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慶政府  

在一條河上，同一處地點，兩次走進河中。同樣的河流，同一下水處，可是河水已不是原來的河水。這還是同一條河嗎？一個價值，自古至今，再到未來，都會不變與永恆嗎？當下，我們該如何看待蔣介石？

到底衡陽保衛戰有多麼重要？值得中共當局將《援軍明日到達》這部反應衡陽保衛戰的電影下架？也讓筆者在風傳媒上發表整整三篇長文來討論這場戰役？同一時期世界有那麼多扭轉二戰局勢的戰役在打，就算從國軍的角度來看恐怕也更樂於討論同一時間在緬甸打的密支那（Myitkyina）戰役，或者中國遠征軍對怒江西岸的反攻。至少在滇緬戰場上，國軍是不斷在贏得勝利。

「有主權才有國家！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由此可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曾在1949年短暫擔任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將軍（1896～1980）在他的回憶錄──《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中指出，1937年（民國26年）7月底的某日下午，他奉令與何應欽、顧祝同、張治中、陳誠、徐永昌等高階將領到南京的蔣中正官邸餐敘……在飯桌上，蔣中正詢問大家對日本的看法。結論是，既然我們已決心抵抗，我們必須積極主動在上海開闢第二戰場……發動進攻把侵華日軍分割開來；其次，鑒於上海是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一旦爆發戰事就會招來國際干預……從戰略上來看，黃河流域的大平原易攻難守，而布滿河流、湖泊、小溪的上海地區是易守難攻的。再者，黃河流域通過兩條老舊的鐵路──平漢線與津浦線；而上海地區布滿了公路網及幾條鐵路，最著名的是滬寧路與滬杭路。（註一）縱橫交錯的公路及鐵路網非常有利於物資（與軍隊）運輸（註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清共；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在武漢分共。八月七日，中共在武漢秘密召開「八七會議」，以年輕氣盛的瞿秋白取代陳獨秀，確立武裝暴動對抗國民黨的新路線。

今年是鄂西會戰爆發80周年，在台灣的我們對這場戰役最大的記憶無疑是胡璉將軍率領第11師將士死守石牌要塞，擊退日軍攻勢打出所謂「東方史達林格勒」的奇蹟。由於胡璉為前副總統陳誠的手下愛將，在古寧頭戰役中立下大功，又在八二三砲戰期間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國軍提及1943年鄂西會暫時首先提到的都是他的貢獻。

香港科技大學創始人之一齊錫生教授新作《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出版，21日與《重探抗戰史》編者郭岱君座談「烽火中的國家與民族：重探現代中國的關鍵年代」，齊錫生從黨、政、軍三條線追索抗戰時期，直指當年的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三者不能畫上等號，即使軍隊也是地方軍不令中央軍之命的狀態，可以說，抗戰八年就註定國民黨敗逃台灣的命運，因為國民政府兩大失誤的政策─徵兵徵糧，耗盡了僅存的民眾支持；而益形僵化的國民黨，則完全喪失扭轉中國政治格局的動能。

造成財政困難最直接的原因無疑軍事潰敗。

史迪威在與蔣介石個人關係惡化後，向美國政府領袖們灌輸的觀點之一，是蔣介石內心其實不想認真抗戰，只是妄圖借美國之力獲取勝利成果，而蔣介石熱心引進美國空軍作戰，為的就是代替中國陸軍作戰，以圖養精蓄銳留作將來內戰使用。同樣地，蔣介石要求大量進口美國武器，也不是供應前線作戰，而是暗地進行囤積，準備打內戰去消滅國內政敵。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台灣省政府成立，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宣誓就職。魏道明立囑彭孟緝「自今晨起解除戒嚴，結束清鄉，停止新聞、圖書、郵電檢查，及撤消交通、通訊之軍事管制」，並在台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上發表施政報告時說：「省政問題雖然是千頭萬緒，亟待解決者很多，然而，在省政府成立之際，吾人覺得最急迫者即是因二二八事變所產生非常狀態之復原。」當然，振興經濟才是根本，「台幣之法幣匯率，亦自今日起，自四十提高至四十四」，魏道明說他的三項對策是求謀經濟的安定、推進復興工作、改善大眾經濟。

抗戰期間，日軍占領了中國半壁以上的江山，北平、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長沙、衡陽等重要都市，一一落入日軍之手，但日軍卻始終沒能進攻國民政府的抗日中樞重慶。

很多人不解，1941年，日軍深陷中國戰場超過4年，已感後繼無力，為何還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偷襲珍珠港、菲律賓，掀起太平洋戰爭？向東南亞進軍，與英美為敵，雖然旗開得勝，卻為自己開啟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其決策過程與內中情由複雜且微妙，值得探索。

今年2月15日，是新加坡淪陷80周年，在星馬華人的集體記憶中是日軍實施「肅清」的開端。原來是從30年代開始，就有陳嘉庚與胡文虎等僑領號召東南亞華僑向國民政府捐款抗日，激起了日軍的憤怒。國民政府在抗戰時的國防經費，有2/3來自東南亞華僑，而經由這些經費採購的武器，都曾經於沙場上大量殺傷日軍，自然不可能讓佔領新加坡的日軍對華人有好臉色看。

在明知違背埃德加·斯諾（EdgarSnow）家人的意願的情況下，中共仍然再次將他作為宣傳工具。此時，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已經離世將近半個世紀。

連續花了兩周的時間，介紹了1941年中華民國與蘇聯的關係，今天終於是時候該進入主題了，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7月，所以大家很自然就下意識認為，1921年7月1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紀念日。到了2021年7月1日，自然就是所謂的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至少中共官方都是這麼訂的。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除凸顯執政黨只靠意識形態治國、管理無能外，更暴露出台灣在國際間被孤立的現實困境。美國姍姍來遲的少量疫苗只占其九牛一毛，距離島民基本需求的相差甚遠，杯水車薪，「美國爸爸」還是未能完全依靠。而那個「祖國」仍陷於政治紛爭，上海復星BNT因「中國因素」而障礙重重，中共下的任何品牌疫苗無論「贈」與「售」皆渡不過海峽。結果，台灣這防疫模範生南柯一夢，只剩下護國神山台積電的交換價值。

德意志電台和《焦點》雜誌希望能在逐漸重啟經濟的中國找到可以借鑑的地方;《南德意志報》關注到，中國的無症狀新冠病毒陽性者沒有進入確診的統計數字，而這違反了世衛的規定。

在這個世界上有兩種生物沒事會突然去集體自殺的，一種叫做旅鼠，另一種叫中國國民黨。讀中國國民黨從大陸到台灣的黨史，最應該從其中記取的歷史教訓，就是中國國民黨從來不記取歷史教訓，一再重複過去已經發生過的，自己搞死自己失敗崩潰而最後滅亡的故事。

有部電影叫做《活著》，是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戲劇片，裏頭在講述一位叫做「福貴」的平民老百姓，如何撐過國共內戰、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事件（題外話：男主角是葛優，也就是讓子彈飛的湯師爺，大喊「噁心」的那位）。《活著》出產於1994的上海，一上映後男主角就獲得了坎城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又在明年獲得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非英語電影。

中共十九大前夕，政治局委員孫政才突然被官方宣佈正在接受中紀委立案調查，並不再兼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接任者是中共貴州原省委書記陳敏爾。此前，孫政才一直被外界譽為中國的政治新星、未來的接班人選之一，如今卻因涉嫌嚴重違紀被中紀委調查，不禁讓人感嘆他真的是「起個大早，趕個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