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大蕭條讓歐洲人的政治立場走向兩極化，革命派工人紛紛拿起武器，抵抗法西斯主義的推進。
自俄國革命及其激起的全球群眾運動失敗後，出現一段短暫的相對穩定時期。資本主義系統獲得部分的經濟復甦，各國政府回歸到沉悶的議會政治，而曾經被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群眾運動燃起熱情的數以百萬計工人，也重新墜入日常生活的異化和冷漠中。但這段呼吸空間為時短暫。
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至晚期的普通經濟榮景，是建立在金融投機的浮沙上，各個「基本指標」如工業投資、上升的勞動生產力及增加的製造業生產量，始終疲弱。當榮景在一九二九年爆破，整個經濟墜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場後來被稱為「經濟大蕭條」的災難中，數以百萬計普通人的處境極其絕望，以致再次被吸引到對抗資本主義的群眾鬥爭。
然而其他力量也在作用，經濟危機粉碎了中間立場，讓人們朝左、右兩極分化，所以一九三〇年代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法西斯主義反動的激烈戰場。後者的勝利將會直接導致另一場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歷時更久、更血腥，也更野蠻。
長嘯的二〇年代
在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鬥爭浪潮為時短暫。從一九二〇年起，經濟欣欣向榮，新的個人主義文化應運而生。到了一九二八年，工業產出相當於一九一四年的翻倍。經濟學家宣稱資本主義的「兒童期疾病」已成為過去式，而「世界的經濟狀況看來處於大步向前的邊緣」。
美國市場滿溢以往僅有少數人才買得起的消費品，一般家庭獲得電力供應，中產階級人家購置電話、收音機、留聲機、吸塵機和冰箱，數以百萬計的人每週上電影院一次。汽車不再是奢侈品，變成大眾市場商品。「美國夢」看來已經變成日常的現實。「每個人都應該變得有錢」，通用汽車財務主管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拉斯各布（John J. Raskob）如是說，而許多一般美國人都有同感。
歐洲加入「長嘯二〇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時間要遲一點。戰爭的經濟衝擊、社會脫臼加上革命浪潮，對歐洲的影響相對比美國大。但在一九二三年之後，歐洲人同樣加入了「爵士年代」（Jazz Age）。
提供美國貸款的「道威斯計畫」（Dawes Plan），在一九二〇年代晚期有助於振興德國經濟和穩定威瑪政府。英國展開一場新的工業革命，在米德蘭（Midlands）和英國東南部發展汽車、飛機等高科技工業及耐用消費品工業，又在舊的都市區四周建立新的郊區。
就像在美國一樣，資本主義的重新穩定讓很多人對於繁榮的前景充滿樂觀。隸屬社民黨的德國總理穆勒（Hermann Müller）在一九二八年宣稱：「我們的經濟健全，我們的社會福利系統健全，你們將會看見納粹以至共產黨被傳統政黨吸收。」德國首屈一指的經濟學家也是有志一同：「歐洲經濟生活有一股清楚的趨勢，那就是敵對的趨勢將會平衡彼此，成長變慢，最終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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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資本主義的矛盾並未消失。同樣重要的是（但較少人注意到就是），經濟復甦表現出明顯局限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及期間，世界經濟其實都是由各國的軍火開支撐持，正是前大戰時期的軍備競賽為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六年的「長期蕭條」畫下句點。即便在十九世紀晚期，一樣有跡象顯示經濟系統嗜槍砲成癮。但軍火支出在一九一八年減到只有戰時的零頭，帶來大量失業的後果。經濟系統被證明不能光靠生產民用產品復甦，市場原來即不會「自我調節」。
成長在整個一九二〇年代都是不全面且有限度，每有一家公司賺錢，就有一家公司關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戰間期」，英國失業人口從未低於一百萬，礦坑的減薪在一九二六年引發一場六個月之久的礦工罷工和一場九天的大罷工。戰爭賠款讓德國經濟在一九二〇年代早期倒地不起，而惡性通貨膨脹在一九二三年讓許多人的儲蓄大失血。
法國經濟受到德國戰爭賠款的支撐，美國經濟受到戰爭貸款還款和一種「容易錢」政策（低利貸款政策）的支撐。美國能夠迎來十年榮景，原因在此。但即便在美國，有些資本家之所以能夠「長嘯」，也只是因為其他資本家哀哀叫。
資本主義的一個核心矛盾在於，它在職場只給予低薪，卻在市場要求高消費。長遠來說，你不能兩者兼得。當薪水為了削減成本、提高利潤而被壓低時，工人就買不起他們勞動所生產的貨品；但如果提高薪資、削減利潤，資本家就會失去投資的誘因。尋求利潤是資本主義系統的動能。
在美國的「長嘯二〇年代」，農家收入降低，薪資不見提升，所以「實體經濟」的需求低迷不振。工業投資因此變得極為呆滯，無法吸收系統中充斥的剩餘資本。於是這些資本就轉進投機，又特別是投入華爾街股票交易的自我助長投機泡沫。
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的小說《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 1926） 描寫了這個時期的空虛。幾位主角（個個皆是美國資產階級富得流油的成員）生活空洞、毫無社會建樹，他們一片混沌的頭腦及無止境的尋歡作樂，反映金融寄生主義的泡沫經濟。
金融泡沫，與資本主義年紀相當。十七世紀早期的荷蘭發生過鬱金香的投機泡沫，十八世紀早期的英格蘭發生過殖民地投資的投機泡沫（「南海泡沫事件」）。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六年的「長期蕭條」是由緊接著投機榮景發生的金融崩盤所引發。
泡沫運作的方式很簡單：如果一種紙面資產的需求夠高，其價格就會上升；如果一種資產價格上升，就會有更多投資人想購買，希望可以從該資產的進一步上升獲利；如果有夠多的剩餘資本，又如果紙面資產的價格因為高需求而不斷上升，脫鉤（take-off）就可能會發生，也就是資產純粹因為有越來越多人想購買而繼續升值，不理會其價格及其所代表財貨或勞務之實際價值的關係。
紙面資產本質上是以貸款換來的所有權憑證，可採取的形式有很多種，包括公司股票、政府公債、保險公司保單、外幣持有、抵押品包裹、期貨等，「金融服務業」是深具創意的。資本的「正常」回報是可分享實體經濟的利潤，但當紙面資產與實際商品的價值不再有關時，就會出現「投機性」回報，然後價格的上升會變成自我助長，有時還會在發橫財心理的狂熱推動下被推至眩目高度。
全球債務在一九二〇年代增加了大約五成，這是虛構性資本創造性的一項指標，並出現一批全新的公司：控股公司和投資信託公司。這些公司什麼都不生產，只交易其他公司的股票，投資的常常是其他控股公司和投資信託公司。這種虛構資本的層次有時可高達五層，甚至十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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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貿易公司是一個例子。該公司創立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發行了一億美元股票，其中九成是直接銷售給一般大眾。憑藉這筆資本，該公司投資其他公司的股票。一九二九年二月，高盛與另一家投資信託公司合併，這時候其資產增至兩億三千五百萬美元，到了七月，這家聯合企業成立子公司謝南多厄公司（Shenandoah Corporation）。當謝南多厄推出一億兩百萬美元股票販售時，得到七倍的超額認購。沒有人想要錯過白白賺錢的機會，所以謝南多厄公司順應民意，發行更多股票。
當股票狂升，資本就會從對外貸款、工業投資和基礎建設計畫中抽出。沒有事情比在華爾街投機更有利可圖，充斥的游資熱錢和疲弱的經濟，同時助長紙面資產價格與實際商品價值之間的巨大落差。
這種泡沫是陷阱，有些觀察家試著提出警告。巴布遜（Roger Babson）於一九二九年九月五日在年度國家商業會議指出：「遲早會出現崩盤，到時候情形也許會十分可怕。」但末日先知在派對裡並不受歡迎。成批富豪都在股市押下大量金錢，好讓自己更加富有。他們衷心讚成柯立芝總統在上回十二月的國情咨文裡所說的：「自美國國會成立以來，從未目睹比眼下所見更美好的前景……國家寧靜與富足……繁榮程度堪稱歷年之最。」
稍後當股市發生震盪時，財政部長梅隆（Andrew Mellon）迅速出面安撫人心：「沒有值得憂慮的理由，繁榮的高潮將會持續下去。」《華爾街日報》同樣急於驅散投資人的焦慮：「昨日股票主體的價格波動，持續顯示一場大推進暫時被技術性修正拉住。」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華爾街股市崩盤。這次金融崩潰將世界拖入經濟大蕭條，並觸發一系列事件，而這些事件最終將引致史達林格勒保衛戰、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及廣島核爆。人類歷史上最大悲劇的第一幕揭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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