社會安全、教育和新科技的發展等等。美國在今天仍然一直運行的制度,例如社會安全基金、醫療保險、證券交易委員會、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住宅及城市發展部、田納西河谷管理局、國家科學基金會、聯邦通訊委員會、太空總署等等,都可以視為凱因斯經濟思想的遺緒。
海耶克和凱因斯被視為20世紀兩位影響力最大的經濟學家。他們對國家經濟政策的分歧點可說是分別形塑了20世紀前後的世界經濟格局。凱因斯認為政府應該投資國家基礎設施並主導公共建設,而海耶克則主張應該透過私人企業來進行公共領域的投資。
海耶克在1950年離開歐洲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他的思想對後來以米爾頓·傅利曼為首的「芝加哥經濟學派」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他的信徒包括有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雷根,後者在1981年上台後便採取了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方針,具體的措施包括減稅、取消對企業的監管、促進全球資本流動、以私有化取代公共計畫、壓抑勞工運動等等,從此開啟了高速和持續的成長,以及全球化自由經濟大獲全勝的30年。
海耶克和凱因斯被視為20世紀兩位影響力最大的經濟學家。(作者提供)
以善意舖成的地獄
海耶克並不是這段話的原始發明者,但他的著作中最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是「通往地獄之路,率皆由諸多善意鋪成。」他以「善意」和「地獄」來形容最初抱著美好理想的社會主義者(指共產黨和納粹),在不計代價地實現其主張的過程中,「必定會把社會推向極權」,因為只有權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可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然而我們卻觀察到,在「雷根革命」40多年後的今天,「芝加哥學派」政策所打造出來的,難道不也是另一種以自由為名的地獄?當我們清點今天美國的困境:產業外移、貧富惡化、基建落後、天災頻仍、對外窮兵黷武、恃強凌弱,內部對立嚴重、民粹當道 …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 -- 是美好善良的「自由主義」把民主制度送進了地獄呢?
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主張,少數人以貪婪為導向的信念,是人類全體通往幸福生活的最佳道路。他們的理論得以盛行,並不是因為可以為人們帶來幸福,而是允許贏家能夠不計代價地取得市場領先。「競爭」和「效率」所比較的不止是創新,同時也是誰能夠最大程度地把成本加以外部化,包括在公眾視線以外的壓榨和污染;一個黑暗的事實是,當「股東收益」和「大眾福祉」間存在衝突時,通常是後者會被犧牲,同時企業總是能夠在「別無選擇」的勞工身上榨取出最大的生產力。藉此率先取得優勢的企業或是國家將享有快速的成長,而成長帶來的繁榮可以暫時補償社會整體的損失。
對於共和黨來說,「自由」是小政府、民營化、拆除全球資金流動的障礙,讓美國的企業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盡情追逐更便宜的資源和最低廉的勞工,藉著把低效的製造業移往國外,美國人可以享受更便宜的商品,同時讓金融和高科技產業賺取最大的利潤。他們相信,經由解除法律對「創新者」的限制,各種技術和商業的發明終將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在「經濟效益」的大旗下,美國逐漸失去了製造業,大量勞工變成貧民,昔日的工業城市淪為「鐵銹地帶」。
而民主黨的「自由」則致力於推進「多元」、「平權」、「個人選擇」等等議程目標,即使做不到平等,但至少也承諾給予每個人某種程度的「尊嚴」,同時比共和黨更傾向於實行各種福利政策,以補助因產業變遷而落入底層人口。雖然「社會主義」在美國政壇來說是個禁忌的辭彙,但是為了避免社會不公帶來的動亂,在為富人減稅的同時,就不得不維持著龐大而低效的社福規模與監獄人口。
一種「贏輸皆沒有底線」的自由,為美國帶來了什麼樣的社會圖景?我們看到一方面是矽谷和華爾街菁英們大談AI的爆炸式發展將為人類社會帶來的「提升」,另一方面則是大量一無所有的窮人露宿在城市街頭。佔美國人口比例不到1%的頂層富人所擁有的財富,竟然超過了底端50%人口所有總資產的10倍。即使在這樣的現實之下,至今許多鼓吹自由主義的學者卻仍然堅持,不應該對富有和貧困設下限制,經濟才會達成「最佳的效率」。
如果說,我們定義封建社會經濟所依賴的機制是「租金」,而資本主義經濟的驅力來自於「利潤」,那麼我們觀察到,資源和權力不斷集中的「逐底遊戲」進行到最後 -- 當存款者和借貸者之間只剩下少數寡頭金控,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只隔著超大型通路商,而從商業交易到個人娛樂,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必須向網路巨獸支付過路費時 --
人們拒絕參與公共事務的社會,會被最糟糕的人統治。─柏拉圖
如果我們要為21世紀現代生活找出一個象徵物的話,則非 「手機」莫屬。
它為我們帶來「連結」、「愉悅」、「消費的選擇」,但也控制著我們的「認知」和「情緒」,成為一種「電子鐐銬」。
為了維持經濟高度成長,政府和企業督促人們不但要努力生產,還必須負起消費的責任。於是民眾的生活從食、衣、住、行、育、樂到生、老、病、死,一切送往迎來,都被標上了交易價值,連個人的時間和注意力都可以在「體驗感」、「點擊率」、「黏著度」等等名目之下加以商品化,成為GDP數字的一部分。
網際網路帶來了資訊泛濫,訊息的權威從傳統媒體轉移到以營利為目標的網路社群手中,有限的屏幕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在這個競技場上,快速地滿足人們情緒和欲望的需求是基本生存法則,因而即使是重要的公共議題,也必須精心地簡化和包裝,甚至加以「廣告、娛樂化」才能夠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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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私自利的市場化、個人化的世界中,人們被要求對自已負責,傳統社區和社群的合作、協調、信任、尊重等共同生活礎被廢棄,代之以促進消費為目標的個人化。在自由主義政策所鼓吹的「多元」、「平權」、「個人選擇」風潮下,人人有權打造自己的舒適圈、同溫層,並理所當然地維護著自己的小確幸。至於那個「圈外」的全球化世界因為太大、太複雜,不是個人所能理解或影響,就應該讓它從「個性化」的訊息流中淡出。在「多元」的視角下,一切社會的不公和矛盾常常可以被簡化成認知角度的不同,進而在視野中消失。
因為我們生活在自由的空洞承諾和危險病態之中。習慣於孤立、隔離、同溫層、小確幸的個人,即使落於困境,也難以呼應尋求變革的集體行動,有效的公民運動離我們越來越遙遠。
沒有了平等的自由,早就己經死亡。在這個人人似乎擁有,但也都感到無力的自由,到底是什麼呢?說穿了,其實只是
古時候的封建制度立基於神權,而現代封建制度下的神聖之物並不是人權而是「私有財產」 -- 只有金錢才是至高無上、萬能的神,這就是21世紀人類社會即將從民主走回封建的原因。
結語
俄烏戰爭爆發初期,在幾個月內就有數百萬烏克蘭人逃往國外,其中包括絕大多數頂層富人。當初這些菁英在享受財富所帶來的優沃生活時,可曾想到必須抛棄家園的一天?是他們做錯了什麼,還是沒做什麼才會得到這樣的命運?
川普能夠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嗎?他註定會失敗 -- 蓋工廠需要地、水電、勞工和時間,是高風險且收效緩慢的麻煩事,川政府團隊裡的13名億萬富豪大概會直接把錢交給華爾街。
中國古諺有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話用現代的講法來重新詮釋的話,就是「經濟成長不可能永遠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