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缘政治  

有人説，魏哲家日前到白宮見川普，好比李鴻章當年到日本，被迫簽定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而魏哲家割讓的是台積電。兩人都有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心酸與無奈！

中國在西藏雅魯藏布江大拐彎處建設巨型水壩的計劃，被譽為繼三峽大壩之後的第二個超級水電工程。根據2024年12月的官方核准文件，這項水壩計劃預計年發電量可達3000億千瓦時，約為三峡大壩的三倍，成為全球最大的水力發電項目之一。雖然該工程被中國視為能源轉型與區域發展的關鍵，但其地缘政治與環境影響已引發下游國家印度和孟加拉國的深刻憂慮。

歷史上許多大事都因為一時的失誤而變了軌跡，使得有些國家和人民的命運遭受截然不同的衝擊。事過境遷，大家最大的反思是，假如當時這樣，後來的發展或結果會是怎樣？

中國美國商會（AmChamChina）3月1日發布2023年度的《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過半數受訪美商表示，中國已不再是其首要或前三大的投資目的地，創該調查有史以來最大升幅。根據報告，多數美商不打算撤出中國市場，但他們對去年的營收和獲利、中國的經濟、投資和營商環境的前景，甚至美中關係的未來走勢，都瀰漫著悲觀情緒。對此，觀察人士表示，隨著兩國地緣政治競逐的白熱化，在華外企所面臨的營商困境在未來5到10年內，很難好轉。

本（12）月13至15日，總計49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和高級官員齊聚華盛頓，舉行第二屆美非高峰會議。首屆峰會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於2014年召開，其後因繼任的川普總統熱衷「單打獨鬥」，導致這項大型多邊外交活動停擺。長期以來，非洲就不是美國對外戰略的優先地區。作為美國第一位非洲裔總統的歐巴馬，也是於2012年6月，在他第一任期快結束時，才公布了《美國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戰略》，其中包括四個要點：一是加強非洲民主機構的建設；二是促進非洲經濟增長、貿易和投資領域的發展；三是推動非洲和平與安全；四是促進非洲的機遇與發展。歐巴馬這份被視為美國有史以來的首份對非外交文件，雖第一次把非洲外交定義為「充滿機遇和活力的地區」；但在美國專家的眼裡，「這個戰略也沒有什麼特別新的東西」，「美國應該做的更多一點」。川普於2018年12月發表美國第二份對非戰略。時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Bolton）認為，中國和俄羅斯在非洲的影響力是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美國政府將改變過去在整個非洲大陸提供「不加選擇」的外國援助，會把援助資金轉向特定國家以及戰略目標；但川普顯然不重視對非政策，他奉行「美國優先」和採取「退群」行動，嚴重傷害美非關係。拜登上台後，針對非洲國家面臨抗疫和恢復經濟發展的需求，強調以「全球治理」和「多邊合作」，來強化美國與非洲的關係。2022年8月，拜登發布美國的第三份非洲戰略，其中包含下列四個政策目標：「培育開放社會」、「輸送民主和安全紅利」、「增進疫情後恢復和經濟發展機會」，以及「支持環境保護、氣候適應和能源轉型」。無論是川普或拜登，中俄兩國都被視為美國在非洲的地緣戰略競爭對手，而中共在非洲的勢力擴張，特別引發美國的關注。事實顯示，中共經由「一帶一路」倡議，至今已在數十個非洲國家實施基礎建設計畫，包括水壩、機場、港口、鐵路；中共對非直接投資金額已是美國的兩倍，去年中非雙邊貿易額達2500億美元，是美國和非洲貿易額的四倍。美國常批評中國國企向非洲及其他地區國家提供開發貸款，誘使這些國家陷入「債務陷阱」；同時警告「北京會在非洲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推進其自身商業和地缘政治利益、破壞透明度和開放性。」兩相對比，拜登則強調美國與非洲國家的「價值外交」。拜登曾邀請17個非洲國家參加2021年12月召開的全球民主峰會；但諷刺的是，應邀的一些非洲國家，如安哥拉、尼日及剛果民主共和國，卻被視為「威權體制國家」。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出席2017年度中共駐外使節工作會議時，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論斷。習在這次中共廿大的報告中，再度說明：「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於各國人民的抉擇。」中共廿大後，習近平的權力已定於一尊；在王毅「入局」後，新的外交團隊也呼之欲出。習近平能為中國人民在外交上做出什麼選擇，這是世界各國關注的一個問題。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曾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問題」的論斷，他的用意是為經過文革十年浩劫後的中共改革開放，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至80年代末，中共又面臨「天安門事件」和「蘇東劇變」的內外衝擊，鄧小平遂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的28字外交方針，其核心内容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鄧小平擔心中共會在西方「和平演變」的戰略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最後一個倒下的骨牌。因此，鄧小平認為當時中共的優先課題，應是鞏固「內部堡壘」，即先做好自己的事。大陸學者認為2010年以後，中國外交已發生某種重要的變化，即從「韜光養晦」轉向「奮發有為」。2013年10月，習近平在參加中共「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過去鄧小平強調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已經悄悄變成了「奮發有為」。造成此一變化的原因，一是中國的崛起；二是美國改變對華政策。根據前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L.Shirk）的說法，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後，尤其在金融海嘯爆發時，中共不以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模式，而是透過經濟刺激措施，避開了危機，並保持高速增長。2011年中共已正式超越日本，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也隨之日增。於是，中國國內出現「過早勝利主義」（prematuretriumphalism）情緒。中共領導人和大陸民眾，要求採取更為積極的外交政策。2012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重返亞洲」（PivottoAsia）策略，把外交重心從中東、歐洲移往亞洲。歐巴馬任內對中共的定位，從「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中美還能維持競爭與合作共存的關係。但從川普到拜登，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美國視「中國崛起」為「中國威脅」。川普對中共發動貿易戰爭，拜登則視雙方的競爭為一場「民主與專政體制的鬥爭」，雙方逐漸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召開廿大前夕，拜登政府公布了國家安全戰略，稱中國是美國「最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戰」，是「唯一不僅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且越來越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的競爭者。」就在同一天，拜登政府祭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嚴厲，對中國的晶片技術和產品出口實施管制措施，這項決定的針對性相當濃厚。

近期在國際舞台上有兩場大戲上演：一是在羅馬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另一是在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舉行、由197個國家參與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第26次締約方會議」（COP26）峰會。兩場峰會乍看之下與政治無關，但卻散發出濃厚的政治味。G20峰會是「前奏」，COP26峰會則是主旋律，討論眾所關注的全球氣候變遷問題。科學家早就警告，若氣溫上升超過攝氏1.5度，將使地球受到熱浪、乾旱、野火、暴雨和洪水等侵襲。因此，當初簽署《巴黎氣候協定》的各國，即矢言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這個標準內；但目前全球氣溫較工業化前的基準，高出攝氏1.1度，故距離目標仍遙遠。COP26峰會11月7日起進入第二週，外電報導，會中仍有四大挑戰有待解決，分別是達成更多重大成果、敲定富國金援窮國應對氣候變遷事宜、談妥碳交易機制、討論出判定各國有無落實減碳目標之方法。其中以碳交易談判最棘手。煤炭是造成氣候變遷的元凶，因此停止使用煤炭，是預防氣溫持續上升的關鍵。但在COP26峰會上，只有四十幾個國家明確承諾放棄用煤，它們認為主要經濟體應協議在2030年代，逐步淘汰燃煤發電，較貧窮國家則應在2040年代加以廢止。不過，澳洲、印度、中國和美國等全球煤炭消費大國，並未為此背書。至於僅次於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溫室氣體甲烷，COP26峰會倡議在2030年前，將其排放量減至比2020年水準低30％；但中國、俄羅斯、印度及伊朗未同意簽署，澳洲也不願加入。這些國家對「退煤」不願表態，主因疫情減緩後，各國加速發展經濟，故面臨電力供應短缺之巨大壓力，且今年下半年能源價格持續暴漲，而太陽能和地熱等低碳和零碳能源，尚無法補足缺口，導致煤炭出現供不應求。會中另一個引起關注的問題是，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協助開發中國家減排及因應氣候變遷。研究顯示，全球富裕人群碳排量遠超過窮人，但貧窮國家卻必須付出延緩經濟發展的代價。因此早在2009年的COP15會議上，富國即承諾在2020年前，提供為數1000億美元之氣候資金給予較貧困國家；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定》同意延長至2025年，並承諾加碼，然而至今「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尚未完全到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今年9月的報告指出，2020年最多只到位80％，缺口高達200億美元，關鍵在於「錢從哪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