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足文化  

全面服務的定義其實很簡單：客戶需要什麼，我們就提供什麼。但這樣單純的宗旨，做起來卻是複雜、立體、跨時而無邊無際的巨大工程。

矢內原忠雄早在192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就頗具洞見的指出：「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實際上隨著嘉南大圳的通水，沉重的水租不只造成農民負擔，也出現許多地主因為入不敷出而典當、賣子、賣妹以納水出租的新聞。像「『咬人』大圳」、「水害組合」這樣的嘲諷稱法反映地主階級對嘉南大圳事業的不滿，與抗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成為重要的反對力量。（註一）

在臺北工作了三十年，絕大多數的時間，我居住、工作的地點都和「張」有關。任職《人間雜誌》時，住在「六張犁」臥龍街底一棟和同事合租的公寓；後來轉到新店民權路的《大地地理雜誌》，那兒的老地名是「二十張」；結婚後搬到中和連城路，有一天我問了問丈母娘，那兒的老地名叫什麼？她說叫「二八張」，再過去一點，「遠東ABC」那兒是「四十張」。

由基隆市區沿著國道一號南下，出了基隆端隧道後，一路會經過八堵、七堵、六堵、五堵，然後進入汐止、南港，臺北在望。可是四堵、三堵、二堵、頭堵哪兒去了？四堵在坪林，三堵、二堵、頭堵在宜蘭冬山鄉。多麼奇怪的排列次序！

身為傳統的中國母親，我曾經覺得從小就應該讓孩子少碰錢，的確，教育孩子不看重錢是一種美德，但是，培養理財智商和這種美德之間並不矛盾。最懂得經營錢的猶太人反而最反對做守財奴。

「超過6成的民眾希望政黨輪替」就因為這點，參與2024選舉的在野黨，至今仍有不少人期待在野勢力整合出一組總統候選人，挑戰執政8年的民進黨，完成政黨輪替。

陳儀在台灣二二八慘案時，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二二八發生後，1947年3月6日晚間8時，陳儀向全台灣民眾廣播：「中華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寛大，不以怨報怨。我們對於本省自己的同胞，難道還會不發揮寛大的美德嗎？…言而有信，我的話完全負責。」陳儀是公然欺騙台灣人民。事實上，他在3月2日就已開始向蔣介石請兵，隔天7日更發電報給蔣介石：「目前我因限於武力，十分容忍，第二十一師到達後，當收斧亂之效。」他承認暫時誆騙台灣人，等援軍到，即將對台灣人大開殺戒。這位中國官員既欺詐又殘酷，是造成二二八慘案的最大殺人魔。

在國民黨黨國統治時代，有所謂的「光輝10月」，而月底的蔣介石壽辰是光輝10月的最後一個節日。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統治台灣的年代，有兩人擁有「蔣夫人」名號，一位是深居宮闈甚少公開現身的蔣經國夫人蔣方良，另一位則是掌握政治實權、是皇后也是女皇的蔣宋美齡。

在電影《永遠的0》中，主角宮部久藏看似是一位迫於無奈而參戰的飛行員，但依舊為他主動選擇成為「神風特攻隊」的行為披上了一層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的外衣。同時，強調所謂家庭意識，來悄悄操弄當代觀眾的戰爭認知與史觀。通過對宮部久藏家族之愛的刻畫，將侵略戰爭美化成為一場為了保衛家人而不得不進行的自衛戰。片中另一個典型例子是這麼一個情節：一群年輕人聚餐時談及神風特攻隊的話題，有人議論「當年的神風特攻隊跟如今自殺式恐怖分子不都是一回事，都是被洗腦了」。結果，主人公佐伯健太郎拍案而起，予以反駁：「不一樣！特攻隊日標是航母，而航母是武器、和對平民進行無差別襲擊的自爆恐怖分子完全不一樣！」於是，在《永遠的0》為觀眾構建的語境中，神風特攻隊成為軍國日本英雄主義的實踐者。

在二二八慘案期間，陳逸松可能是最大尾的「台奸」。坊間有不少敍述他的文章和書籍，主要是他自己和有心人士做很多擦脂抹粉的工作，竟然捧成台灣的先賢。本文特別列出他不要人知的另一面，我們要看一個人的所作所為，而不是他的大放厥詞。

自六○年代起，蔣經國對台籍人士的觀感及實際應對，與兩個因素密不可分：一是美政府開始關注本省人未來的政治動態，亦即華府對台政策開始出現微妙的風向轉變，二是小蔣本人從幕後走向台前的轉折。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蔣介石欲利用中國大陸發生饑荒而發起軍事行動，但遭甘迺迪總統無情的壓制，這也使他想借助美國之力反攻復國的希望益加渺茫；對華府而言，當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黨政府重回大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時，那麼人口佔絕大多數的本省籍百姓，其未來動向便值得密切關注。如前所述，一九六一年夏天美政府一度決定核發廖文毅的入境簽證，儘管國務院在最後一刻剎車，避免與蔣介石決裂，然而不少觀察家皆將此視為美方改變對台政策一項試探性的舉措。

大家到底在興奮什麼？這只不過是另一部黑幫電影。

引言：《二二八反抗運動》於2017年出版，2022年增訂。由於我的關懷始終聚焦於遭密裁（暗殺）的受難者，所以進一步研究了「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而有第3章「民主奏鳴曲」的增補。此一研究，更確立二二八事件為大規模的爭普選運動。一份密裁名單，透露二二八事件民主運動的訊息，更道出他們受難的原因，這一切研究，只有一個心意，希望二二八受難者重返榮耀。

關於《教父》，該我說的，我大致上都說了，而且，該讚揚的也都讚揚了；我也早就清楚表明，關於這個案子，馬里歐．普佐（MarioPuzo）做了「最艱鉅」的工作，這正是他的姓名會出現在片名之前的理由。我對這部電影的特殊價值，乃是由於我的義大利-美國的養成背景，以及我對紐約義大利人的熟悉；譬如他們談話的方式，他們的風格和獨特的氛圍，以及他們所看重在乎的種種。那種道地的文化傳統，遍佈在一道由黑幫所驅動的劇情軸線上時，便賦予《教父》某些新意。確實，如果將這部電影與過去許多黑幫電影比較，甚至是偉大導演的傑出作品，如霍華．霍克斯（HowardHawks）的《疤面人》（Scarface,1932）中，就是由意第緒語劇場出身的保羅．茂尼（PaulMuni）精彩地扮演拿坡里人艾爾．卡邦（AlCapone）。

自從1975年邂逅了《教父》，於我，已然是近半世紀的糾纏矣！在超過30年的教學生涯裡，我無數次以《教父》和《教父續集》為教材，無數次擇取其中許多片段來討論電影表演、攝影、燈光、場面調度、剪接／蒙太奇、潛文本、對話、音樂、音境、展現並解構「美國夢」、電影節奏與結構種種……我大約是全國最熟悉《教父》的人之一吧？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眾所周知，台灣時期蔣經國的政治生涯始於情治、特務、敵後與軍隊政工，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國安議題，其內容與威脅來源由領導人定義，而後下達各部門來執行，套句小蔣本人的話，國安工作「要作領袖的耳目，對黨國負革命安全之責。」以今日民主時代的標準來衡量過去這段歷史，兩蔣父子作風被視為「獨裁」，不足為怪；而小蔣受命督導情治工作，其對五○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所應負之政治責任也無從迴避，但若把時光回溯至半個多世紀以前，或許我們更想知道，當時參與其中的蔣經國，其內心的想法究竟為何？

一名台灣登山家孜孜不倦地繪製登山路線圖，帶領當地人攀登，並向他們介紹自家的美景，希望能讓台灣成為徒步旅行熱點。

從1900年代起，美國人就喜愛上中國幻想、性愛、謀殺、偵探、藝術和美食的勁辣熱炒。在書報、雜誌、庭院、餐廳、農場、電影銀幕上及1920年後的廣播，中國文化前所未有地進入了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美國進化為製造業王國後，也創造出對「真實」地方和情感的渴求。比起美國人正創造的井然秩序及甚至有些乏味的文明，中國填補了那個更有智慧、更具異國風味的文明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