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翟志成  

楊儒賓教授當選了中研院院士，昨晚消息公佈時，是我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先通知我。我看到新聞，非常高興，也感到有點意外。畢竟，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都沒有得到中研院院士的頭銜，那楊儒賓老師算是第一個做「中國哲學」而在台灣得到最高肯定的新儒家學者。錢穆先生、余英時教授、王汎森教授學術深厚博大，得到中研院院士順理成章，不過他們的專業領域都歸屬於「史語所」。而錢穆取得院士的資格，比提名時間（1948）晚了二十年，直到1968年才取得，此與錢穆本人的捍衛中國傳統思想的觀點有關。五四時期，以胡適為主的陣營取得了勝利，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強烈的批評，以現今的觀點來看，對中國傳統進行了「妖魔化」，進而提倡西方的自由主義、實用主義，以圖改革中國社會政治，擺脫中國被列強入侵、積弱無力的命運。雖然，後來余英時、張灝等學者都提出五四知識分子並非徹底打倒中國傳統，而是對其作出重新評價，但五四時期那些極端的批評，早就深入當時中國理想青年的內心，胡適在早期幾乎把過去中國文學的傳統推倒：

第一次和吳詠慧見面，是在四年前。那時伊似乎還沒有姓吳，也不叫詠慧，而是和區區在下一樣，取了個俗得讓人聽後就忘了的名字。害得我在過後的四年內，老是把他和臺大歷史系某教授的名字搞混在一起。當時伊是哈佛大學東亞系快要出爐的新科狀元，到夏威夷是為了參加第一屆國際朱子學術討論會。我和吳詠慧同文同種再加上同年同專業，這次又同在一個地方開會，經金恒煒兄替我們引介，很快便熟絡起來。

兩年前的暮春時節，鶯飛草長，蝶舞蜂喧，怒放的紅杏和漫天揮灑的白櫻，把整個柏克萊校園淹沒在紅白相間的花海。那正是柏克萊絕美的時刻。而我，為了吃一口飯，馬上就要萬里迢迢遷徙到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國。在校園徘徊躑躅，幽徑旁的每一叢花樹，每一株綠草，都在牽曳著我的衣衫，阻滯著我即將遠離的腳步。我在柏克萊居住了十年，十年了，人生還能有幾個十年？柏克萊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和我靈犀相通、血脈相連。何況，那兒還有三十年來和我一道飽經憂患、打死不離的胞弟，還有燕爾新婚的妻，怎不教我遲遲其行，難以割捨！

我和翟志成首先結的是文字因緣。七十年代初，我在報章上讀到一連串翟志成寫的有關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翟志成曾親身經歷文革煉獄，目睹過文革時期各種非人慘烈的暴力行為，他寫出來的文章，血和淚流，讀來震撼人心。我開始與他通信往來，以文會友。

他說的「統一有什麼好，不統一有什麼不好」這句話，破除了我當年認為「統一是天經地義」的迷思。

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文革期間翻山越嶺逃來香港的學者翟志成，曾講過他當年逃難的心情，當他走到精疲力盡而仍然未到邊境時，他根據從小在大陸學的歷史常識，忍不住想：為什麼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若多割點地，我不就可以早些到邊境了嗎？

「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國、把財產移往外國，卻叫香港人愛國，去大灣區謀生，要他們的子女接受國民教育，這就是「以理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