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柔佛馬哥打州議席補選中，國陣巫統以超過兩萬票的多數票擊敗國盟候選人，這一結果再次顯示了國陣在柔佛州的強大政治基礎。巫統的壓倒性勝利不僅鞏固了其在該地區的支持度，也強烈反映出國盟面臨的挑戰。自2022年全國大選以來，國盟的支持勢力似乎在部分地區逐漸減弱，特別是在巫統傳統票倉中更為顯著。
國盟在此次補選的失利也突顯了內部的鬥爭和外部壓力的雙重挑戰。國盟內部成員黨在意識形態和權力結構上的分歧，使得他們在選區內的凝聚力和競爭力大打折扣。而團結政府藉由利用國盟內部分裂、針對性撥款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策略，逐步鞏固了自己在選民中的支持。這些因素相互作用，導致國盟無法在馬哥打補選中有效應對。
隨著補選結果的揭曉，國盟未來的政治走向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自喜來登政變以來，馬來西亞的政治局勢持續處於高度不穩定的狀態。即使安華在2022年全國大選後成功組建了由希望聯盟（希盟）、國民陣線（國陣）、砂拉越政黨聯盟（砂盟）及沙巴諸多政黨組成的團結政府，該政權仍無法擺脫反對派推翻的不安與壓力陰影。反對派聯盟——國民聯盟（國盟）至今仍積極圖謀推翻團結政府。他們不僅試圖拉攏國陣內不滿政府的議員轉投國盟，還通過炒作全國性議題，並不斷散播政府即將垮台的訊息來攻擊團結政府，力圖取而代之，令馬來西亞政局充滿變數與不確定性。
最近，國盟成員黨伊斯蘭黨（伊黨）的青年團在大會上通過動議，要求安華辭職。國盟主席、前首相慕尤丁則在柔佛州馬哥打州議席補選的講座上聲稱，國盟最終會透過「民主手段」推翻團結政府，並指出這場補選只是第一步。這讓人不禁擔憂，是否會再現另一場「喜來登政變」。
儘管國盟持續展示其政治野心，筆者認為國盟難以推翻團結政府。除了國陣及諸多東馬政黨不願與國盟合作外，國盟內部與外部的多重挑戰使其推翻團結政府的計劃愈加渺茫。
國盟內部的鬥爭根源於其成員黨間的意識形態及權力結構差異。國盟主要由土著團結黨（土團黨）、伊黨、民政黨及其他地方政黨組成，這些政黨在宗教、種族、經濟議題及領導風格上立場各異。這樣多元的政治聯盟結構導致政策制定及執政方向上難以形成一致，進而引發內部矛盾與衝突。
伊黨和土團黨雖在部分議題上合作，但兩者根本的意識形態差異明顯。伊黨長期推動更嚴格的伊斯蘭法律，並強調宗教價值觀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近年來更進一步推動「馬來人至上主義」。這一保守、排外的主張不僅強調馬來人和土著的權益，還導致伊黨與同樣主打馬來人至上主義的土團黨之間產生競爭，也與國盟內主張中庸路線的民政黨形成鮮明對比。
儘管伊黨和土團黨的民族主義立場看似重疊，但伊黨的宗教色彩使其與土團黨有所區別。特別是在種族衝突、宗教議題或華文教育問題上，民政黨往往無法抵擋伊黨和土團黨的聯合壓力，顯得力不從心。這些分歧使國盟在重大政策議題上的立場不斷加深對立，最終導致內部矛盾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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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土團黨而言，伊黨的崛起及與前首相馬哈迪的合作構成了嚴重威脅。土團黨由馬哈迪與慕尤丁共同創立，但在喜來登政變後，兩人分道揚鑣，並引發土團黨內的權力鬥爭。隨著2022年全國大選結果出爐，伊黨在議席數量和話語權上迅速擴展，超越了土團黨。
目前，伊黨與馬哈迪合作，委任他為國盟掌控北馬和東海岸四州的「非官方顧問」。這一舉措讓土團黨內部不滿升溫，特別是許多活動中，主辦方更傾向邀請馬哈迪，而非國盟主席慕尤丁。再者，伊黨頻繁與團結政府內的巫統接觸，甚至公開支持登嘉樓州務大臣阿末山蘇里作為慕尤丁的接班人，並將其塑造成國盟的「形象代表」，吸引馬來選民。這些舉動進一步引發土團黨領導層的不安，擔心伊黨試圖將馬哈迪扶植為國盟的實際掌控者，並逐步削弱慕尤丁的影響力，最終取代土團黨成為國盟的領導力量。
除此之外，國盟內部的權力不對稱進一步加劇了各成員黨在分享政治利益及資源時的爭執。伊黨在北馬和東海岸州屬擁有強大的支持基礎和影響力，而土團黨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力相對薄弱，導致雙方在資源分配、政策制定及候選人提名等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這種不平衡的結構導致內部鬥爭頻繁發生，削弱了國盟的凝聚力，使其在面對外部挑戰時顯得脆弱。
自2022年大選以來，國盟內部的不穩定性不斷增加，特別是部分土團黨國會議員轉而支持團結政府，為了選區發展和資源分配的需求。一些成員出於對失去權力和撥款的恐懼，選擇跳槽或向伊黨靠攏，這進一步削弱了土團黨的影響力。
最終，國盟內的這些內部衝突和矛盾，無論是在吉蘭丹、玻璃市，還是沙巴等州，都在不斷削弱國盟的凝聚力。隨著這些鬥爭的加劇，國盟在未來選舉中的表現可能會進一步下滑，甚至面臨分崩離析的風險。
事實上，這些內部矛盾在最近的吉蘭丹能吉里州議席選舉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伊黨（PAS）在吉蘭丹長期掌控州政權，這使得土團黨難以在政策制定和資源分配中獲得對等的話語權。在能吉里補選中，雙方在候選人提名上出現了嚴重分歧，最終決定讓原本屬於伊黨的里茲瓦迪以土團黨的代表身份參選。這一決策激怒了土團黨吉蘭丹分部的部分成員，導致部分人退黨，進一步削弱了土團黨的地區網絡。選民對伊黨的執政表現感到不滿，加上對手採取的「在地化」競選策略，最終導致國盟在這場補選中慘敗，失去了這個曾被視為國盟「堡壘州」的議席。
類似的內鬥問題也出現在玻璃市、檳城和沙巴等州。這些矛盾和鬥爭嚴重削弱了國盟的內部凝聚力，使其面臨分裂的風險。
在玻璃市，國盟的行政會議團隊重組引發了內部鬥爭，伊黨和土團黨之間的不和愈演愈烈。州務大臣穆罕默德·蘇克里·南利的兒子捲入了一宗舞弊案，涉嫌偽造供應合同，涉及超過1萬9505令吉。此事不但讓反貪會介入調查，還動搖了國盟在當地的執政穩定性，更引發了是否更換大臣的討論。
在檳城，伊斯蘭黨（伊黨）與民政黨之間的矛盾主要圍繞非穆斯林權益、州領導層的選擇、中庸路線以及華文教育問題持續發酵。雙方在六州州選期間相互掣肘，甚至在檳城的一次集會中，伊黨驅逐了民政黨全國主席劉華才。這場鬥爭不僅限於檳城，矛盾蔓延至全國，兩黨的緊張關係愈發嚴重。民政黨甚至一度威脅退出國盟，而伊黨則多次呼籲民政黨盡快離開，令外界質疑國盟能否在下屆全國大選前維持其聯盟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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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沙巴，國盟內的土團黨在2022年大選後經歷了一場崩盤，許多領袖和國會議員相繼跳槽至團結政府，這大大削弱了土團黨在沙巴的政治影響力。如今，伊黨試圖在沙巴擴展其勢力，並計劃與國盟的盟友沙巴進步黨在議席競爭中展開角逐，尤其在即將舉行的沙巴地方選舉中，伊黨正謀求更多的參選機會。這種內部競爭不僅削弱了國盟的凝聚力，也讓沙巴本地政黨感到不安。更為嚴重的是，伊黨企圖將宗教議題帶入沙巴，這與當地多元政治文化以及國盟盟友的利益發生衝突。如果伊黨在國盟內獲得沙巴的話語權，可能會在地方選舉中面臨當地選民的強烈反彈，尤其是那些對宗教和族群議題敏感的選區，這無疑會進一步損害國盟在沙巴的選舉表現和長期發展。
除了內部鬥爭，國盟還面臨來自團結政府和公眾的外部壓力。
一方面，團結政府通過利用國盟內部的分裂，尤其是針對土團黨的國會議員，試圖拉攏他們轉投團結政府，以此削弱國盟的政治影響力，並逐步瓦解土團黨的勢力。團結政府在專注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議題上，試圖吸引更多的中間選民和游離選民。在最近的能吉里補選中，團結政府迅速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例如設置自動提款機、推動工業發展以及提高公務員薪資，成功吸引了過去支持國盟的軍警票和公務員票，並影響了一些中間選民和土著選民轉而支持團結政府候選人。與此同時，國盟在補選中的策略主要集中於全國性議題，但忽視了當地選民最關心的具體問題，這導致其在地方選舉中無法獲得有力支持。而這種情況並不僅限於能吉里補選，其他州的補選也顯示出相似的趨勢。
另一方面，過去支持巫統的選民逐漸回流，接受巫統與行動黨的合作，並開始恢復對團結政府的支持。隨著時間推移以及東馬的穩固支持，團結政府能夠利用其執政資源，通過政策利益和基建項目來吸引更多選民，逐步削弱國盟在北馬、東海岸和其他鄉郊地區的根基，進一步鞏固其政治優勢。
對國盟而言，2022年大選掀起的「綠潮」聲勢逐漸減弱的另一原因是國盟未能制定清晰的行動綱領和選舉政綱來回應選民的期待。在馬來票全面分裂、沒有任何單一政黨或政治聯盟能夠贏得過半數議席的局面下，國盟的單一種族及宗教極端路線只會進一步限制其吸引力，特別是在多元種族和宗教的選區中。隨著國盟日益被伊黨主導，這不僅讓非穆斯林選民擔憂未來的宗教政策，也使得中間選民對國盟的支持意願下降，這不僅削弱了國盟在馬來半島北部和東海岸的影響力，也讓其在更廣泛的選區中難以擴展支持基礎。
當然，一旦團結政府在管理上出現失誤或無法履行其政策承諾，國盟將有機會利用這些漏洞重新獲得選民支持。如果團結政府無法應對經濟挑戰或解決民生問題，國盟可以藉此攻擊政府的弱點，重塑其政治形象，並再次贏回部分選區的支持。
不過，按照目前的趨勢來看，伊黨在其大會上發表的與非穆斯林結婚來吸引選票的言論，以及GISB兒童之家醜聞的曝光，都讓人對國盟的翻身能力產生質疑。GISB醜聞揭示了國盟內部的道德和法律問題，這些負面事件引發了輿論的廣泛關注，進一步削弱了國盟的道德立場，使其難以有效攻擊團結政府。
相反，團結政府果斷處理醜聞的姿態展現了打擊不正當行為的決心，贏得了保守選民的支持，進一步穩固了其執政地位。這樣的行動吸引了那些對國盟失去信心的選民，尤其是尋求更穩定選項的選民。
長此以往，國盟的前景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隨著GISB醜聞的持續發酵、國盟內部分化加劇，以及團結政府陣營的持續攻擊，國盟可能在未來選舉中遭遇更大的挫敗，進一步被團結政府壓制，逐步失去其政治主導地位，甚至面臨倒台的風險。
因此，國盟的未來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能否有效處理內部矛盾、積極應對外部壓力、回應民眾需求，並通過地方選舉和補選提振士氣，給支持者一個在未來全國大選中取勝的希望。倘若國盟無法及時應對這些挑戰，那麼它將面臨選民流失、政治邊緣化，甚至可能在下一屆全國大選前就遭到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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