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新任期新聞不斷。從關稅戰爭、跨大西洋關係到晶片關鍵技術，諸多問題值得關注。有趣的是，不僅泛藍批評美國「原形畢現」，泛綠親美派也集中火力，攻擊川普團隊對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整頓。
目前被指出的缺點有：終止對外援助會導致中俄利用援助真空，中斷糧食與醫療等基本需要援助會造成人道危機，以及美國可能喪失販往南方國家商品的標準制定權等問題。但如果缺點這麼多，川普政權為何放手馬斯克癱瘓USAID？這代表對川普政權而言，整體而言仍是利大於弊，而非完全有害。
海外援助與國內緊張：援助有助戰略競爭？
首先，海外援助本身就是將國內預算資源用於國外的行為。各國通常比起投資國內弱勢族群，更願意基於外交目的，將資源投放至海外援助。這導致對外援助時常在經濟衰退期，淪為民眾攻擊標的。例如1990年代開始日本走向長期衰退，其ODA也開始淪為民意攻擊箭靶；特別是2018年正式中止以前，中國ODA經常淪為攻擊標的。美國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也顯示因為金融危機，美國民眾從2019年34%支持減少外援，在2013年上升至48%高峰後，2019年回歸28%。而YouGov本月初民調則顯示，美國民眾40%支持減少，並且在共和黨達到55%。不管美國投身海外援助者是否「左膠」，這些「自由國際主義」的進步派，本來就是對於國內「白垃圾」較為反感的群體。川普團隊的調整，其實也反映其回饋共和黨支持者的想法。
對外援助若能達成外交目的也好，其實效果根據目標設定不同有待商榷。美國1970年代轉向強調提供「基本需要」的原因，其實消極因素在於從盟國到國民都懷疑美國對抗共產主義的意義，並且第三世界持續以聯合國削弱美國的權威。結果而言，比起在聯合國拉攏第三世界國家，「中國牌」作為傳統權力政治手段比大撒幣更靠譜，還能讓美國將政治能量專注處理國內問題。皮尤也指出，美國人偏好以海外援助對抗恐怖主義（75%）、毒品流入（64%）和傳染病（52%）；至於臺灣最在意的人權和民主同盟，分別只有26%和18%。並且，YouGov民調也指出，對比共和黨六成，民主黨人僅二成左右同意，以海外援助支持外交政策目標（例外是烏克蘭）。這也反映美國整體民意對海外援助和戰略競爭的態度相對務實。
臺灣經驗也反映類似情況：過去「兩個中國」分裂國家問題存在時，自由中國也透過對外援助，爭取避免承認共產中國，結果並未阻止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1990年代也曾考慮用對外援助爭取前蘇聯國家，最終只取得拉脫維亞短暫的領事級關係，以及北馬其頓毫無用處的大使級關係（立陶宛的領事級關係則被錢穆拒絕）。相比而言，冷戰結構反而更有效影響邦交承認：臺灣對沙烏地阿拉伯、韓國和南非等地域大國邦交，都是到蘇聯解體才丟失。這個情況也是後來泛綠陣營轉向務實外交、投資重於援助的理由。
海外援助的意識形態：理想與現實的鴻溝
歷史來看，海外援助並非單純國營慈善事業或解決人類危機，其實與意識形態環環相扣。美國海外援助意識型態可追溯至威爾遜「自由國際主義」。固然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在國聯阻止戰爭失敗和推升共和黨孤立主義難辭其咎，但另外也形成民主黨中心推動海外進步的社群（共和黨的胡佛是例外）。特別在西太平洋，這批人傾向同情中國貧困，並相對敵視競爭中國市場的日本。這態度也影響西太平洋的政治結構：在中國留美學生推波助瀾下，導致國民政府推翻北洋政權後，中國與日本衝突加劇，並在美國錯誤升高對日制裁下，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形成西太平洋戰後權力爭空。戰後杜魯門與國務院和共和黨人爭論誰丟掉中國，其實真正的罪魁禍首還得歸咎小羅斯福和他的進步派信徒。
馬歇爾計劃被強調，背景正是小羅斯福與杜魯門太平洋政策的失敗。且意識型態層面，共和黨支持馬歇爾計畫和USAID，在於1940年代開始清晰的「反共」目標，而非民主黨的「國際自由主義」。差別在於：如果盟友對軍事同盟或協力的態度動搖，或受援國沒有在國際組織提供支持，按「反共」框架實無持續支援必要。長期而言，「反共」作為目標其實也相當虛無。法國1960年起對東南亞的SEATO轉向消極，甚至在1966年退出北約。在東南亞，各國很樂意浪費美國的錢對抗共產黨游擊隊，就是不願意圍堵中國和蘇聯。這後來也影響印太戰略迴避意識型態問題，並且在軍事同盟轉向「迷你多邊」的架構：同樣的虧美國總不能吃兩次。
對於「自由國際主義」者，狀況相對微妙。USAID設計之初便有意將軍援與人道經濟援助分開。伴隨越戰升溫，美國社會高度批判傳統安全的海外軍事政治干涉，進步派人士遂將海外開發援助視為帶有「贖罪」性質的新樂土──相對於國務院等深涉地緣政治的部門。這也反映在學術研究走向：美國外交史威斯康辛學派當時主導將研究從大國外交，轉向批判權力政治，並後續重視修正美國對中認識、全球南方和海外援助史等「全球議題」研究。臺灣近期看漲的海外援助史研究，其實也受到此一美國全球史研究走向的影響。
然而，右派也容忍海外援助的關鍵，在於建設市場。馬歇爾計畫只是幫受援國救急和脫貧，西歐重建成功關鍵除其政府自身效能，還得靠美國開放市場。1950年代末期正好是西方世界內部市場飽和的分界點。例如日本早在1955年認識到重建發展結束，並自岸信介始積極擴大東南亞市場經營，臺灣才成為重要海運節點（民進黨元老黃金龍因此誤認為挺臺，改名黃信介）。海外援助在過去除高層政治目的，也伴隨開發全球南方市場的意圖：透過海外援助，穩定當地基礎建設和生活條件；所謂「援助產業鏈」是後來才衍伸的問題。是故即使工作者政治立場不完全反共，因為過去考慮其基本經濟作用，其存在才被繼續兼容。
兼容「常識革命」：臺灣真的在意民主同盟？
現在川普團隊的修正，只是具體化長期就援助對外交目標效果的質疑。並且，認為中國和俄國會趁虛而入的說法，其實有待商榷。中國自身經濟困境，導致其對海外援助早已轉向適量質精，而不是各位印象中一帶一路的「大撒幣」，否則就不用為泰緬邊境撤援跳腳。這項背景不僅提供川普團隊整頓USAID的絕佳國際環境，還能部分造成「選邊」效果：早知如此當初該正確選邊，而非現在情緒勒索。
川普團隊另一關鍵目標，在於整頓政府部門意識型態，限制DEI的影響在政府部門與高等教育機構的擴張。范斯在慕尼黑批評歐美價值觀歧異，其實更顯示：推廣國際「常識革命」的目標，現階段對川普團隊而言遠勝共和黨反共傳統和對抗中俄準同盟。並且，馬斯克等人重視商業經濟利益，也不同於盧比歐等傳統共和黨人重視地緣政治問題：後者雖然支持整頓目標，但是擔憂前者手段粗糙妨礙抗中。就此，泛綠親美派批判川普團隊，並集火馬斯克，其實能夠理解：其意識型態偏向民主黨進步派，並且又能聯想到藍白刪預算。
然則，筆者不解有些臺灣對中鷹派對歐盟幸災樂禍的想法。歐盟只是因為極右派看漲和俄國威脅後退，被川普團隊先用來試刀。接下來川普團隊就會以相同標準，檢視亞洲盟友的「常識」，首當其衝其實是民進黨：2023年6月性別文化戰爭，反映民進黨一方面下次仍得仰賴進步派支持當選，一方面現在可能被進步派牽連的隱憂。試問：如果美國將民進黨內進步派親民主黨的態度、晶片技術轉移、國防預算跟軍購要求等多項因素綁在一起對臺灣施壓，民進黨該如何應對？
筆者認為，接下來川普團隊就會以相同標準，檢視亞洲盟友的「常識」，首當其衝其實是民進黨（資料照，美聯社）
日本石破政權積極修復對中關係、避談臺灣問題的態度鮮明。若不打中國牌，臺灣也只剩歐洲牌能擴充運用，特別歐洲和日本也掌握晶片生產的部分重要材料與設備，以及考量中東歐市場的前景。相對蔡英文第二任期與卸任後積極布局歐洲外交，現行政府年前行刑替受害者慶生，和部分臺灣人對歐盟國家對中政策的偏見，其實並不利於拓展歐盟關係。
就此，臺灣應該同步民主同盟，清楚認識與美國蜜月期的終結，從白宮走向民主同盟，才能真正建立起「正常國家」。賴清德的「民主供應鏈夥伴」有何實作，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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