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英時回憶錄  

為何台灣的所謂「勞團」以及時代力量、民進黨、民眾黨的不分區力委在移工問題的立場永遠挺移工？這個問題可能很複雜，也可以很簡單。「左傾幼稚病，資本社會小年青」這句話與《余英時回憶錄》裡自述的讓余英時一回想起來就汗顏的左傾時期，可能是最直接的答案。 

1946年之前，余先生所受的傳統教育與他的前輩並無太大差別，現代知識則幾乎是一片空白，「僅僅學會了26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故事至此，卻沒有按照常人的推理前行。余先生到了北平，別有新天地。我問不出他那時候讀英文的訣竅，只知道是「苦學」！幸虧那是「非常時期」，沒有像今天「正常時期」這樣要求數、理、化樣樣都學。像張充和當年用「張旋」的假名報考北京大學，結果數學得了0分，國文得了滿分，考試委員會經過爭論後錄取了她，今天會有這樣的事情嗎？余先生那時也考過幾個大學，1949年秋季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2年級，正式讀了1個學期。細讀余先生為《一滴淚》作的序〈「國家不幸詩家幸」〉，可見他在燕京大學的時間雖短，卻有難以忘卻的感情。

余英時出生的20世紀30年代開始，恰好是中國波譎雲詭的歷史時期，余英時及其身後的潛山余氏家族的百年變遷，恰恰是中國近代史劇烈變動的縮影，20世紀上半葉，潛山家族的分化，折射出國共政爭中近代史的戲劇性，而余英時本身成長的歷程，經歷了自抗戰之後中國近代史中若干重要轉捩點，余英時都和這些轉捩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曾有人說透過寫一個人寫近代史，唯獨通過梁啟超的傳記才有可能，而透過一個人寫一部當代史，尤其是當代的學術史和思想史，唯獨通過余英時的傳記才有可能。

一代史學大師余英時8月在美國寓所辭世，享壽91歲。在《聯經出版》5日舉辦「余英時紀念論壇」系列線上講座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哲學學者周保松表示，余英時秉持的自由主義內涵在香港新亞書院就讀的5年裡養成，且始終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各種打壓人權和民主的舉措作出批判，認為余英時承繼了中國「士」的精神，踐行「知識人」和民主公民應有的責任，「一生為自由發聲」。

史學大師、中研院院士余英時1日在美國寓所逝世，享耆壽91歲，引發各界緬懷。作家楊照表示，余英時不是民主鬥士，不是香港專家，更不是台灣太陽花運動的啦啦隊。他的第一身分，必須堅持是一位不世出的史學天才。

「科學專精深入，人文廣博通達；但是，廣博不是研究題材的四處沾染，而是人文融會之後的隨遇而安。余英時，就是近五十年罕見的廣博通達。」─中研院士朱敬一。

一代史學大師余英時過世，為他生前出版「余英時回憶錄」的允晨文化總編輯廖志峰備感驚訝，他表示，他上週才跟余英時通過電話，閒話家常，消息傳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2016年初民進黨再度取得政權之後，內定的行政院長林全前後找過我兩、三次，希望我接任「中華民國駐WTO大使」一職。第一次當面邀約，我說回去考慮一下，大約一週之後我以簡訊回覆婉拒。又過了一個多月，他再打電話來，說大使擬聘名單要送上去了，他還是覺得我比較適合WTO，問我要不要再考慮。我的回答仍然是婉謝，這是第二次婉拒。再過了十幾天，開車時又接到林院長電話，他說大使名單與高層討論後只對WTO大使人選有意見，希望再來問我一次。這已經是第三次詢問了。基於種種當時情境的考量，我是在非常特殊（或是完全不期待）的情況下做了「外交官」。順便一提：除了這個駐WTO大使一職，執政團隊沒有任何人給我任何其他職務要約，我也沒有提出過任何職務要求。台灣的一些媒體或媒體人喜歡「作文比賽」，我對於「毀人不倦」的「䶢金病」一向懶得理會。

《余英時回憶錄》於2018年出版，有助讀者瞭解余先生為人處世的一面。至於余先生的著作與論點，則是人人皆知，也限於篇幅，在此不能也不必重述。通讀全書，意猶未盡；就我而言總是期待余先生下一篇文章、下一本專書何時出現？這是閱讀絕少的經驗。

文化部12日晚間公布第43屆金鼎獎得獎名單，由兒童文學創作及研究者幸佳慧，獲得特別貢獻獎。評審委員盛讚，幸佳慧的實踐，是在進行一場發生於兒童文學領域內的閱讀社會運動。

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不但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改變了一切中國人的個體生命，包括我在內。我從十九歲（一九四九）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二十多年的「無國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這一大事之賜。我當然不可能在此對這一大事作深層的、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藉這個機會回顧一下，我自幼年以來怎樣一步一步認識共產主義，和前面談五四運動的方式大致相同。不過，我必須強調，這裡所表達的基本上是我個人的觀點，以親身所見所聞為根據。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我在桐城縣舅舅家裡住了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唯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響，對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我的二舅父張仲怡先生能詩、善書法。他是清初張英（一六三八—一七○八）、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與方、姚、馬、左齊名，但那時也相當衰落了。

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籤子，接206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裡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裡，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已故的費景漢院士，大概是早年最欣賞我研究論文的長輩；他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就常找我瞎聊。有一回費老跟我說：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院士，他只佩服兩個人，其一是張光直（考古人類學家，已故，大概是當時唯二中研院人文組院士能夠選上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的），其二是余英時。兩人名字最後一字（時與直）韻聲相近，非常好記。費院士是小孩子脾氣，從來不去思考「只佩服」幾個字的得罪人的後果，就只是把「感覺」實實在在講出來。「只佩服兩個人」，這對當年四十歳的我而言，是個極少聽到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