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膠是如何煉成的》（Cynical Theories）由海倫・普魯克羅斯（Helen Pluckrose）和詹姆斯・林賽（James Lindsay）合著，剖析了當代批判理論及其衍生的社會正義運動對西方文化的影響，他們認為這些運動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二十世紀的後現代主義哲學，尤其是其對真理、知識和權力關係的懷疑態度，助長了社會分裂—後現代主義者認為真理並非普遍適用，而是由特定文化和權力結構建構而成。
此哲學主張中，語言被視為權力的主要工具，決定了人們看待現實的位置與視角，以及對現實的認識，因此後現代主義強調文化與真相的相對性，然而這種懷疑論與解構方法在二十世紀後期逐漸從理論過渡到實踐，成為所謂「應用後現代主義」的基礎，而該過程催生了具批判性的社會正義運動，將性別、種族、性取向、身心障礙等集體身分作為理解社會不平等與壓迫的主要框架。普魯克羅斯和林賽指出，這些基於「應用後現代主義」的行動雖旨在改善社會不平等，但其方法論往往過於激進，對進步主義和社會制度提出過於強烈的批評，指控其為維持壓迫性權力結構的工具，但這種邏輯導致過度政治化「知識生產」這件事，連科學都被重新定義為文化偏見的產物，而非客觀中立的工具；而強調集體身分的認同政治則忽視了人性的普世性，加劇了社會分裂與對立。
整體而言，這本書對批判理論及其應用提出了深刻的批判，認為其極端應用損害了自由主義、人文主義與科學精神的價值。儘管作者揭示了這些運動中的潛在危機，但其論述也存在簡化的傾向，未能全面考量批判理論內部的多樣性，也並未提出更具建設性的解決路徑。該書為當代文化與政治對話提供了重要的起點，但需要輔以其他角度的探討，才能全面理解這場「文化戰爭」中的複雜性。
捍衛啟蒙價值、反左膠的自由主義左派
本書一大亮點是其對後現代主義到批判性社會正義理論演變歷程的清晰梳理。兩位作者詳細闡述了從哲學理念到政治實踐的過渡過程，說明曾經的哲學上之懷疑論，如何逐漸被轉化為一套政治上實用的行動框架。他們認為，「社會正義運動」雖然起初以挑戰系統性不平等為目標，但在實踐中卻經常採取教條式的態度，這樣會壓抑了自由表達與公開辯論的空間。
當認同政治將所有社會問題歸結為無所不在的權力結構時，無意中削弱了個人的能動性、普遍人權的意義，並塑造出用政治正確「抓戰犯」的壓抑氛圍，也經常傾向將反對／反思的聲音視為維護壓迫者的表現，這種態度可能阻礙真正的社會進步。與其完全解構既有的社會機制，作者提倡以開放而辯證的態度探索解決問題的新方法，同時確保思想及言論自由，但本書亦有一個重要的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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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並非一本想要終結自由女性主義、終結反種族主義的社會行動，或者反對爭取LGBT平權的書。反之，此書來自於我們對性別、種族和LGBT平等的承諾，以及我們擔心這些理論的有效性和重要性，目前正遭受到「社會正義方法」所帶來的驚人破壞。這本書也不會攻擊學術或大學。完全相反，我們嘗試捍衛嚴謹的，以實證為基礎的學術和大學作為知識生產中心的基本功能，以期去抗衡左派的反經驗、反理性和反自由主義，因為這是一股威脅要賦權給那些反知識、反平等和反自由主義的潮流。我們同時也要排斥那些反自由主義的右翼勢力。
作者對基於身分政治的政治與社會行動可能帶來的危害，提出了有力批評。他們警告，過度聚焦於群體身分容易使社會將個人視為其所屬群體的代表，而非具備自主性與多__樣性的個體，而可能限制人們跨越身分界限進行合作交流的可能性。換言之，當每個群體都以對抗姿態追求自身權益，社會很容易陷入零和博弈的邏輯，導致群體之間的不信任和敵意升級。
對自由主義的讀者（或宣稱「反左膠」的另一種覺醒者），這些觀點極具說服力。透過強調普世價值與個人能力的重要性，作者倡議以超越群體界限的方式看待社會不平等，也才是真正符合倫理的行動。此論述為當前激烈的文化辯論提供了「理性」、平衡的視角，但它也輕放了人際間失衡的權力關係可能導致個人言說、行動與協商的能力與資本落差，即並非人人都如作者想像中「自由」。
事實上，認同政治與後現代主義之間存在張力，後者解構身分的同一性，而前者卻以身分為固定基礎進行權利訴求，反而更接近自由主義對普遍性的預設。認同政治承繼現代性對平等與本質的追求，同時運用後現代主義對權力結構的批判工具，但最終仍以現代主義的框架（如國家、治理、權利）為訴求目標。這種混雜性凸顯了它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親近性，也揭示其概念與相關行動之內在矛盾。
左膠與反左膠，一體兩面的後／現代性
儘管提出了重要的批判，《左膠是如何煉成的》一書中也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處。首先，作者對批判理論的處理過於簡化，將其統一描述為一種單一且極端的意識形態，忽視了其內部多樣性，以及它們彼此間互相批判也不手軟的事實。批判理論涵蓋不同視角和方法，並非所有學者都否定普世價值，過度概括不僅容易導致誤解，也削弱了該書的說服力，特別是對熟悉相關領域的讀者而言。
其次，作者梳理批判理論發展時（比如交織性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批判障礙研究等），常以極端案例切入，雖未全盤否認但確實淡化了系統性壓迫之經驗證據與歷史事實，更傾向將這些理論之分析實踐描繪成不合理的推論，忽略了這些研究問題的正當性和洞見，有點可惜。這樣的寫作方式或許能迎合對批判理論抱有懷疑態度的讀者，但其實也很類似他們批判的那些批判研究學者的風格。
該書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其二元的論述框架，將啟蒙自由主義與後現代批判理論視為完全對立的陣營，這種對立忽略了可能的中間道路，例如批判理論對權力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分析，可以與啟蒙思想強調的理性與個人價值相結合，形成更具建設性的解決方案。當代人權學者與倡議已在探索新的討論權利、義務、責任的方式，反倒作者未能探索這些視角，使該書在學術深度有所缺失。
書中將後現代理論比擬為一種近似福音派傳教的文化力量，暗示其對思想和行為的控制極為強大，但這種觀點可能誇大了批判理論的實際影響力；政治上，削弱左翼力量的不是「左膠」，而是極右派。後現代是現代性的延伸，甚至可說是其邏輯的結果，既挑戰__普世真理，也反思規範秩序的正當性。歷史而言，從神權、王權再到啟蒙，便是痛苦的過程，後現代思想則延續了這種挑戰權威的「傳統」。
批判觀點確實拓展了當代思考與想像的邊界，即使它們未必總能產生直接的政策影響，仍然具有學術及知識論上的價值，惟作者的批評卻混淆了批判理論中經驗性與規範性之間的界限。若更持平地回應批判理論們的困境—其經常過度強調反規範性（antinormativity），可能難以自圓其說對正義的追求，而其對權威、主流與制度的不信任，可能難以產出甚至拒絕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這雖是面向普羅大眾的書，但仍小心翼翼做出很多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惟恐犯了過度推論的錯，這在當前高度兩極化的公共對話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經常譏諷各種「後○○」理論的普魯克羅斯和林賽，最後仍選擇不去看見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師出同源且一體兩面的處境，而無力探索批判理論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啟蒙」在當代脈絡中被允許產生之新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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