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代接班  

習近平為追求個人集權，打破了黨內多項制度或淺規則，包括：隔代接班、黨內民主、黨政分開、集體領導。

在回顧了習近平集權的基礎後，第二部份將探討何以在習近平的集權之路上，竟然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制衡。

隨著中共20大將進入尾聲，各界關注焦點也集中到人事安排上──哪些人會進入政治局常委會，這些常委中誰會擔任總理、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等職務。至今台、港與西方媒體做出各種版本預測，各種預測差異不小，但都突顯了一個共同困境：習近平很難安排接班人。這個難題在5年、10年後可能為中共政權帶來天搖地動的危機。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2018年第二場的「秋季思沙龍」講座，10月20日以「1949中國內戰的70年後」為題，邀請到《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前社長潘文與中研院吳玉山院士對談。潘文判斷中國並不想跟台灣開戰，同時也沒有預料到跟美國真的會打起貿易戰。對於習近平政權的問題，他則說習太想控制資本家、又貿然取消鄧小平立下的規矩，這些都可能成為中國未來的政治與經濟隱憂。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建議修憲，廢除國家主席只能連任2屆的任期限制，外界普遍認為這是為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長期執政鋪路，遭來諸多批評，更有人揶揄習近平要「稱帝」了。國際知名的日裔美籍政治學泰斗法蘭西斯．福山日前投書《華盛頓郵報》，指出習近平長期執政可能為中國帶來的後果，更直言中國的「壞皇帝」回來了。

中共十九大閉幕，習近平集權的圖謀，基本成功。儘管，在7人政治局常委會裡，習近平派系僅占微弱優勢，但在25人的政治局（包括7名政治局常委在內）裡，習近平的人馬，即「習家軍」，多達15名，占到5分之3強，即60%。加之，前幾年，習近平已經分別控制軍隊和武警，近兩年，習近平的親信和心腹紛紛躍升地方大員，大部分省份，包括4大直轄市，盡歸習勢力掌控。到十九大開完，可以說，「習家軍」全面上位。

今年中共十九大被外界稱為「習近平的個人秀」，從政治局委員、常委布局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寫入黨章，宣告「習核心」時代正式啟動，習近平也將成為繼毛、鄧之後，權力最大、最集中的中共領導人。中國旅美政治學者、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治學教授裴敏欣直言，習近平對政治局的掌控，讓他有理由延遲決定接班人，進而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延續自己的政權。《外交》（ForeignAffairs）雜誌1日刊登裴敏欣的文章「回歸強人統治的中國：習近平權力爭奪的意義」（China'sReturntoStrongmanRule：TheMeaningofXiJinping'sPowerGrab），文中分析今年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落幕，開啟中國政治的新時代，中共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近2300名黨代表通過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思想）寫入黨章，成為中共指導方針的決議。僅有少數觀察家知道「習思想」究竟是什麼─也就是維護中國一黨專政，成為全球強權的無固定型態思想的集合。當中最立竿見影的政治象徵意義為，共產黨將習近平意識形態提高到與毛澤東、鄧小平同等水平。這只是習近平在黨代表大會上取得首項重大政治勝利的端倪，第二天，黨代表們選出了7位習近平安排的「效忠者」，他們所有人的年紀都太大，不可能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取代習的位子，因此，習近平的統治還能在延續15年，甚至超過15年。

如何管理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毛澤東的選擇被鄧小平部分否定，鄧選擇了「隔代指定接班」、「集體領導」的模式，但透過19大的人事安排，習近平選擇了回歸毛時代。習近平在中共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並未依據中共政治「潛規則」，安排兩名接班人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擴大了外界對他不準備任滿10年下台的想像空間。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主政時代的中國，歷經了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諸種政治波折，從這些波折中爬身而出的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的新時代。深受毛主政時期個人崇拜、獨裁政治之害的鄧小平，在翻身主政之後，逐步推動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集體領導」體制，以及避免受派系政治之害的「隔代指定接班」體制。鄧的晚年，當身體健康逐漸亮起紅燈時，他曾經表示，將國家前途寄託在一個人的安危上是不健康的，足見他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思維，是在西式民主與東式專制中間，企圖找出一條「集體領導」的道路。鄧小平1997年去逝之後，後繼者江澤民基於權宜，創造出「七上八下」（67歲繼續任職、68歲退下）的規矩。江時代的實踐，觀察習近平反腐過程揭發的軍隊買官賣官問題可知，江是以「大家發財」的方式收攬人心、建立派系。這已經是對鄧小平「集體領導」模式的一種背離。受鄧指定的胡錦濤，根據「隔代指定接班」的原則，在2002年順勢上台，面對江澤民以「大家發財」模式建立起的盤根錯節權力結構，無從施力，只能「不折騰」度日。2007年坐上「儲君」位置的習近平，透過5年的近身觀察，深刻體會到江澤民系統「大家發財」模式建立起的派系，時刻左右著中國的政治走向，綑綁著胡錦濤的一言一行，鄧小平建立的「集體領導」、「隔代指定接班」，根本無法適應當代政治環境。如何打破這種江式「大家發財」模式？習近平選擇了反腐，透過2012年就任中共總書記以來的一系列反腐作為，習近平既清洗了腐敗，也清洗了敵對派系，打下當前「唯習獨尊」的局面。問題在於，再來呢？要回歸「集體領導」、「隔代指定接班」嗎？習近平拒絕，他選擇回歸毛時代的一人獨裁、唯我獨尊，既粉碎了江澤民的「大家發財」體系，也打破了鄧小平的政治繼承模式。回到毛澤東主政模式，一個問題是，悲劇會重演嗎？領導人的錯誤決策無人可以置喙的結果，會不會造成一人錯、14億人慘的後果？這仍有待後續觀察。另一個問題，不管習近平是不是犯下錯誤，問題在於習近平不可能千秋萬世，習近平之後呢？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繼承的亙古難題。摧毀一切枯朽，是歷經文革如習近平者的抱負，但問題在於「制度」，沒有政治繼承制度的中國，將永遠只是中國3千年封建制度血腥歷史的輪迴再現，難論成為解決西方民主制度困境的「模式」。

美國的中國事務觀察家說，他們最關注的是19大是否指定了習近平的接班人，因為這不僅關係到中共權力的有序過渡，還關係到習近平是否會走向獨裁，而且這種獨裁是否會造成高層派系反彈從而引起政治不穩甚至危及中共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