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失敗者回憶錄149：告別《九十年代》
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的《李怡語粹》一書中，有一章「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收錄了我主編這本雜誌28年4個月共十一篇自述編輯心路歷程的文章，從「發刊詞」到「休刊詞」，最後一篇是「我們完成了怎樣的歷史任務」。
在1998年5月號的「休刊詞」中，我說創刊不久交的朋友，許多那時都還是大學生或資淺學者，現在不少人已經是名醫、銀行家、大學教授以至大學校長了，而我28年來沒有升職，仍然每月組稿、看稿、寫稿、採訪、整理談話記錄，做的都是同樣的事。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少年頭確是白了，有沒有悲切呢？我可以坦然地說：沒有！因為這28年多，是非常充實的人生。表面上每個月都做同樣的事，但實際上每個月都有新鮮感。
跟著下來這段話，我至今仍然在胸中迴盪：「我們以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時光，去經歷過去兩岸三地翻天覆地的變化。翻閱28年多的刊物，上面記載著時代的變化，也記載著自己過去的歲月，更記載了我們在時代變化面前的思考。這些變化與思考，已經壓縮成了一小塊，被置於我們的腦子裡，使我們思想清晰，不再迷惑。不僅是讀者、作者、編者共同創造了這本雜誌，而且是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們。」
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不是政治因素。儘管我對九七後言論自由的空間不樂觀，但那時主權轉移未滿一年，司法獨立仍然對言論自由有足夠的法律保障。也不是經濟因素。因為我們在財政上雖不寬裕，但仍然站得住。休刊是基於社會現實的因素。
過去在兩岸三地都存在極大變數的時代，《七十》《九十》都會接到許多來自讀者的尖銳、深刻的文章，編輯部同仁也會廣收資訊寫出深入報導。而在海峽兩岸的言論封閉時代，或在九七問題雖有定論卻仍有議價的期間，這些文章不僅在香港和海外擁有大量讀者，也會「外轉內」對台灣和大陸發生影響。
1998年，台灣民主體制已經建立，自由媒體已經到了有點氾濫的程度；香港主權轉移後社會似乎沒有大變化，人民的法律權利仍然維持；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專權政治並行的局面，就看不到會有改變。在兩岸三地都處於凝固狀態之下，媒體主流若非教人賺錢就是教人花錢，煽色腥與扒糞文化爭輝。我個人並不反對這些社會文化狀態。坦白說，我自己有時也會看這類圖文。畢竟政商娛也確實有他們竭力要掩蓋的糞坑。不過，這樣的社會氛圍，就使嚴肅政論刊物的生存空間難以擴大，只會缩小。
28年多，我們雜誌刊登了許多好文章，產生了不少新寫手，一些具寫作和思想潛能的知識人，在《七十》《九十》中找到他們發表作品的園地。他們也許未必會想到，從接到來稿到刊登在雜誌上的過程中，背後的編輯人員和營運人員的辛勞。一本嚴肅月刊和一本娛樂週刊不一樣，即使看的人再多，據說商戶也不會認為適合在這樣的雜誌登廣告，每月一次的銷售量也養不起較多的工作人員。因此，我們一向以來都只有幾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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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共同理念，自1981年脫離左派陣營後，《九十年代》的員工大致上都相當穩定。主要員工都在本刊工作十年以上。負責營運和財務的是葉翠雲；執行編輯是方蘇，他兼管香港新聞的審稿與評述；負責大陸新聞的是常壽林；負責台灣新聞、後來派駐台灣既管經營又兼編務的是邱近思。他們都非常辛勞。尤其是方蘇和邱近思，都一直單身，而且也白了少年頭。而我則統籌香港、台灣兩個版本的規劃，每期寫作一些重點文章，聯絡外界，接受訪問。我很忙，但享有雜誌帶來的名聲與光環。而他們，只是默默奉獻，非常辛苦地奉獻。我對此不會無感，只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1997年，常壽林不幸病逝。11月，方蘇向我提出，他想工作到1998年7月。他說他早年追隨趙少昂學畫，為了參與《九十年代》工作，他放下畫筆十多年。常壽林去世，使他感到人生無常，年歲漸大，再不回到畫室就沒有機會了。他的想法我很能夠理解，也感謝他十多年的奉獻。
1987年，月刊的全部工作人員，前左起：邱近思、李怡、葉翠雲、方蘇；後左起：周賜傑、黃國忠、常壽林、馬奇金、魏天斐。（作者提供）
常壽林去世，方蘇請辭，我也想到自己的年紀。那一年我已62歲，以這樣的年齡擔任總編輯已感吃力，若再兼執行編輯，恐怕就力不從心了。再請人吧？財政上還可以，但在那時候的社會氣氛下，願意為理念而奉獻的人已很難找到，常壽林歿後補缺都不易，負重責的執行編輯就更難了，何況聘後還要加以訓練融合。
另一位在台灣任台版總管和編輯的邱近思，兼顧所有在台的事務，工作繁重到使當時在台灣的學者翟志成說她過著「半個月像人，半個月像鬼」的生活。她還年輕，仍然願意堅持下去。但香港版若結束，台版沒有了香港雜誌的特色就失去定位。我覺得也該讓她告別「半人」生活了。
1998年4月號我發表將於5月號後結束的告讀者書。在香港、台灣和海外的回應之洶湧，讓我有點吃驚。
失敗者回憶錄150：休刊的社會悼詞
社會對休刊的迴響，有點像追悼會人們的講話：都是溢美之詞，沒有批評亡者的聲音。實際上我主編這雜誌28年多，怎會沒有錯誤或不足之處呢？
《九十年代》1998年4月宣告將在5月號之後休刊，無論在香港、台灣和外國，都激起竟月熱烈的迴響。香港電子媒體追踪，報刊社論、專欄評論、名人發表感想之多，超乎我的想像。連時尚雜誌「Esquire」也出了關於《九十》休刊的專輯。《九十》也收到了歷年來許多作者的回憶文章，和雪片般的讀者來信。
香港電台的鏗鏘集以幾乎整個月追踪的方式，跟拍我和方蘇在那個月的活動，拍成題為「從那條路走過來了」的記錄片。壹週刊的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不僅在香港採訪，還追隨我去台灣，為了寫一篇關於《九十》休刊的報導。這位文字記者是屈穎妍。她是我香島中學的小師妹，那時她還沒有走上另一條路。
社會對休刊的迴響，有點像追悼會人們的講話：都是溢美之詞，沒有批評亡者的聲音。實際上我主編這雜誌28年多，怎會沒有錯誤或不足之處呢？
我們的作者、旅日的劉黎兒（筆名黎婉）在文章中說，日本報紙和許多長年讀這本雜誌的日本朋友問：「沒有《九十年代》，香港怎麼辦？」劉黎兒這位日本通說，這句話所表達的意思，就是日本人常說的「貴重的存在」，「這種存在彷彿是空氣，一旦沒有了，人們才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她說：「關心香港的日本人長年把《九十年代》視為香港的象徵，新聞界經常引用《九十》的報導，最具權威的學術機構和媒體邀請李怡來日本參加研討會，或到香港採訪李怡。這在一、二十年前就開始了。」
另一位作者陸將姬，講到《九十年代》的國際影響。他說以哈佛大學為首的多間著名大學，與台灣教育部聯合創辦了「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學生不少後來都成為美國官員。1997年該所出版了一本《從精讀到泛讀》供學生閱讀，共收錄52篇兩岸三地書刊的範文，其中有15篇來自《九十年代》，是收錄最多範文的媒體。
台灣的報刊也有很多報導評論《九十年代》休刊。著名評論家司馬文武撰文說，這本雜誌是華人社會的言論重鎮，從左派轉變為一份善盡知識分子言責、評論中國時政的刊物；它「關心台灣黨外運動，當時仍在戒嚴高壓之下的台灣，必須從這本香港雜誌中才能了解台灣發生什麼事」。
休刊號刊登了4月10日我們在台灣舉行的「兩岸關係新框架」研討會。與會者包括主席沈君山、時任政大教授的馬英九、民進黨前副秘書長陳忠信、民進黨立委林濁水和台大教授周陽山。當時這些重量級意見領袖，都談到他們和《九十年代》的淵源。陳忠信說他在美麗島事件受審時，其中一個重要罪狀就是看《七十年代》；周陽山說他高中開始就看《七十年代》，幾乎每一期他都翻閱過；馬英九說他在美國念書時是看《七十年代》長大的，儘管他們曾經辦過批判《七十年代》的學生刊物，但也因為它的刺激，使他思考很多問題，發揮很大的啟示作用；沈君山則在開場白和結束語中，說了一些感性的話，他說：「辦雜誌是艱苦行業，辦有原則的雜誌是更艱苦的行業，辦有原則而以探討中國或兩岸問題為主旨的雜誌，就更更艱苦了。李怡先生堅持了28年，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但它的貢獻，歷史自有公論，路永遠沒有白走的。《九十》有它歷史性的角色，我想在座各位朋友，無論政治立場，都會同意這點。」
時任高雄市長的吳敦義來函，對《九十》停刊「不勝扼腕」，稱《九十年代》「善盡言責，評論時政均本知識分子之道德勇氣，向為香港言論獨立、崇尚自由的重要標杆」。
香港《明報》發表社評說：「《九十年代》是一份立足香港、放眼中國的政論雜誌。許多關心中國和香港政治發展的人，不管是否認同該刊的觀點，都曾經是它的讀者。」政界的司徒華、張文光也都在報章寫了文章。
時尚雜誌「Esquire」中文版也刊登《九十年代》休刊的專輯。（作者提供）
最特別的是中聯辦前身新華社的前台灣事務部部長黃文放，不用說他既是中共黨員更是負責台灣事務的幹部，他寫了一篇「李怡和共產黨的三十年恩怨」。文章說：「不管人們是接受它、認同它還是反對它，都只能實事求是地承認，李怡和他主持的《九十年代》，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海外一整代知識分子的政治思維。關心政治、關注中國發展的海外知識分子，從大學校長到一般留學生，很少人是全然沒有看過這本雜誌的。」
他提到七十年代保釣期間，多批台灣留美學生去北京，黃文放曾陪同其中一批與周恩來談話，周「多次提到《七十年代》和李怡，都是肯定的話」。後來的分裂，他認為是我和海外知識分子不了解共產黨，而黨對海外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也不了解，缺乏寬鬆、寬容政策，所造成的結果。他深以這種決裂為憾。
另外，當時負責新聞界和統戰文化界的中共黨員羅孚，也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共香港工委曾經派他做「說客」，勸我不要轉向。他說「奉命去了，但無結果覆命」。他說：「初時尚覺惋惜，最終則承認《七十年代》的自立而獨立是一條『出於幽谷，還於喬木』的正道，而不是邪路。若繼續在矮簷下，會成為引入注目的《九十年代》嗎？」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