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拯救資本主義  

探討一個國家、甚至一個文明的成敗興衰，一直是一個吸引人卻又難有亙古不變答案的大題目，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頒給這個領域的學者。

隨著美國大選結果逐步明朗，未來拜登領導下的美國如何處理與中國關係成為國際政治看點的同時，英國也在反思過去幾十年來與中國的互動，探索今後雙邊關係何去何從。

2016年初民進黨再度取得政權之後，內定的行政院長林全前後找過我兩、三次，希望我接任「中華民國駐WTO大使」一職。第一次當面邀約，我說回去考慮一下，大約一週之後我以簡訊回覆婉拒。又過了一個多月，他再打電話來，說大使擬聘名單要送上去了，他還是覺得我比較適合WTO，問我要不要再考慮。我的回答仍然是婉謝，這是第二次婉拒。再過了十幾天，開車時又接到林院長電話，他說大使名單與高層討論後只對WTO大使人選有意見，希望再來問我一次。這已經是第三次詢問了。基於種種當時情境的考量，我是在非常特殊（或是完全不期待）的情況下做了「外交官」。順便一提：除了這個駐WTO大使一職，執政團隊沒有任何人給我任何其他職務要約，我也沒有提出過任何職務要求。台灣的一些媒體或媒體人喜歡「作文比賽」，我對於「毀人不倦」的「䶢金病」一向懶得理會。

與此同時，政黨也改變了方向。當所得與財富開始集中在頂層，且政治競選活動的成本飛增，過去仰賴（向上傳達會員觀點的）州與地方性組織的政黨，開始變形成為由上而下的大型募款機器。在屈服於競選經費飛增的壓力之前，共和黨早就跟大公司、華爾街、富裕的贊助者的偏好緊密結合，現在連民主黨也變得跟同樣這些有錢利益團體亦步亦趨。民主黨眾議員科埃略（TonyCoelho）洋洋得意地說：「不論企業喜歡與否，他們都必須跟我們打交道，因為我們是多數。」自科埃略於一九八〇年代擔任民主黨國會競選活動委員會主席之後，就開始對美國企業敲詐勒索。科埃略的民主黨很快就跟共和黨從企業界與華爾街金庫取得的捐款不相上下，但是，假定大公司得依靠民主黨國會及這些公司對兩黨的慷慨大方，被證明是一種浮士德交易（Faustianbargain）。民主黨仰賴大公司在一九九四年變得明顯，許多民主黨議員投票反對柯林頓總統的醫療保健計畫，因為他們的企業贊助者反對這項計畫，數日後的大選中民主黨遭到選民痛擊。

想當年，經濟給人希望，努力工作會有回報，教育是人們向上發展的工具，貢獻最多的人獲得最大的報酬，經濟成長創造了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大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在他們工作期間獲得改善，我們的子女享受比我們小時候更好的生活環境與條件，而遊戲規則基本上是公平的。

大部分人的薪資停滯或減少，工作安全感降低，不公平逐漸擴大。企業、巨型銀行和億萬富翁正獲取經濟成長的果實，並且掌控政府。民粹騷亂日益高漲，以激烈的排外和反移民熱的形式出現。

2016年美國大選，當桑德斯在民主黨內將希拉蕊逼至牆角、而川普在共和黨內聲勢鵲起時，美國《時代》雜誌由芙哈爾（RanaForoohar）執筆的一篇文章，其實適時說明了民粹思維興起的背景。在該篇名為〈美國資本主義的大危機〉（AmericanCapitalism’sGreatCrisis）的文章中，作者檢視美國據以立國的資本主義，在各年齡層中均不受信賴，其中尤以十八至二十九歲為甚。長期以來過於強調自由市場而忽略公平分配，是問題主因，而經濟體系中金融角色的過度膨脹，更是眾矢之的（OversizedroleoffinanceandWallStr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