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一個國家、甚至一個文明的成敗興衰，一直是一個吸引人卻又難有亙古不變答案的大題目，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頒給這個領域的學者。
制度如何形成、對國家貧富、經濟發展的影響
周一公布的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土耳其裔美國籍的麻省理工學院（MIT）學者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美國籍學者強生（Simon Johnson）及英國籍學者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表彰他們研究對社會制度如何成形、對於經濟繁榮有何影響的貢獻，為國家富庶或貧窮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見解。
在過去「數理當道」的時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論文、著作中，多充滿著與一般人距離遙遠的數學式、數理模型等，像莫頓、馬可維茲等選擇權、金融經濟的先驅固然理所當然如此，即使是分析人類行為（算是行為經濟學先驅）的貝克，著作中可被視為較通俗的《家庭論》，也是三不五時跳出數理方程式，讓貝克在序言中還要好意提醒說此書非為一般讀者所寫，同時告訴讀者那些章節「所用的專業方法與術語最少」（意思是可找無數理、簡單的挑著看）。
不過，幸運的是今年3位得獎者，除了上百篇專業論文外，都有堪稱暢銷書的通俗著作，讓有興趣者了解其思想。其中，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曾合寫過3本書，分別是《獨裁與民主的經濟起源》、《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艾塞默魯與強生合著《權力與進步：科技變革與共享繁榮之間的千年辯證》，除了獨裁與民主的經濟起源外，國內書市都容易找到。
「廣納式政治制度」優於「榨取式政治制度」
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受制度導引與影響，這是新制度經濟學派早已提出，特別強調的是「產權制度」的影響，代表學者諾斯也得到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艾塞默魯等人的研究是更進一步提出那種制度是好或是壞。
以其2012年出版、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國家為什麼失敗》而言，就是非常「實證」的研究案例，而且，最重要、也是這本書流傳如此廣的原因：故事說得太好聽了，不少似乎信手拈來的事件、趣聞。從開宗明義、舉美墨邊界諾加雷斯市「一分為二」分屬美墨、最後發展鉅大的差距的案例開始，蘇聯計劃經濟期的笑話與不合理、威尼斯由經濟強權變「博物館」、阿根廷為什麼要哭泣、黑暗大陸的惡性循環……，令人目不暇給。
雖然，全書宗旨是要強調「廣納式政治制度」優於「榨取式政治制度」，是能讓國家成功、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品質提升的制度，不過，一路看下來是完全沒有讀專業經濟著作的「痛苦」，倒是比較像是樂趣橫生的故事書。2019年兩位作者再出版的《自由的窄廊》雖然重點擺在「自由」，但仍算是延續前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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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實際案例變化，發展理論修正不斷
至於他們提出國家（經濟）成功的解方，是否就是「恆久不變」的答案，可以再看看。經濟與社會的理論、詮釋、解讀，時常會出現在某個時期看似正確無誤的理論、答案，在一段時間後被推翻或必須修正，原因往往是出現舊理論解釋不了的案例，要嘛舊理論修正調整、要嘛舊理論下台被新理論取代。
例如，早期韋伯提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把資本主義從西方開始誕生、發展，歸因（部份）於新教倫理精神的影響，當時，東亞的儒教被認為「有礙甚至有害」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韋伯觀點）。待東亞國家經濟成長變成發展典範後，這個「儒教有害」理論就破產、再沒人說了，反倒認為儒教精神有利資本主義發展。
而發展理論中、曾經被許多開發中國家接受、信服的「世界體系」、「中心邊陲」理論，在東亞經濟體（從日本到四小龍）成功發展、拉美則陷入「成長陷阱」後，算是完全被揚棄了。現在再看華勒斯坦那套厚重數卷的《近代世界體系》，除了「發思古之幽情」外，別無意義，縱然論述厚實卻已無法解釋落後國家的發展問題，更不可能提供答案與出路。
40年前「日本第一」的年代，日本的政府主導產業政策、財團內交叉持股、銀行政策貸款、企業終生雇用制、豐田生產模式……，全球努力研究、似乎都成為可供全球學習借鏡的成功模式，倒在「失落N年」的落魄後，大家繼續研究，但主題變成日本經濟為何會掉到今日境況？
歐美揚棄，新自由主義不再是顯學
美英在雷根、柴契爾夫人上台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成為顯學，以華盛頓共識之名「行銷全球」，儼然是國家追求經濟發展的標準答案。但幾次金融風暴（包括歐美自家起火的金融海嘯）、加上中國崛起，講究國家與政府主導、控制的「北京共識」抬頭。到這幾年連美歐都大搞產業政策、政府補貼、高關稅保護主義後，雖然北京共識靠譜不靠譜尚待驗證，但曾被視為發展真理、道路的華盛頓共識已宣告死亡。
因此，艾塞默魯等人對社會制度對於經濟繁榮的影響、對國家富庶或貧窮解讀的對錯，是否禁得起考驗仍有待時日驗證，不過，單以其「廣納式政治制度」優於「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的理論，錯誤的機率極低，幾乎是「放諸四海而皆準」又禁得起時間考驗。
這有點類似：「有制度且制度穩定的經濟體，經濟發展會優於缺乏制度的國家好」這個命題，幾乎肯定錯不了一樣。但落實到現實世界的評估，則往往更複雜、或甚至更難定義。
中國是榨取制度仍快速成長
例如，他們是把中國定位在「榨取制度」，對中國的快速成長，認為「仍是榨取制度和政府控制下的成長」，「尚未出現朝向廣納式政治制度轉型的跡象」。美國則當然無疑是廣納式制度的代表。現在中美正在進行可能要延續十多年、甚或數十年的競爭，如果最後中國勝出超越美國（標準可以用經濟規模、科技水準、軍事力量、或全球影響力等衡量），這個理論是否就有必要修正調整？還是要把中國解讀為「過度到廣納制度」了？
其實，類似的題目是可大可小、可微觀可鉅觀；從國家發展的成敗到文明的興衰，從探討整個國家制度或文化影響或經濟政策，都能成為研究的領域。如果只是聚焦國家的話，《外交政策》總編輯強納森‧迪波曼（ Jonathan Tepperma）在2016年寫的《國家為什麼會成功》（The Fix：How Nations Survive and Thrive in a World in Decline）；人類學者希克爾（Jason Hickel）的《為什麼有些國家愈救愈窮？─揭露全球不平等的暗黑內幕&解方》（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都可能提供了一部份的答案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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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談國家發展與治理的好壞、成敗時，拉美與非洲、很不幸的時常是以失敗者的負面角色出場，亞洲國家則多以模範學生、成功者的角色登場；因此如果要看細部談亞洲國家經濟成功之道，無論是較早期的《成與敗：亞洲國家的經濟運作之道》（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或是《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From Development to Democrac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odern Asia），應該都可提供不錯的視角與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