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安.鄧納姆(AnnDunham)就不一樣,她很有主見。她是我外公、外婆的獨生女,高中時就很叛逆,讀披頭族詩人和法國存在主義者的文章,跟朋友到舊金山玩好幾天,卻沒有告訴任何人。小時候,我從她那裡聽說過人權遊行,以及越南戰爭為何是一場誤導性的災難。我還聽她談起婦女運動(她熱中同工同酬,而不熱衷除腿毛)和向貧困宣戰。我六歲跟著母親搬到印尼與繼父同住時,即使當地每個官員似乎都貪污,但她一定會解釋政府貪污腐敗的罪過(「這就是偷竊,巴瑞」[Barry,我的小名])。後來,在我十二歲那年暑假,我們全家去美國本土度假一個月時,她堅持要求我們每晚觀看水門事件聽證會,並發表自己的評論(「對於麥卡錫主義者(McCarthyite,譯註:意指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指控他人犯下顛覆、叛國等罪行),你還能指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