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之所有對這次中國兩會有所期待，這是因為整個世界處在一個動蕩時期，而人們多少希望中國不要因為自己的問題而使得本來不穩定的世界格局更加不穩定。相反，大家都希望這個經濟第二號大國至少在經濟上能穩定格局。從中國國內來說，這次兩會是習近平第三任的下半場劇目的開始。這不僅將決定習近平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決定了今後整個中國的走向。
兩種對立的視角
在分析中國政治和經濟時，時常出現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一個就是斷定中共現在沒有政治改革之願望，不想從制度上對已有的問題包括經濟問題作一個大手術，從而讓中國走上一個至少像新加坡那樣的，儘管是威權的，但卻從根本上來說也是法治國家。 正是因為有了上面的斷定，所以就把今後的習近平時代成為「垃圾時間」。
所謂「垃圾時間」（garbage time）來自籃球比賽，指球場上勝負大局已定，剩下的時間不會有決定性影響，只是兩邊要按規定耗到完場，這一段百無聊賴的時光就是「垃圾時間」。經濟學家路德維希．米塞斯（Ludwig Mises）曾用這個概念來解釋社會經濟問題：「一方面，社會的運作發展已經違背最基本的經濟規律；另一方面，其中的個體又根本無力改變，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社會必然走向失敗。」
而一些中國觀察家之所以用這個概念來描述中國，是因為他們也對中國執政者失去了信心，但又無力改變。
另外一個在視角正好跟上述的相反，可說是信心滿滿。特別在中國國內，有的人似乎有一種宗教型的樂觀主義。認為當今的執政者有足夠的政策創造性，這種觀點的典型表述方式就是：「關關難過關關過，前路漫漫亦燦燦」。
平庸和虛偽
筆者基本贊同用「垃圾時間」來描述習近平從現在起到今後他可能退出政壇的時間，但用此概念來描述中國經濟的走向顯然就不現實，因為中國的經濟還能給人帶來不少不確定因素，甚至包括驚喜。至於那種對經濟非常樂觀態度，似乎跟中國國內目前那種宗教式地給領袖唱贊歌的做法相呼應，顯然也不可取。
先談政治這一塊。筆者這次耐著心把兩會期間的中央台節目都跟蹤了一下。從官方播出的那些代表們的發言來看，其對領袖極度的讚美之詞不僅使我想起我青少年時的文革時期。只是這裡有一個微妙的區別，那時中國民眾也像今天讚美習近平那樣，把毛澤東讚美得如同一個全知全能的聖人——偉光正，幾乎是上帝的替身。但那時，人們不時也提及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升和中國化。而今天，聽那些代表們的讚詞，已經沒有這種東西了。道理很簡單，大家都知道，馬恩列寧的思想已經不屬於這個時代，儘管在中共黨章中還提及。
不過，如此做表面上似乎把習近平捧得更高，儘管有常識的人都明白，在如此複雜的社會管理系統中，哪有一個人在各個行業如此全知全能的？比較毛澤東，似乎那些讚美習近平的人忘了，應該給領袖一個退路，一個謙虛的機會。 否則，話說得滿滿的，一旦跟事實不符，不就更尷尬？難怪，最近中央要求全國黨員們學習習近平著作的同時，強調不要「低級紅，高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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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如果一個政治社會到了這種無所不歸功於唯一領袖的時候，平庸和虛偽就是這個階段的特征，不少人抱著「垃圾時間「態度，來看習近平時代的政治發展，在所難免。
「關上門說實話」
但中國很多問題必須從兩方面來看。即便在經濟界確實有不少專家認為，如果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國經濟就無法發展，於是，經濟上的「垃圾時間」也出現了。而筆者則大不以為然。首先，我們得承認中國的經濟確實也是為政治服務的。中國官方有時數據可靠性有問題，就是因為在「製造」數據時有政治指令。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中共心裡也明白，政治上用那些讚美之詞、或者說講「正能量」的故事，從長遠的觀點來說，並不能解決一個統治正當性的問題。最終，當代社會（不管是民主社會還是威權社會）最有力的正當性基礎就是經濟。 而人們對經濟的期望是不能耐僅靠官方的數據來滿足的，經濟涉及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是能體驗的。
中國政治精英在談到經濟問題時，內部有一個「關上門，說實話」的特點。這就說明跟處理政治不一樣。對經濟問題，中共允許在「關上門」後，是一說一，是二說二 。但一旦到了公開對外的時候，語調和內容就不一樣了。我們知道馬雲就是為此遇到的麻煩，但他的案例恰恰是因為在沒有「關上門」的情況下「亂說話」。
政策調整和其他驚奇
中國目前的經濟境況依然令人不安。「兩會」結束後不久就是畢業季，根據中國官方預測，2025年春夏之交，將有1222萬名高校生畢業。此前，中國已經在2024年迎來1179萬高校畢業生，這已經被公認為「史上最難就業季」。媒體引述上海財政局信息稱，2022年上半年，中國共有46萬家公司倒閉，310萬左右的個體工商戶注銷。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到兩億人。而這個所謂靈活就業就是不穩定工作和失業的代名詞。
而在這個系列數據背後，是曾經作為社會經濟活力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小民企的倒閉，從而導致大量就業崗位消失。同時，各個行業公司包括國企也不斷在裁減員工。
毫無疑問，經濟是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唯一基礎，而面對目前複雜的國際環境，本來習近平一心寄希望於靠發展「新質生產力」，並借用中國製造業的強大，向全球出口自己的產品，從而彌補中國國內的由於房地產、政府和企業債務帶來的消費低迷和經濟下滑。 今年2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下降0.7％，這是13個月後再次萎縮，跌幅也大於外界預期。但這次兩會中，我們已經觀察到中國領導精英對此路線有所調整，原因是中國出口這一塊，由於川普政府的施壓，至少在今年不確定性太大。這樣，倒不如在國內採取更積極的財政，進一步提升民眾的消費能力。 譬如說進一步促進「以舊換新」等等。
中國的經濟並沒有到「垃圾時間」階段的另一個理由是，中國不僅有著龐大的製造業和科技隊伍，而且像深度求索（DeepSeek）等民企正在引領AI新潮流 ，這給工業的現代化開辟了新的提升可能性，也提升了中國國內與香港科技股的信心。
總之，一個已經把經濟作為自己唯一的合法性基礎的政黨，儘管在政治上表現得非常「垃圾」，而且從經濟危機周期性來看，中共也暫時無法幫中國走出下滑的周期，但並非說中國經濟沒有一點活力，也不能說中共沒有一點經濟政策調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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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德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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