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聲同氣——香港年長女同志口述史》於2024年4月出版，作者為鄧芝珊與伍詠欣。鄧芝珊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Conditional Spaces Hong Kong Lesbian Desires and Everyday Life》；而伍詠欣是前《明周》專題組編輯，一直關注社會議題。讀過台灣張娟芬的《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一直期待香港會有女同志訪談的優秀作品出現，今年的《同聲同氣》相信可以讓台灣讀者更了解香港年長女同志的狀態。此書以五篇故事與三篇論文組成，雖然我在研究所看的大多是論文，但故事更吸引我，因為有血有肉、有笑有淚。
年長女同志當初面對如何跟家人出櫃，《同聲同氣》的採訪中有提及，並且「母親」一再出現。「母親」對於受訪者的苦口婆心的勸阻多是擔心她們最後會孤獨終老，沒人照顧。
阿安的母親：「你跟那個誰這麼要好？她們不會鍾意你一世的，到最後你都是孤伶伶。」
「你份人太好，有時好過頭。」（你這個人太好，有時太好了。）
「好多人結婚後也不是好開心——最緊要你同身邊的人開心。」
「你記住，金錢就是你的子女，你要談戀愛的話，跟金錢談就好。」
阿安與阿寶的母親的「反對」，都是為了女兒的幸福著想。阿安與阿寶的戀愛都不太順利，阿寶最後獨居三十年，她做好了將來孤獨終老的準備：「要有的一切我都擁有過，只怕這輩子冇人愛過我而已，但是我十分感恩，因為我已經遇上兩個無條件愛我的人。」而這兩個人，是母親和家中傭人英姐，英姐照顧了阿寶一家人超過五十年。同志在現今香港無法結婚，而同性戀愛在幾十年前的香港仍屬於「禁忌之戀」。雖然香港並沒有發生過對同志壓迫的大型歷史事件，如美國的石牆事件，但無法曝光、無法言說，那種無法看到未來的壓抑也許更令人難以喘息。如果有明顯的反對、打壓，那作為同志的我們還可以一一站出來「對抗」，但連「對抗」都沒有，有的只是石牆的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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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聲同氣》並沒有太多描述受訪者向家人出櫃的恐懼，也許因為年月過去，當初的掙扎都不再清晰。我想起了美藉日裔學者和作家吉野賢治（Kenji Yoshino）寫的《掩飾》（Covering：The Hidden Assault on Our Civil Rights），是我看過最好的同志著作，吉野賢治把個人同志經歷與對社會的思考結合，既有個人的抒情風格，亦有學術式的批判精神。他在書中描述了自己跟父母「出櫃」的畫面，父親聽完問道：「你是在說你是同性戀？」吉野回答了以後，抬起頭，母親看著父親，那是吉野永遠都不能用語言描述，也無法忘記的表情。吉野的母親在這一生中很依賴父親，而唯獨這一次，父親給不了她任何解釋、安慰或意義。吉野寫道「我，一個對文字如此有信心的人，此刻竟感受到了語言的局限。我找不到任何詞匯描述他們相互凝視的目光。」最後吉野的母親用日語說，「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再也不能回日本了」。在這瞬間，吉野才意識到自己為什麼那麼害怕向父母出櫃：
因為有人會死去——我自己，我母親，我父親，都會死去。我們會蜷縮成團，面向牆壁，然後斷氣。當母親說出那句話時，我知道她是在宣告一種死亡——雖然只是一種死之隱喻，一種社會意義上的死亡，但的確也是一種死亡。這就是我殺死的那只信天翁——我殺死了母親那十字架般的無邪，殺死了她對家的念想。
吉野的父母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母親看到了他的畏懼，最後用英語說：你所做的事，是非常勇敢的。吉野的母親為何把日語換作英語？很明顯，日語作為她的母語，連結了她的日本人身份認同、她的家鄉日本、她的講求「和諧」與「一致」的日本文化背景，日本無法接受兒子是同志的事實。日語有太多情感包袱，無法輕鬆地安撫、肯定兒子。出櫃，跟父母坦白自己是同志，不僅關於自己跟父母的坦白，也包括了父母知道事實後要如何面對，自己又如何面對父母的回應。向父母出櫃之所以困難，不僅是價值觀的衝突，也是要父母選擇自己或他們的文化、家鄉、過去所有歸屬感的來源。同志的父母也需要作出選擇和犧牲，如果我支持自己的同志小孩，我會失去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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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母親的「出櫃」持續了十幾年，直到最近還是會收到信息：「我想了很久，都不明白為什麼你是同性戀」、「我是一個中國傳統的母親，不會接受小孩是同志」、「我不會留一分錢給你」。在大學時，我房間的抽屜被翻開，信被偷看過。大學時，女友因病短暫失憶，把她送到醫院，回到家已是凌晨三點多。我從沒跟母親點名她是我女友，但母親一定發現了。第二天晚上，我一邊吃飯，母親一邊數落說：「為什麼是你把她送到醫院」、「她沒有其他家人嗎？那一定是她的問題」。我記得我默默的端著碗從餐桌走到沙發，眼淚滴在白飯上，用筷子把鹹的白飯扒進嘴裡。當所愛的人突然以另一種方式「離開」，世界好像分崩瓦解，對於外界的「敵意」都無力回擊。往後的日子，我照常到醫院照顧女友，嘗試跟她回憶我們之間的一切。十幾年過去，以前的愛早已煙消雲散，但這些創傷並沒有遠去，只是被我打包，放到記憶的深處。在醫院裡被醫護人員的刁難，「你是她的誰？」「她表姐。」「她表姐？」女友的母親致電給她前男友，一家人跟前男友去探病，我像被丟棄在黑箱裡。出院的那天，當我抵達醫院時，發現對方的前男友也前來接女友，帶著女友母親的「指示」。結果，我們在醫院附近的餐廳共進了氣氛尷尬的午餐。以後不斷的爭吵，「你可以跟他說明不要再打擾我們嗎」，一直拖拖拉拉的態度。那種「不被承認的存在感」像坦克輾過我的心臟。在台灣一直光顧的髮型師S，是一位男同志。早在第一次光顧他，我就從他談話、言行知道。後來我們變得相熟，聊起，他哈哈大笑，「所以，你有同志雷達？」他跟我提起，他的一位前男友變成了植物人。以前一個男友是小混混，在網路上認識。他說，我也不是真的非常喜歡他，分手了三次，但分手後，他又來找我，我們又復合。有一天晚上，男友打電話給來，在電話那邊，他一直哭，說要來找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在哭，就等他來。等著等著，我睡著了，突然醒來，看到手機的時間，靠北，過了那麼久，還沒來到啊。後來，有電話打來，是男友的叔叔，說他在醫院。我趕緊去到醫院，後來醫生說他變成了植物人，他能不能醒來就要看他。原來他出門前吃了安眠藥，他有失眠問題，晚上他又吃了薑母鴨，薑母鴨有酒，結果他開車來找我中途就出事。他家人知道他來找我，如果他不來找我，就不會出事。我後來每次放假都會到醫院去看他，買一些很貴的營養品，他家人也不會買。後來有一次，護士跟他媽媽說，這些營養品很貴。他母親就起疑，我是他的誰，想道為什麼我會買來。後來，我沒再看他。我朋友說「他又不是對你很好」，都過了那麼多年，要還的都還掉了。
不被法律承認的關係，不能被曖光的關係，面對世界的變故是不堪一擊。回想過來，當時我不過22歲，身邊的好友都是異性戀，他們無法理解同志位置的痛楚。我基本上無法表述，也無法被理解，換來的只是「你要明白她」、「她現在是病人」等一堆無力的安慰，而這些所謂「善意」的安慰卻如刀刃，一下又一下在我血肉之軀穿插。如果她是病人，值得所有人的體諒；那一息間失去所愛的人的我，這些痛楚為何不值得被看到？
吉野在《掩飾》提及自己年輕時與男友保羅的過往。吉野和保羅常常陷在爭吵裡，吉野意識到他們之間的爭吵都是跟外界有關之後，他說，他希望可以和保羅隱居起來，有源源不斷的食物。而保羅說吉野不過是在渴望一個能容納兩個人的櫃子。這番話惹怒了吉野，畢竟吉野已經向身邊的人出櫃了，他跟保羅一樣，也致力爭取同性戀權利。然而，吉野明白保羅在表達什麼，保羅比他「酷兒」得更徹底。保羅生長在舊金山，十五歲出櫃，他把一切不充分炫耀的行為都視作「自我憎恨」。而令吉野困惑的是，即使他們都是「公開的同性戀」，他們常為如何表現自己的性傾向而爭吵。吉野在書中寫到：「我當時沒有意識到，我們爭論的是當代同性戀最重要的議題——是做正常人，還是毫不掩飾地做『酷兒』。」吉野回憶到保羅在大街上想握著他的手時，他卻想趕緊躲開。而有一次，保羅和他去醫院去拿一份關於他性命的診斷書，保羅在等候室把手伸向自己時，吉野把手推開。在當時，吉野會對自己說，這多大點事啊？反正保羅知道我在乎他，在自己的公寓裡，在自己的私人空間裡，吉野都曾經跟他表示過。然而，吉野後來才明白，他當時不過是「自欺欺人」：
當我說出我是同性戀時，我是在表明，我願意把自己看得比這個世界對我的評價更重要。而當保羅向我伸出手時，他也只是在要求我給予他同等的珍惜。
最後，吉野決定和保羅分手。當時吉野快從法學院畢業，而保羅也快要完成大學本科。吉野想要在紐黑文當一年的法官助理，保羅也同意在這裡多留一年，而不是回到他所熱愛的舊金山。保羅有一個條件：吉野放慢速度，花更多的時間陪他。吉野告訴保羅自己做不到，他要開始尋找教職工作，同時還要全職上班。吉野告訴他，這是自己一生最關鍵的奮鬥。吉野把自己的後悔寫了出來：
我所經歷的——也就是我所悔恨的——如果不是同性伴侶分手，那就不用如此死板。事實就是如此，把我的事業優先於感情是再容易不過的選擇了。事業能夠讓我樹立聲望，讓我得到公眾的敬畏。而感情則是備受污蔑的，並且通常都是個秘密。我沒有把保羅介紹給我法學院的朋友，或是我的父母。在我用言語為我的世界或我的未來勾畫的圖景中，也從來沒有他的影像。把他從我的生命中拔除雖然是痛苦的，但也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因為他從來就沒有被嫁接進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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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感情是脆弱的，同志身份是危險的，而可靠和穩定就是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那麼為什麼要冒上這個風險？作為同志，建立能捍衛自己前途的「盔甲」是最重要，努力武裝起自己，既是保護自己免受外界的傷害，也是為了粉飾自己身上的污穢。正如《同聲同氣》中當警察的阿安努力晉升為高級隊目，她明白社會階級如何影響別人對待自己的態度，「只要離開最底層，自身有一定影響力，別人對你有不滿也會收起來。」當阿安被問到，如果香港警察有英國警隊的同志員工協會，阿安會否參加，阿安表明「我會。」他說：「就算回到八十年代，我覺得當年的我也會參加。既然有人膽敢牽頭（敢於領頭），我當然要支持，不然就更加沒有人爭取你的福利。」
《同聲同氣》最觸動我的是女同志感情的脆弱性，阿寶的女友最後遇到一位男生，決定和他結婚，最後阿寶作為女友的「伴娘」，穿上裙子，送女友出嫁。
阿寶，你好愛鍚我，我不想傷害你，將來我會結婚——我真的好想結婚，我還想有自己的子女……
洋洋的女友最後亦選擇和男性結婚，回想母親當初對自己說的話是對的：
你跟一個女生在一起，日後她結婚，你浪費了時間，浪費了精神，到頭來又會受傷，你為什麼這樣笨？
而田野研究中的對象Gin媽媽則自己選擇進入異性戀婚姻，擔任傳統妻子和母親的角色，也支持自己的女朋友結婚：
我從來沒想過兩個女人可以白頭到老。我從來沒聽說過兩個女人可以共度一生！如果她不嫁給男人，別人會怎麼看她？她該如何繼續生活？我希望她能結婚。我希望她真的快樂，過美好的生活，少些壓力。她結婚後我們就沒有聯繫了。但過了一段時間，我和她的兒子有往來。她有一名女兒和一名兒子。
在異性戀中心的社會裡，兩個女人共度一生是無法想像。作為女性，你不嫁給男人，你要面對外界的目光、社會的壓力，所以「異性戀婚姻」是一個解決的辦法，這是過去同志的無奈。書中的論文分析：「這不僅是一種基於女性友誼和關係的互惠照顧，更是為了『放下』在一起的慾望而進行的一種自我保護。在此，有一種優先於情慾的更高秩序。」把異性戀婚姻理解成「理所當然」的事情，人生必然的「出路」，消解了個人意志與世界的衝突，最後避免了受傷。同志跟社會的抗爭，同志的被看見，同性戀婚姻的合法化，需要漫長的時間，在正式取對公平對待以前，所經歷的痛苦對個人如石頭般沉重，對他人不過是偶然揚起的沙塵。《同聲同氣》中的一句「你看不到快樂是何時會結束」，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即使不進入異性戀婚姻的「衣櫃」裡，堅持走在自己的同志道路上，其實也未必換來美好的結局。童話故事的美好結局是王子與公主結婚，而不是公主與公主結婚。沒有童話故事的結局，看不到前方的未來，有如香港鐵達時手錶廣告的金句：「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當下的快樂和激情最為重要。阿寶的初戀女友在兩年後突然跟阿寶說「我好鄙視你」、「我鄙視lesbian這種關係」，其實是「自我憎恨」轉移到伴侶身上，初戀女友跟他分手不久又跟學校另一位Tomboy談戀愛。阿安曾經感嘆：
我發覺我們這一類感情，好多披莿斬棘；但是解決眾多困難之後，已經接近分手。
台灣同志婚姻通過以後，有人跟我說，我不覺得男同志想進入婚姻。一直以來，身邊朋友跟我論述的台灣男同性戀者主要偏向享樂或、肉慾式的生活方式，他們崇尚年輕的肉體，向往嘉年華會式的狂歡。對此，我一直都保持「存而不論」的態度，我覺得這是「現象」，不是「本質」，我不太喜歡用性別不同來分析現象本身。正如我的髮型師S跟我說，他渴望找到穩定的伴侶，但他不會去同志酒吧，「因為去的人都是為了玩，你去了就發現，去的人永遠是那些人，你不可能遇到真正想發展關係的對象」。當我在舊金山時，相比女同志伴侶，我看到很多、更多的男同志伴侶，他們一起共組家庭，養育小孩，假日帶小孩出門，享受家庭的生活。沒有保障同志的社會制度，便難以有穩定的同志關係；唯有擁有可想像的未來，人的心才能安放下來。謹以此文感謝《同聲同氣》的出版，以及為香港同志平權努力的人人。「仁」，即人人，而人和人的善意和努力即構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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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聲同氣——香港年長女同志口述史書封。（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