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前，Gina深信滑交友軟體要跟工作一樣積極。為了在適婚年齡結婚、生小孩，她設定嚴格目標，每天花三到六個小時與人聊天配對，還規定自己一週要出門約會兩次。
「滑到最後已經不開心了，而是壓力，無法再陷入談戀愛。」如今37歲的Gina告訴BBC中文，她已經不強求遇到「過一輩子」的另一半。
但她從未放棄想生小孩的念頭。前年，她在單身的情況下，到海外生殖機構借精生子，並在去年11月生下一名男孩。
「我不想再等到那個人出現，就是幾年後有了另一半，我也沒辦法40歲打一個針，讓子宮回到30歲。」
Gina的選擇反映台灣年輕世代婚戀價值觀正在轉變。
有台灣學者指出，社會主流仍相信「先婚後育」，多數年輕人因難以遇到理想伴侶，導致遲遲無法進入婚姻、養育下一代，成為台灣生育率持續走低的主要原因。
現代女性平權意識覺醒以及年輕一代的經濟困境，也在某種程度上讓問題更加複雜。
學者：三分之二台灣年輕人沒有交往對象
20年來，台灣單身人口不斷增加，根據台灣行政院內政部統計，2023年與Gina同世代、35到39歲的台灣人未婚比例為47.6％，比2000年多出整整25%。
與此數據緊密扣連的，是台灣在全球墊底的低生育率。2003年，台灣總生育率首次跌破1.3，正式成為「超低生育率國家」，二十年間生育率不見回升跡象，2022年更降至歷年最低的0.87，並在去年維持低點，僅高於韓國的0.72人，為全球第二低。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更預測，台灣將於今年成為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專長人口學、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鄭雁馨解釋，台灣人晚婚或終身未婚，是造成台灣低生育率的主因。她連續兩年調查一萬名20到49歲的適婚年齡者後更發現，不分性別、三分之二的台灣年輕人身邊沒有穩定交往或約會對象。
「結果顯示他們八成以上想結婚，但找不到合適對象。」鄭雁馨說。
台灣多數適婚年齡者所面臨的困境，Gina感同深受。
「我曾以為順其自然就會遇到另外一半，會結婚、就會生小孩。」Gina說。
Gina 是他人眼中事業成功的單身女性。她來自花蓮，大學畢業後便留在台北生活，做過業務、外商獵人頭，年輕就升職為新創科技公司的主管，靠存款跟貸款在新北市市區買房。
她個性獨立自主，對生活就有明確規劃，假期就出國旅遊，熱衷登山、滑雪等戶外運動，還考有瑜珈的專業師資證照。但以同樣積極的態度面對網路交友，三年內約會超過50人，仍未遇到理想結婚對象。
Gina 解釋，她交往經驗不多，有男性認為其情感表達太直接，不符合傳統「男追女」的交往模式，「女生這樣太積極、有點攻擊性」。也有人認為她太專注工作，不適合結婚；當他們發現她收入比較高時，更備感壓力。
傳統觀念與女性角色變遷產生衝突
台灣被認為是亞洲性別平權進步的國家，但多項研究指出，傳統「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依然普遍存在，高收入或高學歷女性更難以找到相匹配的伴侶。
2022年一份數據調查發現，台灣具大學學歷的男性擇偶上，僅有8%的女性伴侶學歷比自己更高；男性已婚者更容易在月收入上高於其配偶。
中研院研究員鄭雁馨指出，台灣年輕男女婚姻配對困難，主要來自保守性別觀念與女性角色變遷產生的衝突。其中包含兩性在性平觀念的落差，研究顯示台灣男性比女性對婚姻家庭的態度更保守，多數男性從母親身上學習理想的妻子與母職，更贊同男性賺錢養家、女性持家務。
傳統社會性別角色與家庭結構亦持續影響台灣女性的生涯選擇。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台灣已婚婦女有25%曾因結婚離職，68.4%以照顧子女為由離職。即使婚後留在職場，女性生首胎後收入也呈現下降的趨勢。
青年低薪減低交友意欲
今年33歲、在台灣地方公家單位工作的陳先生從未與人交往過，是台灣網友稱呼的「母胎單身」，意即其出生後從未談過戀愛、交過男女朋友。
陳先生坦言，自己對戀愛並不積極，沒下載過交友軟體，其工作環境認識也沒機會接觸人群。「下班就好累想回家，不會有所謂找對象這件事。而且想到經濟因素，就更不積極了。」
他是家中獨子，近年由於買房與家人同住，每月需償還房貸台幣25000元（約5900港幣； 5500人民幣； 600英鎊），扣掉日常開銷、保險跟基金投資，只剩下5000元可以運用。
他也指出，結婚除了遇到合適對象，還要思考婚後兩人生活花費，「若她不跟我家人同住，我們還要另外租房子，有更多開銷。生活品質不一定會比一個人過得好。」
台灣社會長年未解的青年低薪、長工時與高房價問題，使陳先生這世代青年更難達到傳統成家立業的期待。
傳統華人社會認為結婚生育為生命必經歷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觀念在臺灣社會仍根深蒂固，被催婚成了很多年輕人的家常便飯。
陳先生也習慣了被催婚，在家裡，親戚長輩逢年過節問他有沒有女友，提醒他工作穩定就趕緊成家、傳宗接代。工作場合同事主管關心他的交友狀態，每年他會收到四次隔壁部門寄來的單身聯誼活動公文，鼓勵他步入婚姻、「共同拯救少子女化」。
2011年，前總統馬英九首次喊出「少子化國安危機」。這個論述使台灣而後十年，從政府官方到新聞媒體都不斷將低生育率視為衝擊台灣勞動力、高教產業，至國防安全的危機。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公佈的最新人口報告指出，台灣將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成為亞洲第二個邁入超高齡社會的國家；台灣總人口將於2070年減少844萬人。
2024年，台灣各政府部會為因應少子女化編列的對策經費，高達1,161億元新台幣。
陳先生收到的聯誼邀請，便是政府單位為了促進結婚率及生育率，從中央機關內政部到各縣市政府皆設定績效，定期為公務人員跟民眾舉辦的活動。
學者：台灣比香港、新加坡更重家庭主義
陳先生說，經濟因素讓他對婚姻感到壓力外，也擔心其伴隨而來的複雜人際關係，「要認識彼此家人朋友，偶爾要去見面，對女生來說可能還有婆媳問題。」單身生活對他而言輕鬆許多。
來自香港、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呂青湖告訴BBC中文，其研究發現台灣比香港、新加坡更重「家庭主義」，強調孝道跟家庭價值。
「台灣年輕人重視父母意見跟感受，孝順不僅是信仰，也包含經濟上的互相利用，」呂青湖指出，香港、新加坡家庭習慣僱用保母，台灣家庭則仰賴祖父母輩支援育兒，家庭關係比另外兩地更緊密。
行政院內政部統計，台灣35歲到54歲有配偶者有五分之一仍與父母同住。中央研究院研究發現，台灣已婚夫妻與丈夫父母同住的比例高於中國多個沿海城市，更普遍遵循奉養父母的孝道觀念。
呂青湖表示，當長輩觀念傳統、家庭結構不變，受性別平等教育的年輕女性會更抗拒傳統婚姻，不願跟上一代一樣面對婆媳問題、在婆家娘家身分轉變間拉扯。
中研院研究員鄭雁馨也指出，從女性賦權和性別平等角度看待低生育率，象徵社會更進步自由，低生育率未必是個「問題」。當女性教育程度、勞動參與、與公共決策角色提升。
「她們為了追求理想生命狀態，想選擇觀念契合的伴侶，不願意為了結婚而妥協。」
「婚姻對女性一點好處都沒有」
今年35歲的郭姵妤是台灣一間獨立出版社的編輯跟共同創辦人，她主張不婚不育，便是抗拒母親受傳統婚姻壓迫的經驗。
「婚姻對女性一點好處都沒有，我媽照著社會給的劇本結婚生小孩，在框架裡過得很痛苦。」她告訴BBC中文。
郭姵妤解釋，她母親奉子成婚，婚後放棄事業，在家負責照顧她跟兩個弟弟妹妹。她從小便知道母親的婚姻生活並不美滿，其父親在外投資失敗、還會賭博，母親因為經濟依賴、必須為家用低頭，勉強維繫婚姻多年。
「我媽很有想法，她讀很多書，也買很多書給我，所以我現在才會當編輯，」郭姵妤說，但這樣的母親為了成為「好媳婦」、「好妻子」，長年為夫家犧牲奉獻、壓抑自我。
即使她母親最終選擇了離婚，但職涯中斷十幾年，再就業困難重重，也因為離婚遭受另類眼光。
郭姵妤指出，母親經驗之外，她的小學班導師因為生產過世，也在她心中埋下陰影，「生產對女性身體仍有風險，所以生小孩從來不在我的人生規劃內。」
結紮：斷絕家族的生育期待
郭姵妤說，她和大她一歲伴侶CJ有共識，絕不要下一代，CJ前年還實施了結紮手術。
單身男性在台灣實施結紮手術並不普遍，「有人擔心影響性功能，多數也想保留生育的可能性，」CJ解釋，結紮是一般手術，術後兩三週就能復原，其困難在於台灣《優生保健法》限制未婚男女有遺傳性疾病或精神疾病等，才可逕行實施結紮手術。
「大醫院不太願意幫未婚、沒小孩的人做結紮手術，有些醫院也會要你簽切結書，怕你反悔。」CJ說。
CJ結紮理由不僅是考量伴侶生育意願，他也想透過這個積極手段，真正斷絕社會及家族長輩對他的生育期待。
他大學主修社會學，深受南非哲學家大衛・貝納塔（David Benatar）著作影響，認為「出生即是受苦」，預防痛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再製造新的生命。
他說，這想法仍小眾，但隨著國內政治衝突激化、台海關係緊張，漸漸有不少人跟他持相同觀點。
郭姵妤也補充，2018年全台灣全國公投結果使她更加決定不生小孩。當時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及擁護核能的勢力勝出，與她的價值觀完全相反。
「社會其他人的決定也會影響到我們，與其遭受這些痛苦，孩子為什麼被迫要來面對這些事情？為什麼要被賦予來讓世界變好的任務？」
呂青湖解釋，年輕人對未來的想像是影響他們生育意願的重要因素，「他們會想，我這一代已經這樣，那孩子的未來會怎樣？」她去年一份研究便指出，香港近年政治環境變化，使在意民主價值的年輕人更不願生育。另有澳洲學者發現，全球暖化等環境議題也是澳洲青年不願生育的因素之一。
女性自主生育權
台灣年輕世代比過往更渴望掌握自己的生育權。藉著醫學科技進步，有人結紮絕育，也有人透過人工生殖技術為自己實現夢想。
已成功單身生子的Gina認為，「養育小孩會讓人更了解自己。」
Gina解釋，自從跟外甥女相處後，她一直很想要自己的孩子。但被醫師斷患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可能懷孕困難後，她考量身體狀況及女性生育年齡限制，才決心無論身邊有沒有伴侶都要生小孩。
近年台灣女性因為晚婚遲育，使用人工生殖技術凍卵的人數不斷上升。不過單身女性到海外借精生育案例較少。台灣《人工生殖法》規定，僅有異性戀夫妻可以進行人工生殖療程，單身女性只能透過凍卵輸出國外，進行海外借精的人工生殖療程。
Gina也回憶，求子過程比她想像艱辛。人工生殖成功率因人而異，她辭去工作專心備孕，但因為卵子狀態不佳及胚胎基因檢測失敗，歷經一年、到第三次療程才成功，身心都歷經折磨。
「第一次失敗我在車上大哭，消極大概三個月，不想出門，也不想跟人見面，一直想我要再做一次嗎？」
即使她經濟狀況不錯，療程費用加上旅行開銷仍是筆龐大數目，總共花費近兩百萬元台幣（約47萬2990港幣；44萬4656人民幣，4萬8889英鎊）。她還想過再失敗，就要抵押房子貸款繼續療程。
「單身生子有什麼好丟臉的？」
台灣民眾普遍認為「先婚再育」或有婚姻關係才適合養育小孩，單親生子仍是例外狀況。2020年OECD國家平均非婚生子女比例近42%，台灣則長年低於4%。
Gina 說，她從未與父母討論其生子計劃，擔心其無法接受她成為單身母親。她懷孕後，趁著父母旅遊歸國，才在機場舉紅布條公布消息，「我爸在公共場合才不會對我發脾氣，布條上寫『爸媽我懷孕了。』」
Gina 回想，當天結果出乎她的預料。父母了解詳情後不但支持她，父親還在老家開席宴請朋友，慶祝多了個孫子。「我原本怕他們難跟親戚啟齒，替他們想好一套說法，結果我爸竟然回我，這有什麼好丟臉的？」
Gina解釋，雖然單身女性到海外借精生育目前在台灣還不普遍，也仍有諸多資源限制，但她想透過受訪，告訴其他女性不必擔心外人眼光。
「我一直在體驗不同的人生，我很感謝自己做了這個勇敢的決定。」她說。
開放式關係
她與CJ實踐開放式關係已七年。他們不遵循傳統婚姻的單配偶制，允許對方能自由與他人約會戀愛，但兩人仍保持伴侶關係，會共同規劃未來，討論人生重大決策。
郭姵妤解釋，開放式關係有各種型態，界限取決於雙方如何協議。
過去幾年，她出版多本挑戰主流婚戀觀的書籍，探討傳統一夫一妻制以外的開放式關係，及主張人類不應生育的反生育主義。透過出版社活動，她發現台灣實行開放式關係的社群正在擴大，年輕族群對新觀念躍躍欲試，也有以開放式關係、多人共同撫育孩子的案例。
2013年台灣曾有性別團體提出《伴侶法》，希望保障不分性別、性傾向的成年人，自由協商並簽訂兩人的財產分配、遺產繼承、住居所等契約，但當時草案因保守勢力反對未通過。
台灣大學法律系特聘教授陳昭如認為，台灣社會對選擇單身或非婚關係等其他型態生活的人，法律雖未限制，卻仍不盡支持，「婚姻有的補助跟保障不會到他們身上，必須個人主義地去做安排。」
沒有現行制度保障下，郭姵妤與CJ日前便透過預立醫療決定書，讓對方擁有同等於婚姻中配偶的醫療決定權。他們也預立遺囑，將彼此納入遺產規劃，郭姵妤解釋，「CJ比較知道我想怎麼處理出版社股份，我也想把有紀念價值的東西留給他。」
「一個人生活也好好的」
陳先生則已設想自己可能會單身一輩子，比其他人更早為老後退休生活做準備。
他解釋，雖然台灣社會大眾漸漸接受單身的生活型態，「但家人或一些不認識的阿姨還是會說，單身老了沒人照顧很可憐。」
他指出，政府鼓勵結婚生子，制度並不平等，例如已婚者有稅收優惠，多數公共服務也較少為單身者考量，「住院開刀一定要有人陪伴，旅遊住宿多只能訂雙人房，雖然不是刻意歧視，但很多刻板印象還要慢慢改變。」
陳先生說單身並不可憐，也從未羨慕他人成雙成對， 「我覺得我現在很好，跟自己在一起才是最舒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