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8日是《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San Francisco），即同盟國對日和平條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簽署的第70周年，然而海峽兩岸的紅綠藍三大陣營直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針對此一歷史事件形成統一的看法。
由於海峽兩岸都沒有獲邀出席舊金山和會，並代表「中國」在和約上簽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至今日都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
台灣藍綠對舊金山和約各有態度
台灣的執政黨民進黨雖然承認《舊金山和約》合法，卻堅持由於兩岸都沒有參加舊金山和會的原因，日本只是放棄了對台灣、澎湖、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的主權，卻沒有明確表明將這些土地歸還給任何一個「中國」。
以此為基礎，民進黨主張「台灣主權未定論」，認為台灣與澎湖在《舊金山和約》簽署後就成為了無主地，並非國際社會認可的「中國」或者「中華民國」領土。
至於在野的中國國民黨，則主張1952年4月28日簽署的《中日和約》已經決定了台灣與澎湖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而《中日和約》又是《舊金山和約》的衍生產物，所以中國國民黨自然也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於是就有了民進黨承認《舊金山和約》，不承認《中日和約》，國民黨兩者都承認，共產黨兩者都不承認的三種不同態度。
而產生三種不同態度的關鍵原因，是兩岸沒有任何一個「中國」的代表被允許出席舊金山和會，讓北京與台北雙方一度都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產生質疑。雖然台北方面最終因《中日和約》的簽署而得到安撫，但北京卻在美國的抵制下被剝奪了代表「中國」與日本簽署和約，進而「收復」台灣與澎湖主權的機會，並因此對西方國家產生了時至今日都無法消弭的不信任感。
然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無法參加對日和會，並不是起自於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紛爭。因為當時韓戰已經爆發，美英聯軍早就在朝鮮半島與共產集團大打出手，所以美英兩國刻意在對日和會上抵制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集團成員國。中國之所以遭到排擠，還是起因於美國與英國爭奪領導權的西方世界內部之爭有比較直接的關聯。
美英對中國的爭取
雖然美國與英國同為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且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長期處於同盟狀態，聯手對抗納粹德國、日本帝國、蘇聯、蓋達、塔利班以及伊斯蘭國等西方國家的共同威脅，唯獨在面對中國的時候，兩個國家採取南轅北轍的態度。
由於英國是在近代史上第一個侵略中國，並在中國領土上建立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這使得晚來的美國打從一開始在中國就與英國處於競爭關係。
相較於國民政府，北洋政府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派遣大量勞工到西線戰場為英法效力的原因，英國對北洋政府也有更深的情感。筆者在2018年參觀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的時候，就很訝異現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展區中出現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二戰展示區則不只沒有出現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甚至連中國都沒有怎麼提到。
2018年是一戰勝利100周年，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的特別展區中展現了代表北洋政府的五色旗。（許劍虹提供）
美國則因為一開始就是打著理想主義旗號進入中國，並試圖以門戶開放政策維持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對孫中山和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革命懷有更多的同情。從參觀幾間美國本土軍事博物館的經驗來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出現的數量明顯壓過五色旗。英國緬懷北洋政府，美國支持國民政府，雙方對中國事務的差異十分明顯。
在蔣中正發動清黨，把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和左派份子加以清除以前，其實美英一度對北伐軍都有所提防。
然而在蔣中正清掉左派以後，美英雙方雖然都承認了國民政府，但是對國民黨的態度還是有非常大的差異。美國對國民黨在美屬菲律賓的活動，基本上採取不設防的立場，於是國民黨的黨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在菲律賓誕生，那麼英國的立場又是如何呢？
把國民政府視為美國代理人
在香港、馬來半島、緬甸與印尼等英國的東南亞殖民地內，對國民黨的打壓與排擠基本上不曾有過間斷。
過去我們一般認為，英國之所以如此排擠國民黨的原因，是受到國共合作與省港大罷工的經驗所影響。英國始終認為強調「革命外交」的國民黨是潛在的共產主義者，因此予以打壓，甚至造訪新加坡的華人，都還要留手印按指紋，保證自己不是國民黨人才能順利入境。
其實如果對20世紀初東亞局勢有更深瞭解者，就能猜出英國防範國民黨的原因與共產黨還有蘇聯毫無關係。因為英國對國民黨的打壓，雖然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結束，可英國攏絡對抗日軍的華人團體卻不是南洋的國民黨，而是馬來亞共產黨。這充分說明反共與否在英國的東亞戰略中只占次要地位，英國所真正提防的對象，其實是國民政府背後的美國。
畢竟挑戰大英殖民帝國的，不是只有共產黨、蘇聯還有日本而已。美國雖然與英國結盟抗擊軸心國，可根本目的還是要建立一個沒有大英帝國的戰後東亞新秩序。鑒於美國揮舞的理想主義大旗，對以中國為首的東亞民族主義者有更大的吸引力，站在英國的角度而言也是最大的威脅。中華民國在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FDR）的支持下成為世界四強，更是為試圖維繫大英帝國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所不樂見。
從參觀英國與美國的軍事主題博物館，就可看出英國重視北洋政府，美國重視國民政府的差異。（許劍虹提供）
英國與中華民國之間可不是只有香港的「回歸」與否的問題，就算英國在美國的遊說下，於1943年和重慶國民政府簽署所謂《平等新約》後，雙方在西藏與果敢地區還是存在著邊界問題。即使在同盟抗日的時代，中英兩軍在中緬邊境也有過大打出手的紀錄。所以邱吉爾站在維繫英國利益的角度，絕對不樂見中華民國成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制定者。
反對賦予中華民國四強地位
由於距離西南太平洋鞭長莫及的原因，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兩個大英國協的重要會員國，也在美日戰爭爆發後逐漸被轉化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就連加拿大在1941年派兵馳援英國在香港的防衛，也是受到羅斯福總統的影響大過於邱吉爾首相。
面對自己在亞太地區被邊緣化的事實，邱吉爾當然不願意坐以待斃，雖然英國本身仍在接受美國的援助，卻仍要奮力一搏。
英國知道美國扶持中華民國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理想主義，至少不全都是為了理想主義，目的仍是要取代英國成為主導亞太地區的西方霸權。而根據羅斯福本人的設想，全世界的武裝力量都必須在軸心國被擊敗之後加以裁撤，只有美蘇英中四強得以保留軍隊，各自維繫美洲、西歐、東歐以及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
邱吉爾討厭蔣中正，倒不是因為他討厭中國，而是他認定蔣中正將會與羅斯福一起摧毀英國的殖民霸業。（許劍虹提供）
邱吉爾深知，中華民國根本不具備單獨維持亞太地區和平的軍事力量，需要靠美國提供的海空軍援助。這自然將導致美國在不用親自出面的情況下，透過中華民國這個「白手套」，成為取代英國的亞太共主。對邱吉爾而言，羅斯福這招顯然比希特勒（Adolf Hitler）、史達林（Joseph Stalin）還有東條英機都還要「陰毒狡詐」，既可享受「去殖民化」的美名，又能實質上成為亞太霸主，面子跟裡子通通全拿。
早在開羅會議舉辦前的1943年3月，邱吉爾就對羅斯福試圖給予中華民國四強地位一事表達了堅決反對的立場。邱吉爾很早就認為，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採取100%的親美政策，只會成為美國湊數用的牌。
邱吉爾指出：「把中華民國與大英帝國、美利堅合眾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等超級大國等同起來的說法，極不正確，中國對歐洲事務將毫無重要性」。
邱吉爾的參謀長布魯克（Alan Brooke），同樣指出中華民國對盟軍戰勝納粹「毫無貢獻」，就算是在擊敗日本方面的貢獻也「小得可憐」，反對羅斯福過度拉高中華民國的地位。而在反對中華民國成為四強方面，英國找到了一個令人跌破眼鏡的盟友，那就是同樣揮舞「反殖民主義」大旗的蘇聯大元帥史達林。邱吉爾與史達林很快就為了反對蔣中正，組成了殖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統一戰線。
意外但是也不意外的盟友
比起邱吉爾，史達林對蔣中正有更多的「不屑一顧」。畢竟蘇聯在北伐戰爭與抗戰初期都援助過國民政府，結果蔣中正在1927年翻臉無情清除掉了共產黨，後來又跟美國走到了一起。如果沒有太平洋戰爭爆發和美國的參戰，國民政府早已被日本推翻，因此史達林不僅認為老蔣沒有資格成為四強，甚至還沒有資格成為二戰的戰勝國。
所謂的聯合國四強當中，左邊的兩人都看不起右下角的蔣中正，反對賦予中華民國四強地位。（許劍虹提供）
尤其是確立了同盟國四強將在戰後被賦予「否決權」的機制後，史達林對讓中華民國成為四強的安排更是深感「作嘔」。他完全預料到，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會在所有重要的國際議題上跟著美國走，投下有利於美國的票。很快地史達林就與邱吉爾達成共識，必須要盡一切手段阻止中華民國成為四強。「反殖民」的史達林，還多次警告邱吉爾如果美國的計謀得逞，英國將保不住香港。
所以即使邱吉爾在所有議題上，都與羅斯福有著比史達林還要多的共識，但是在「中國問題」上，他絕對是史達林的好盟友。事實上，英國對美國的提防絲毫不下於蘇聯。邱吉爾之所以甩開羅斯福，私下與史達林會晤商談瓜分東歐與中歐，有很大的動機也是為了防止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過於強大，威脅到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的傳統勢力範圍。
最終史達林與邱吉爾之所以沒有繼續為難中華民國，是因為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上做出巨大讓步。先是允許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兩個蘇聯加盟共和國以主權國家身分加入聯合國，讓蘇聯在聯合國內比其他國家多兩張選票的方式成功安撫了史達林。至於邱吉爾之所以讓步的原因，則與羅斯福、史達林兩人同意讓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領導的法國進入聯合國，成為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安排有關。
國家利益高於意識形態
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從一開始就是由英國扶持的反納粹抵抗運動，起初並不受到美國承認。甚至在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還對納粹扶植的維琪法國維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外交承認。羅斯福對戴高樂的偏見，並不輸給邱吉爾與史達林對蔣中正的偏見，還一度造成戴高樂向史達林靠攏，讓邱吉爾感到非常緊張。
因為如果戰後法國靠向蘇聯，那麼以美英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將在歐洲大陸上毫無立足之地。所以法國雖然在擊敗軸心國的貢獻上比中華民國還小，還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根本就是納粹的幫兇，但邱吉爾仍從抵禦蘇聯在歐洲大陸擴張的角度出發支持法國成為戰後第五強。中華民國能成為聯合國安理會裡面的第四強，完全是以羅斯福承認法國為第五強所交換而來。
邱吉爾固然是反共鬥士，但是從他與史達林多次聯手抵制中華民國的行為來看，他願意為了鞏固大英帝國的利益，放下自己與共產國家的意識形態矛盾。
比如在南斯拉夫戰場上，邱吉爾就搶先一步與狄托（Josip Tito）的共產黨游擊隊合作，把保王派的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一腳踢開，只因為前者比後者看起來更積極打擊納粹。
由華人組成，打共產主義旗號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就是英軍在馬來半島的主要抗日盟友。（許劍虹提供）
在馬來半島上，英國之所以大力支持馬共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有很大的原因也是害怕中華民國的影響力如果過於壯大，會對星馬地區的華人產生吸引。即使英國方面早已預料馬共將在日本投降後成為英國的敵人，而且馬共也確實在戰後成為了英國的敵人，但是其對大英帝國的威脅還是沒有背後有美國支持的中華民國龐大。
尋求對抗美蘇的潛在盟友
如果說1945年到1949年間，英國為了維護在華經貿利益還願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那麼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時，本身就是左派工黨出身的英國首相艾德禮，更是沒有理由不成為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對中華民國的鄙視，更是伴隨著英國皇家海軍提供給中華民國海軍的重巡洋艦重慶號叛變投共而一發不可收拾。
英國的外交向來以現實主義著稱，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最積極出兵俄國，干預共產主義革命的協約國，可是當反共白軍被徹底擊敗，確認俄羅斯成為共產主義國家已成定局後，倫敦還是在1924年承認了蘇聯。
相形之下，美國對蘇聯的承認則要等到1933年以後才發生。所以在目睹到中共的勝利後，英國在1950年1月6日第一時間內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不讓人意外了。
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還有日本等不願意接受美蘇擺布的國家，都認定民族主義者毛澤東將與蘇聯翻臉，成為他們共同牽制美蘇的戰略夥伴。（許劍虹提供）
同樣的態度，在接下來爆發的越戰中也同樣上演。在確認北越即將併吞南越的事實後，英國於1973年承認了北越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而美國則是要等到北越併吞南越20年後的1975年才承認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美國對待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硬等到30年後的1979年才給予承認，顯見美英雙方辦外交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而英國之所以第一時間承認中共，也與英國本身的需求有很大的關係，一是駐港英軍沒有實力抵禦共軍南下，不如先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承認，避免不利於英國的戰爭局面出現。二是中國距離英國與西歐過於遙遠，並不足以威脅到英國的安全，而且還能提供西方國家龐大的經濟市場。三是英國政府早已研判毛澤東是民族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中共遲早將要與蘇聯翻臉的。
與蘇聯有龐大陸上邊界的中共，如果有一天真的與蘇聯陷入敵對狀態，甚至爆發戰爭的話，勢必能牽制住蘇軍許多可以用來進攻西歐的兵力。爭取中共一起對抗蘇聯，是從50年代開始就被英國、西德還有其他許多歐洲非共國家制定的外交政策。此外一個反美的中國存在，對包括英國在內的眾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而言，也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
冷戰初期的三強鼎立
美國雖然同屬西方文化，而且也與支持西歐國家對抗蘇聯的擴張，但是對於多數的歐洲人而言，仍然是「非歐洲」的外來強權。戰時美軍對德國還有其他西歐占領區實施的戰略轟炸，看在歐洲人眼中與蘇聯在東歐的燒殺擄掠沒有太大的區別。因此包括英國在內的多數西歐國家，表面上雖然與美國合作對抗蘇聯，實際上同樣不見美國坐大，並將之視為對傳統歐洲文明的頭號威脅。
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能夠同時幫助歐洲抵禦蘇聯與美國兩大威脅，站在英國的角度何樂而不為？而且對歐洲的右翼文化保守主義者而言，擁有5000年文明的中國，比起共產主義的蘇聯還有被視之為「野蠻人」的美國更有資格成為歐洲的夥伴。至少有了反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美國也難以透過中華民國持續壟斷中國的市場。
毛澤東對史達林的「一面倒」，摧毀了大英帝國翻盤的最後希望，導致英國無法同時與美蘇競爭。（許劍虹提供）
所以英國雖然在歐洲配合美國抵抗蘇聯，卻仍試圖維持本身在中東和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英國為了抵制美國所採取的重大外交政策。中華民國海軍實施「閉關政策」，攔截與中國大陸貿易的英國船隻，其實也是美英「代理人戰爭」的一個環節。只是英國對中共與蘇聯分裂，進而走上市場經濟路線的判斷雖然正確，卻還是判斷的過早。
中共對蘇聯的一面倒政策，切斷了一切西方強權試圖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努力，最終北京以英國沒有放棄在淡水的領事館為由，只與英國建立代辦關係而非全面的大使級關係。韓戰爆發後，英國派兵參加了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本來以為只是以北韓交手，可沒想到後來中共打著「抗美援朝」名義參戰，迫使英軍不得不在戰場上與共軍大打出手。
主張台灣「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1年9月舉行的對日和會，就是在美英與蘇聯翻臉，且中共正式介入韓戰的國際大背景下進行的。
在抵制蘇聯方面，美英有著極高的默契。蘇聯本來就是等到日本投降前6天，才撕毀《日蘇中立條約》投入對日作戰的，本來就不享有對日議和的話語權。中國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畢竟中華民國早於英美參加對日作戰，而且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也一直都是美英的忠實盟友。
在韓戰爆發的情況下，中共已經成為美國不折不扣的敵人，因此美國對日議和代表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主張由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出席和會，本來就是順利成章之事。由於舊金山和會是一個有52國參與的多邊對日和會，無論是台北的中華民國還是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積極爭取與會，因為誰能代表中國出席此一和會，就能得到更多的國際承認。
根據葉公超在1951年7月12日寫給美國的抗議聲明，他可能是歷史上第一位「14年抗戰」的主張者，比中共領袖習近平早66年。（國史館）
根據時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的回憶，英國絲毫不受子弟兵正在朝鮮半島上與共軍對戰的影響，於1951年4月11日通知美國國務院，表達了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與會的立場。英國在致國務院的備忘錄中，甚至還提出台灣應該「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倡議，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取代了中華民國在《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中取得的法律地位。
顯見舊金山和會背後所代表的，不只是誰領導中國參加對日作戰，或者誰有資格在國際社會上代表中國，同時也與中華民國政府有沒有資格繼續保留對台灣和澎湖的治權有密切關係。光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就知道抗日戰爭與台灣的主權歸屬有密切關係，所以顧維鈞等外交官所奉派的指示，是要盡一切努力爭取中華民國參與舊金山和會。
由於習近平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2017年開始提倡「14年抗戰」的史觀來與傳統的「八年抗戰」史觀做區隔，所以我們會認為以90年前的「九一八事件」為起點的「14年抗戰」史觀為中共的專利。
可實際上，1951年的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為了證明中華民國是對日作戰的最早參戰國，早在1951年7月12日的抗議聲明中，就把中日戰爭的開戰日訂在了1931年9月18日。
美蘇英三強鼎立的終結與台海和平
杜勒斯深知讓中共代表中國出席舊金山和會的嚴重性，最終決定與英國外相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達成了兩岸都不派代表出席對日多邊和約的重要性，讓日本選擇從兩岸之間挑選一個中國政府簽署雙邊和約。
隨後長達70年的時間裡，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沒有對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治理提出疑問，怎麼能稱《舊金山和約》造成了「台灣地位未定論」？英國在沒有辦法與中共建立大使級關係，而且還要應付馬共叛亂的情況下，最中接受了現實，不再強硬主張台灣「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還支持中華民國繼續留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內。
英國派航空母艦來到亞太，自然有其自身的戰略盤算，未必是為了配合美國反中共，圖為2015年造訪英國的中國人民海軍071型綜合登陸艦長白山號。（英國國防部）
不過對於美國是否應該保衛台灣，還有美國為了保衛台灣應該要付出到什麼樣的程度，仍存有強烈的意見。
由於外島曾經被中華民國海軍還有反共救國軍用做騷擾英國船隻的基地，1951年10月回鍋的英國首相邱吉爾還有他1957年上台的繼任者艾登（Anthony Eden）都主張美國應迫使蔣中正放棄金馬外島。他們尤其擔心，美國會為了保衛金馬而對大陸動用核武，破壞西方國家聯合中共對抗蘇聯的長久計畫。
英國玩的這些小動作，最後惹火了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於是美國在1956年秋天爆發的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破天荒的聯合蘇聯起來支持埃及，施壓由英國、法國還有以色列組成的三國聯軍退兵。
自此之後，隨著英國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的所有部隊，英國與美國、蘇聯三強鼎立的時代終於結束。中東的局勢，對台海和平的發展也帶來了非常大的牽動。
在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中，艾森豪以不對中共實施核武攻擊為條件換取英國新首相麥米倫（Harold Macmillan）支持美軍保衛金馬。美英聯手對抗蘇聯的局面，到了此時終於形成。
艾森豪（右）以不對中共實施核武攻擊為條件換取英國支持美軍保衛金馬。（國史館提供）
當然如果中共不是要等到1970年代，而是1950年代就與蘇聯翻臉的話，大英帝國的霸業或許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下維持更久也不一定，台海在接下來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能否維持穩定，身為後人的我們也難以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